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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香椿树街”要写一辈子

时间:2013年06月27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
 

  香椿树街,一群在街上晃晃悠悠的少年……那时候的天空湛蓝、阳光灿烂,但是没有阳光的日子更多,阴郁的、悠长而寂寥的小巷,承载着苏童少年的惆怅。他以童年的视角穿越时空,那时的他爱沿着香椿树街奔跑,不见得多快,但是奔跑的姿势独特,足以让人记住,那个奔跑的孩子就是苏童。

  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闯入秩序井然的屋子,那里有众多竞相“讲故事”的能手。他用尖叫引起别人的注意,然后很潇洒地吹着口哨离开,似乎目的仅在于此。

  在苏童的创作中,童年是个独特视角。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透过童年的望远镜照见现实的生活,有时是某些记忆的碎片,有时是垃圾或者香烟壳。一个从未出过苏州城的孩子,对这些格外敏感,这让他能最大程度地利用童年的记忆,呈现所谓狭窄封闭又充满野性的孩子的生活状态。

  “我一直在挽留这个敏感,通过小说的方式。挽留的渠道差不多,但有时会在刹那间突然想到几十年来从没有想过的一个人或一件事,我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小说来了。”童年记忆保留到现在,定是有价值的东西,对苏童而言,直觉很重要。

  20世纪80年代,他陆续完成的“红粉系列”,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比如《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因为《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被贴了“女性写作”的标签。他的另一个标签,是历史题材的创作。《碧奴》和《武则天》的写作,是幻想现实主义的实现。苏童说,他个人看重写作中的这个环节。他希望是一个非常完美地利用幻想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作家不应陷入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必须学会进退有余,离地三公尺飞行。”

  他身上没间断过“标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其实在他心里,作家哪里需要站队?不仅不站队,还要彻底打乱。无折腾就无小说。于是,孩子气的“尖叫”之后,随着年岁渐长,苏童换了一种“折腾”方式。“对别人来说是回归,参照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恰好是创造。在那之前我没有按照传统的路数写过小说,没有认真塑造过一个人物。《妻妾成群》之后,我又变成一个新来者。”苏童说,所谓前进的方式其实是后退,《妻妾成群》是他后退一步的结果,他的表达方式有了明显变化。

  调皮的孩子在故事中找到了乐趣,并沉浸其中乐不思蜀。他在一部部小说里培育生命,和他们朝夕相处然后分手,如一场场艳遇,但是跟欲望无关;他在故事的河流里潜入又浮出,四处游荡。《1934年的逃亡》、《少年血》以及《河岸》,“逃亡”在他的小说里都是一贯稳定的因素;“河流”也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背景。在新作《黄雀记》里,苏童的这些特点依然存在。

  “放逐是我比较迷恋的小说主题。有好多小说会不由自主地契合这个主题。逃亡是一种颠覆,颠覆他人所说的小说秩序。”苏童说,很多作家都有意做一个对故事常规或形式上的破坏者。他的“破坏”更有挑战性,是因为他只在邮票大的地方做道场。他说,“香椿树街”要写一辈子,不会厌烦。

  这次他“画”的邮票叫《黄雀记》,仍然是香椿树街的故事,但整个故事历史时间拉得比较长。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面目复杂,而不是做一个简单地被一两句话概括的作家。“倒不是有意树立复杂多变的形象,我的创作一直想自我调整,设计一个模糊的未来,设计所谓如何说故事。过去的讲述还没有剖析到人物的灵魂深处;《黄雀记》不同,我很努力地写到最深处,像一道光,像一把刀,切入最深的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一寸为止。”苏童说,书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之鲜明,是他写作以来最满意的,以至于能够“看见”他们。“过去我也在努力塑造人物,但没能‘看见’他们;《黄雀记》的写作,是人物离我最近的一次,每一个章节写作中的相处,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写到某个对话时,如果写得不妥当,人物会自动纠正我:应该这么说话。”

  《黄雀记》的结尾,失魂的爷爷怀抱带有胎记的婴儿。那胎记是羞耻的记忆还是其他?那怀抱的是温暖还是桎梏?苏童不说,只是神秘地微笑,把更大的悬念留给你我。


(编辑: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