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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深红爱浅红——大同文艺历史述描

时间:2013年05月2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聂还贵

  谁说代地“鲜好文字”?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

大同云冈石窟

复建后的大同古城一角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价值,每个时代的价值受孕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最有价值的时代,绝不会取媚权力、财富和刀剑,而一定以思想、科学、艺术为崇高追求。思想、科学、艺术价值,是考量一个时代高度的标志,是彪炳千秋的黄金文明。

  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北)魏雕(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画,中国历代王朝更迭,若川剧变脸,多少文明创造一时昙花,风光不再。惟有这一链艺术元素,这一枚枚回音着历史意蕴的艺术符号,延续着、诉说着、鲜活着曾经的文化生命。

  艺术,弱者的选择。不,艺术者将自己高强的才华智慧,转化成艺术穿越时空的力量。——人们只有在艺术天地里,才能找到原真自己,才能呼吸到清新至纯的空气,才可使化妆的人性得到回归复原,让灵魂有了安顿的可能。

  流过我们心灵和记忆的不是塞纳河、尼罗河的涣涣河水,而是浸润其中的灿烂文明与文化;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牛顿笛卡尔荷马但丁名字符号后面,是穿越时空的思想、科学、艺术光芒。前苏联作曲家梅特涅尔评赞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每当第一次钟声震响,你会感到整个俄罗斯都在跃然奋起。

  中国史籍多为汉人所著,故少数民族屡陷被拒之门外的境地。与其说代地“鲜好文字”,毋宁说其“文字”独秀,风骨卓然。

  草无春夏花无冬

  风月无边自枯荣

  淡绿墨绿参差绿

  深红浅红错杂红

  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礼兴乐盛,修文辉武;讲六代之宪章,布三阳之风雨”,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

  北魏最早建立政权“代国”,楼烦和崞县均属其管辖。楼烦,《秦地图》有释:为雁门属县。《读史方舆纪要》:“《志》(《括地志》)云:楼烦,胡地。赵武灵王曰:吾国西有林胡、楼烦之边……汉置楼烦县,属雁门郡。”吕思勉《两晋南北史》详解:楼烦,汉县,在雁门关北。

  东汉名臣、楼烦人氏班况,所生子女,文韬武略,各具才情。其子班彪为东汉史学家;另一子班固,不仅著《两都赋》脍炙人口,更有《汉书》开中国地理学先河。

  今原平市与代县接壤处有村庄叫班政铺,据说即为班氏故乡。村口曾有一通清同治八年(1869年)孟夏立碑,上刻“三班故里”。汉代曾于今山西怀仁县东置班氏县,属代郡。

  雁门崞县人氏郝隆,经纶满腹,风流倜傥,清淡玄虚,超拔逸然,尽显东晋名士风范,以“学圣”之名、参军之职与书圣右军王羲之并称。

  丰饶鲜活的时代沃土,必然催生烂漫蓬勃的艺术花卉。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与南朝汉民族文学,形若两岸对峙的山峰,因地而异,各有妙姿鲜色。《隋书·文学传》以为南朝文学“贵于清绮”,北朝“重乎气质”,客观中肯,贴近史实。而钱钟书《管锥编》言北朝文人皆模仿南朝,文风未有独创,实则一管之见,失之偏颇。

  北魏大臣王肃,文思睿敏,独出机杼,所创《悲平城》特殊诗体,续汉赋晚秋,唱宋词阳春:“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一如诸葛亮所“尝好”的汉乐府曲牌《梁父吟》,引得后人纷纷仿效。

  《水经注》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郦道元在平城为官多年,平城好山好水把他养育成为一代水文地理学家。约三国时期,一部以中国水道为纲的地理专著《水经注》问世,其1.5万字,记述水道137条。郦道元以30余万字为之注疏,水道扩及1252条。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苦心孤诣而成的《水经注》,兼地理学、历史学、文学于一体,注定被后世尊称“郦学”奇书。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唐宋诗文家的篇什里飘忽有《水经注》影子;郑振铎叹其“舒卷自如,重过千钧”;胡适晚年潜心研究“郦学”,乐此不疲。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与南梁释僧祐的《广弘明集》,人谓双璧之作;刘知几《史通》称道“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四库全书总目》赞美其“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颜子推虽为北齐人,但其《颜氏家训》采撷了大量北魏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翔实记录了“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兼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功效,故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冠称,至今光芒不减,实乃中国传统家教宝典。

  北魏学者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要事”,概述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农科技术,以划时代农业百科全书,照耀中国山川河流。

  《魏书》,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皇朝史,作者魏收与邢子才、温子升号称北魏“三才”,高欢曾将其与孝文帝时的崔光相提并论。崔光乃北魏名臣英才,孝文帝曾以“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赞之。魏收奉北齐文宣帝诏命撰写北魏历史,文笔畅美,多有创见。

  中国古代24部正史,将《魏书》汇编其列,无疑是对北魏及拓跋氏的认同与尊重。

  《魏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皆为功在当时、惠泽千秋的历史文献,北魏国家风气开张、花木争春的结晶,记录和见证着北魏大开放大融合大交流时代的飞影流华。

  北朝民歌是中国文学史园地里一朵瑰美奇葩,从中可以清新闻到当时北方民间多民族的吐纳呼吸。子路被“强”字所惑,孔子启蒙:“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注》云:强,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刚猛为强。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该曲中的乐器鼓角相闻,是北方民族一种马上演奏的军乐。其歌词作者多来自北方民族,尤以鲜卑人为主。

  “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不同民族间的文明传承与影响,总是以双向选择与互动交流为表现形态。

  鲜卑族民歌,“其词虏音,竟不可晓”,一部分遂译成汉语,一部分直接用汉语创作,此乃孝文帝“诏断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令其皆作中国歌”之结果。

  孝文帝打小受冯太后汉文化哺育,汉语水平尚好。他锐情文学,长于诗赋。“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一次与侍臣联诗言志,击节而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众臣受其鼓搏,争相抒怀,跃跃欲试:“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同仇敌忾,令人感佩。现存孝文帝《吊比干文》两篇骚赋中,一代英主的思才,至今犹在奋飞,不肯飘落。

  北朝民歌中最为著名当属被中国诗歌史并称为“双璧”的《敕勒歌》与《木兰辞》。此两首民歌不像《孔雀东南飞》纯系整齐“五言”,却以杂言叙事,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综,“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与魏碑书体异曲同工,相映成趣。

  “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与其说《木兰辞》在讲述木兰怎样替父从军,倒不如说是在展现一幅鲜卑人如何身经百战、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花一样的名字盛开到今天;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谜一样的故事传说千百年……”花木兰,民间传说是平城京畿人,这场战争说的是北魏对柔然的征讨。1995-1996年,在大同城南,那座北魏太和年间构筑的明堂遗址,重见日光。这便是木兰“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庄严神圣的地方。

  站在北魏明堂遗址,放声朗诵一遍《木兰辞》,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和生动。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音乐的河流,在大同这片土地上古老地歌唱着,像大同采凉山上的松涛,像大同万泉河水的波浪。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北魏一定是音乐的国度,乐府的繁荣便是例证。一是草原民族好歌善舞,音乐是其生活之魂;二是音乐可谓佛教脉搏,跳动着佛教的生机活力。诵经实为唱经,寺院庙宇无处不梵音;三是北魏平城,曾为西域与北方与中原乐舞交汇中心。

  拓跋珪在平城正式登基称帝的当儿,即令乐师定律吕、协音乐。每逢正月元日,皇宫都要声势浩大、场面宏壮地举办名曰《真人代歌》的拓跋鲜卑传统歌会,“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真人代歌》长达150章,“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孝文帝与冯太后“明离并照”的太和年间,北魏正式设立了乐府官署。《魏书·礼志》:“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多元融合的北魏音乐,主要由鲜卑乐、西凉乐和中原乐构成,适如《旧唐书》所云“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以后,旧章湮没。太武帝破统万城,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所用”。而西凉乐,实为佛教梵音。

  南怀瑾论说: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八音中以金为要,五方乐曲以西乐为主。作为各民族融合轴心的平城,“琵琶长笛曲相和”,荟萃了南北方各民族以及来自西域、印度的乐器。

  “影中群像舞,空里众灵飞”。云冈石窟第12窟对北魏乐舞盛况作了全景雕录,故称“礼乐洞”、“佛籁洞”、“天华洞”。“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华”。打击、弹拨、吹管乐器应有尽有,鼙鼓、箜篌、琵琶、羌笛、排箫……宛然一座“妙处难与君说”的音乐展馆。走进洞内,“诸乐不鼓自鸣”,令你沉醉神往,荡起一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冲动。

  分前后两室的“礼乐洞”,外室顶部呈方形天花板状,十朵莲花并蒂开放,一枝一叶都摇曳着千年音乐的芬芳。天花顶部有六身舞乐艺人圆凸浮雕,中间那个手无乐器、合掌上举者,酷似庞大乐队的指挥。四壁纷纷伎乐天,或歌或乐或舞,各有所司,惟妙惟肖,叫人忘情地生出“唤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那样奇妙的幻觉。

  北朝文学,尤是生气郁勃的北朝乐府诗歌,池塘春草,小荷蜻蜓,传递出唐代诗潮的春汛。沿着北朝乐府弯弯的花径走下去,前面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歌盛唐。

  中国书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腾,奇峰叠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观。魏碑亦称魏楷,其承汉隶,启唐楷,与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彼此竞相开放,浓芳袭人。

  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也可谓游牧边塞文化撞击中原华夏本位文化的产物。

  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钟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晋末,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大相径庭。清朝刘熙载论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魏碑由隶入楷,化隶成楷,成为楷书另一源脉:

  其一,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清新刚健,鲜然勃发,生活气息春云葱茏,与南朝士大夫“风流蕴藉”书风迥然相异。

  其二,北魏民间书法家们,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用笔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构因势赋形,变异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结体规范划一,笔画间距离关系过于“精确”。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其三,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金石萃编》一书说:“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米元章、黄山谷乃至赵孟頫、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丰其羽翎。清中叶碑学兴起,何子贞、赵之谦、郑板桥、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开宗立派。

  魏碑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刚健,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之气;如剑如戟,铿锵作鸣;笔画不拘不泥,长短有致,一如宋词元曲;参差中有章法,错落中见严谨;笔力遒劲挺拔,气势雄健豪放。

  作为一种新型字体,魏碑融进拓跋鲜卑人的个性追求,奔卷着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风帝气。

  “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梁启超对中国书法卓有见地,康有为连连点头称是:“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又一边抚摸《晖福寺碑》,一边激动不已地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后于《广艺舟双楫》列数魏碑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北碑之林,惟《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最为秀卓。《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锋芒犀利;碑阴所刻少数民族姓氏,稀粹为民族史研究重要资料。《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现存曲阜孔庙,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体乃魏碑后期佳构,其笔触法势清新自然,流宕天真,从心所欲,却不逾矩。两碑前呼后应,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国书法里程碑意义,为人们所珍爱与仰敬。

  “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魏碑书体与云冈石窟一样,也是一座宏伟的开凿和建造,或者说,它是书体的云冈石窟。而云冈,不正是一块巨型的“魏碑”?那刀锋、那线条,给中国书法以奥妙无穷的启悟……

  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精品灿烁,俯仰可拾。分别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见证着魏碑的初创。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东巡之碑》,魏碑书体已成定势,至《司马金龙墓铭》《永固陵碑石残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惊世骇俗,闪电穿云。其笔力苍健,气势雄浑,令人叹为魏碑观止。

  道武帝开国立政,太武帝统一北方,两帝皆以“武”标称,谓武力征服时代;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扬名,属文治时期。文成帝感谢拓跋珪和拓跋焘,他们以热血与冰剑,为他的国朝日月抹上和平无战事的亮色,“四方无事,国富民康”,使之有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开凿云冈石窟,也让他在太阳底下,车辚辚,马萧萧,大规模实施南巡。

  谈及魏碑,无论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写的太武帝“祝文”。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前来平城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臣,向太武帝献上一份特殊“礼物”——在大鲜卑山发现拓跋氏祖庙“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选派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自平城出发,从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达大鲜卑山,虔诚拜祭了祖先圣庙,并将其嘱托的一篇祭祀文诰雕刻在“嘎仙洞”洞壁。

  这篇后来收录在《魏书》里的“祝文”,成为“嘎仙洞”即是鲜卑人祖宗石室的确凿依据,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碑书法珍品。

  “云为山态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书法,魏碑助澜佛教艺术。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书法是寺庙文化的诗意符号。云冈石窟第11窟内的“太和七年题志”,作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当属上乘之品。其谋篇布局,厚重浑朴,洋洋大气;用笔劲挺沉静,酣畅雅美;骨力苍古,隶韵飞动;刚柔圆曲,妙味十足。正所谓“咫尺有万里之势”,实乃“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之典范。在万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题记》前,梁启超眼睛一亮地赞说: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经书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闪光,这些经书里已发现有21件属北魏写经真迹;《龙门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记》,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时期所刻。

  书画同源,写到极处便是画,画到极处即为字。北魏书法独领风骚,其壁画亦堪称一绝。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壁画屏风漆画,烈女、将相、高士、逸人……众生百相,世态万象。《中国美术全集》解读:“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悟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属铁线描。”大同沙岭北魏墓中壁画,一笔一画,一线一描,透出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被列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以黄帝子孙自诩的拓跋氏,穿越草原,一路走来,甚为尊崇汉学儒教。北魏建国伊始,即大办学校。首都平城除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并立之外,又开设皇亲之学,地方上呼应办有郡国学、乡学;《魏书·儒林传》有记:拓跋珪“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学为先,置五经博士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比,凡四万余字,另曰《众文字经》”。

  太武帝将北凉带回平城的儒学之士任以中书博士,如索敞、常爽。“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学为意。敞为中书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平城西),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

  北魏仅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便取数百名贤士;卢玄、高允等汉族英才被任为中书博士;又“别立太学于城东”,“以经义断诸疑事”,“于是人多砥尚,儒业转兴”;更有太武帝亲自新造千余汉字,使之融汇到滚滚汉语长河。

  孝文帝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开皇宗学(类似东汉官邸学,即贵族学校),在平城建孔子庙。

  北魏造就一批儒学大师,《魏书·儒林传》录有17人。大师门下,学生多时达千余人。《魏书·儒林传》评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官学算学博士设立始于隋代,而北魏太武帝却将通达阴阳术数、游学诸方的长乐人殷韶,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算学博士。殷韶精益钻研,撰有《四序堪舆》,影响久远。

  辽国的契丹人,不仅在西京大同设最高学府国子监,而且设科举考试137年,开考56次,取状元56人,进士2479人;明代大同府下辖4州:应州、浑源州、蔚州、朔州;7县:大同、怀仁、山阴、马邑、灵丘、广灵、广昌。城内有大同府衙、大同县衙。府设府学,州设州学,县设县学,通称儒学,学生即秀才。明洪武八年(1375年),将元代大同县学改为府学,地址在今皇城街一带。元代大同县学前身是辽金时期西京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朱桂占用大同府学,建代王府,将当时云中驿改为府学,即今大同文庙一带,府学门街由此得名。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兴办云中书院,地址在府衙东面。明正德年间又创立“务学书院”,《大同府志》:务学书院,在府城内西街,广灵王(朱桂第二子)第三子镇国将军务学翁治置。

  文化是社会历史一种深层次沉潜力量,没有文化的支撑、托举与引领,北魏何以立国一个世纪,辽金如何霸主数百年。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持以发掘深究而不是忽略与漠视,是摒除傲慢与偏见而负责于历史的应有姿态。

(编辑: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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