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冰心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她最初和最后的恋慕。“母爱”是冰心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她认为，母爱是心灵的故乡，生命的绿洲。母爱是人的一种天性，并不需要理由。母爱虽然或隐或显，或出或没，对于儿女而言都不差毫分；无论子女贫富或贵贱，母爱都不分厚薄。在《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南归》《再寄小读者》中，读者都能看到她母亲圣母般的身影，都能听到她对“母爱”深情而热烈的讴歌。在冰心笔下，母亲是春光，她的膝上和怀里，是孩子避风的港湾。我铭刻于心的是一首小诗：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但是，冰心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抽象的，让她立体化呈现在我心中的正是《关于女人》一书（1943年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中的《我的母亲》。这篇作品虽然叙述者是虚拟的，但内容则基本属实。读了这篇作品，我才知道冰心的母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善于相夫教子，跟子女之间建立了一种亦母亦友的关系；而且“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地接受现代的一切”。文中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大约是1908年一个大雪夜里，冰心“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原来当时正值反清民主革命高潮，冰心的几位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她母亲就是这样秘密协助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文中所说的《天讨》，是《民报》发行的一种临时增刊，章太炎主编。该刊刊登的《讨满檄文》，历数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十四宗罪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冰心又有两篇写母亲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篇是1979年发表于《福建文艺》四五期合刊的《我的故乡》，另一篇是1988年3月8日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我的母亲》。

　　《我的故乡》写的是冰心的家世。文中给我印象至深的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冰心之父作为“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此时她母亲悄悄买了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如果父亲一旦殉国，她就立即服毒自尽。这件事的意义已经挣脱了封建“节烈观”的樊篱，而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主义色彩。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位让儿女引以为荣的母亲，名字叫做杨福慈。

　　1988年发表的《我的母亲》，应该是冰心一生中写母亲的绝笔。这篇文章又增补了关于她母亲的一些“微末细小之事”。比如，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曾将黎元洪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由于黎元洪与冰心之父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窗，所以冰心之母常提醒他父亲去探望这位身处逆境的“副总统”，而不是如一般世俗之人那样疏远落难者，甚至落井下石。这些描写，更增添了我对冰心母亲人格上的景仰。

　　也许是冥冥之中机缘巧合，我也有一次写母亲的人生经历。那是在1957年夏天，我从湖南长沙第五中学（现已恢复原名，叫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而高考作文题就是《我的母亲》。按理说，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这应该是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抒发的应该是真情实感。无奈的是，在1955年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我母亲被中南工业大学（现名中南大学）卫生科开除，罪名是“盗窃一瓶链霉素”，而并无真凭实据。这个冤案直至1981年底才彻底平反。林默涵同志曾问我：“你母亲只不过是卫生科的一名药剂师，怎么会受胡风集团牵连？”我回答说：“您忘了吗？反胡风运动从文艺界波及到全社会，成了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说什么处处都有反革命，人人身边都有‘老虎’。我生父当时在台湾军中任职，母亲虽然是弃妇，也摆脱不了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不开除她开除谁？”在考场上，我无法替我母亲陈情喊冤，又无法真实描写我母亲被开除之后几乎走上人生绝境的苦痛遭遇。灵机一动，我只好把母亲虚构成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而壮烈牺牲。母亲成了“烈士”，我也就成了“烈士遗孤”，混进了“红五类”队伍。这篇只有准考证号码而不署真名的作文因而也得了高分，帮我考上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我在感到短暂的得意之余，内心却充满了长期的愧疚。因为我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无法像冰心那样如实描写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后来写文章说：“我不愿再经历那种不能如实描写母亲的时代。这种‘大时代的小悲剧’，对于时代固然是小而又小，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却关系着他（她）的半生乃至一生。”

　　我考上南开大学那年只有十七岁，紧接着就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事件。我毕竟不是烈士遗孤，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狗崽子”，在那种“血统论”肆虐的年代，我的遭遇是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难想象的。我能默诵冰心《繁星》中的那首小诗，在多次产生轻生念头时也曾想到钻进母亲怀里去躲避风雨。但我却无法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凝神在她轻轻的摩摸中”，去感受“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母亲含辛茹苦垒造的小巢已被风雨摧毁，她自身遍体鳞伤，哪里还有余力来为我舔干伤口上的血迹？于是我感到了冰心母爱观的脆弱。这种母爱观只能在和谐社会中成为婴儿的摇篮曲，并不能在畸形社会为身处凄风苦雨之中的孩子们遮风拦雨。

　　1976年，我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通过鲁迅作品，我接触了一位德国女版画家，叫凯绥·珂勒惠支。这位版画家的作品有两大主题：早年是反抗，晚年是母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珂勒惠支用她的慈母的腕力，用版画反映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表达了对他们惨苦遭遇的“纤秾的同情”。鲁迅也指出：“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在《磨镰刀》这幅版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饱尝苦楚的母亲眼里“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在《战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在用那双“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战场上寻找被官兵杀害的儿子的尸首。在《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浑身是力，挥手顿足，鼓舞着反抗者勇往直前。于是，我从中感受到了母亲的另一种释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