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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应回到传统诗学的原点

时间:2012年08月2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 迅

  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更多地表现出辞藻的理论化、西方化(其程序为:具体经验→归纳或演绎→抽象概念),而缺少跟踪作家和感悟文学的生命含量。从根本上说,这是背离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方向的。

  批评家有必要把自己的写作纳入到文学审美之维中考量,意识到批评写作也是一种文学写作,应该具备文学本身的质素。

  立足之本:文化追索,感悟生命,不涉理路

  在文学批评写作中,批评家要完成的工作不仅是对作品的评价,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与作者的对话、与读者的交流等过程。那些卓绝的文学评论往往是在三者的互动中完成的。一般来看,当代中国批评话语主要来源于西方,而在理论的原创性上少有建树。那种限定于文本内部分析的“新批评”,对文本修辞的研究固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我们认为,文学批评不可能漠视作品产生的外部条件,“新批评”提倡的“纯批评”在方法论上陷入自我束缚的困境,便是有力的证据。归根到底,“新批评”的文本解析是静止的和单向的,既无法解决面对自身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也实难体现出文学批评的灵性与活力。鉴于此,我们解读一部作品或者文学现象,也要同时照顾到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换句话说,批评家不妨在中国批评传统中吸取养料,尽可能用民族化的形式去阐释文学。在此基础上,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之间才能建构起一套有效的对话机制。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我们对人物的分析就必须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去印证艺术形象的合法性。这种诗学范畴的文化追索,一直是我所推崇的。因为只有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事物的真相才会显露出来。而在语言结构上,也应体现出我们民族特有的阅读心理和思维习惯,尽量拒绝批评语言欧化和学术化,相对来说,那些灵动性和趣味性的语言更容易与作家和读者达成某种灵犀。

  批评家的立足之本,不仅在他对世界和经验的占有,更在他与作者所达成的契约,在他与文本的深层对话。而这种对话不是对文本修辞的简单分析,也不是对作家生平的一般考察,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的。我一直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更多地表现出辞藻的理论化、西方化(其程序为:具体经验→归纳或演绎→抽象概念),而缺少跟踪作家和感悟文学的生命含量。从根本上说,这是背离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方向的。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是超脱于分析和演绎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司空图则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称诗“不涉理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受感性思维传统的影响,强调的是批评家主体的参与。相应地,所引入的概念皆与人的感知系统有关。比如,“缘情”、“悟”、“不可言说”、“文如其人”、“意境”、“情景相生”、“物我相冥”等。这些美学范畴也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诗学体系,包含了主体的情感因素,浸润着批评家丰富的生命体验。

  审美之维:批评本身也是艺术

  如果说学术研究更注重逻辑的梳理与理性的推断,那么,文学评论则更强调批评主体的经验参与。而这种经验的参与,在评论中不仅表现为批评家个人经验的引入,也体现在对人物内心的揣摩和对作家灵魂的跟踪。由于这种生命化的体验,文学评论的文学性才不至于被抽象的诗学话语所淹没,而是在一种细腻的审美感知过程中突显出来。在我看来,批评家有必要把自己的写作纳入到文学审美之维中考量,意识到批评写作也是一种文学写作,应该具备文学本身的质素。在古代批评传统中,少有分析和推理的文字,而更多的是意象和心机的呈现。以《文心雕龙》里“原道”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卉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为表征自然之道,刘勰的文章并没有过多的分析和演绎,而是以丰富的感觉意象出之。司空图的诗论《二十四品》,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文学批评意象审美上的表现就更为出色。而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卓有建树的批评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比如,李健吾这样评叶紫的小说:“叶紫的小说始终仿佛一棵烘焦了的幼树,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击的暮春的幼树。”这种意象式批评,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对文本的艺术化呈现,也是对理想读者的潜在召唤。对于批评文字中所显示的文学性,评论者若徒有高深的理论水平,而无诗人的才具,显然无以为之。鲁迅就说过:“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很少。”当然,鲁迅的话是针对当时文艺批评现状来说的,其实,即使在当代,“两栖”的批评家也依然少见,而如今的文艺批评既不讨作家的欢心,又十足让读者生厌,恐怕很大程度上在于批评家缺少两副笔墨的缘故。

  如果说文学批评存在一个现代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中最典型的代表无疑是李健吾。阅读李健吾的文学评论,你会感觉到他文字中所弥漫出的艺术美感。在他看来,批评也是表现,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因此可以是美的。例如他评巴金《神·鬼·人》的开头:“巴金先生再三声明他要沉默。我不相信,犹如我不相信湖面结冰鱼全冰死。因为刺激或者愤懑,永久和笔告别,未尝不可能,但是在巴金先生却不那样简单。他的热血容易沸腾上来,他的热情不容许他沉默。……他有一个敏于感受的灵魂,这灵魂洋溢着永生的热情,而他的理性犹如一叶扁舟,浮泛在汹涌的波涛。这中古世纪的武士,好像向妖魔恶战一场,需要暂时的休息,以便开始另一场恶战——一个和世俗又和自我的争斗……”从这段文字,我们不但体验到批评的语言魅力,更重要的是,评论者似乎看透了巴金,那是一个真实的巴金,表面的沉默的外衣下,覆盖着一颗热烈的心。作家的内在气质,以及深藏于内心的纠结之处,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李健吾犀利而独到的眼光。而倘若没有深入作家灵魂的近距离观照和探究,我们又如何能如此深刻地理解巴金呢?

  理性规约:富有理趣,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相对于学术化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更着重于批评家的主体感受,而文学研究则以科学性与客观性见长。但我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只是批评家一己的主观臆断,而丝毫不讲究理性的评判,而是说,批评家的情感介入和想象飞升是有限度的,因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审美判断又受到理性的潜在规约,理性之于批评如鱼之于水,同样不可或缺。中国古代诗学就有“理趣”一说,如袁燮评陶渊明的创作时说:“理趣深长”,“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曾被很多人认为是所谓的“印象式”批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李健吾那些看似显得有些唯美的文字,也并不能被简单作为它被指认为唯美主义批评的佐证。其实,李健吾对巴金创作心态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初级的感触式的猜想,而是评论者与文本之间深层理性交流的结果。对文本的观察,李健吾的意识中无疑存有某些客观的审美标准。他认为:“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它明确道出了文学批评的两个基本要素:科学性和艺术性。没有学者视野的理性洞察,批评只能流于一种感悟,就会有陷入神秘化的危险。然而,李健吾也厌憎那些不中肯而又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由于艺术感悟的缺席,此类文章可谓“句句落空”,致使批评沦为一种工具。可见,李健吾并非独自取法于法朗士的印象式批评,也不愿委身于阿诺德的鉴赏式批评,而是综合二者之优长,为我所用。法朗士教会他将自我投入文本中“探险”,而阿诺德则不时提醒他,将其自我和文本间离开来。从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来看,李健吾的批评文字是自我与非自我的融合,限制与自由的统一。鉴于当今中国文学的批评现状,李健吾的观点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的文学评论以引用西方理论为时尚,以注释的多少定胜负,致使文章不仅于读者晦涩难懂,于作者也无启迪,究其因,在于它没有基于艺术感悟的审美穿透力,更遑论美感了。

  批评态度:谦逊平和,不因利害褒彼贬此

  在批评语气与态度方面,当代文学批评呈现出气势喧然、语调武断的气象,以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表现出咄咄逼人的称霸作风,而这也是与中国批评传统迥然有别的。中国传统诗学罕有专断和判决的作风,而更多的是商榷和平和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确立,可能主要归功于传统批评介入作品的方式。在古典诗学中,批评家的抽象思维隐没在文字背后,而呈现出来的却是内心直觉的美感经验,而这种审美的呈现方式,恐怕正是避免简单专断作风的根本原由。实际上,在传统批评中,批评家文学修辞的可能性空间很大,远不局限于意象的诗美表现。比如,叶燮的杜甫诗论就是以连珠炮式的疑问句式取胜的:“如玄元皇帝庙(按:杜甫诗)作‘碧瓦初寒来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日出,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从这段文字来看,高密度的疑问句式很容易让读者在直觉中唤起诸多层面的想象,同时在作者意象的求证中获得点化。这种疑问语气自然是批评家对诗人心境的感应,但更表达出评论者邀请读者共同品味诗境的强烈意愿。李健吾也认为:“批评者与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从《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两本评论集可以看出,无论是巴金、沈从文、曹禺、何其芳等名家作品,还是朱大丹、罗皑岚、陆蠡等很少受到关注的作家的作品,李健吾都能站在尽可能公正的立场,以与作者和文本的双重对话的方式表达他的见解。因此,李健吾的文学评论绝对忠实于自我的诚实,丝毫看不出因一己利害的考虑而褒彼贬此的嫌疑。

  在当代文艺批评主流趋于西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们有必要重提毛泽东《讲话》中文艺民族化的重要思想,在文学批评中吸收更多的传统批评资源,表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以此为契机,建构较为完善而富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伦理体系,更是当务之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排斥,而是说,在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模式的接受中,我们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现实语境,要建立在对中国批评传统的深刻理解之上。

(编辑: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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