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民群众主体观，必须是同类的视角、同心的体验、同向的追求、同步的奋斗。凡是读柯岩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她对于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搞廉价的感情施舍，更不见牧师式的指点迷津，而是进行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零距离沟通。

　　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柯岩的创作放在一起来研究、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70年前，毛泽东发表的《讲话》，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理论创造。它的创造性，它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工作的经验，第一次科学地完整地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成为文艺的主人。他们不仅应当是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对数千年来被颠倒的历史的颠倒，这是与旧的为剥夺者和压迫者服务的文艺观实行的最为彻底的决裂！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由延安开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形成了大规模的自觉的人民文艺运动。经过70年的探索、奋斗和积累，人们欣慰地看到，这一运动已经筑起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辉煌丰碑。

　　在这座丰碑上，柯岩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柯岩的创作历程，就是不折不扣地实践《讲话》精神的历程，就是呕心沥血地讴歌广大劳动者的历程，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历程。如果说《讲话》精神教导了柯岩、武装了柯岩，那么柯岩也同其他人民文艺家一样，以其扎扎实实的创作实践，为《讲话》精神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依据，为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赢得了光荣和骄傲。

　　柯岩是自1949年进入专业文艺创作队伍的。她未能有幸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也未及参加早期的革命文艺活动，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讲话》精神的亲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参加革命前的贫寒境遇，延安时期的老一辈文艺家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社会实践，凡此种种，都成为强大的助力，将她对《讲话》精神的把握提升到了自由自觉的境界。

　　毕其一生，柯岩始终是“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敌人，也是“泛爱”之类“普世价值”的毫不妥协的敌人。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丝毫的乡愿气和市侩气。她有一颗博大的爱心，但是这里没有损害劳动者的邪恶势力的位置；她所赞美的人物足以构成一幅艺术的长卷，但是没有一个鄙视劳动者的“贵族”或“精英”。她就像前辈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人说，柯岩式的爱，未免失之狭隘和偏激。在他们看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应当说，这个假言判断并不错。然而，假想改变不了真的逻辑，善良的愿望不能替代真的现实。在人类还没有实现对于经济的共同控制、社会还分化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历史阶段，根本就没有超越利益格局的统一的爱。羊，不可能爱上狼；在赤日炎炎和机器轰鸣中流淌汗水的工人、农民，不可能爱上吸血鬼和寄生虫。在今天，只有首先争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最终消灭使人类分裂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只有首先爱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统一的爱。从这种意义上说，柯岩式的爱，才是具有实践品格的全人类的爱。

　　人民群众的立场，与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帮助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白居易的诗、关汉卿的杂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列宾的油画，都十分真诚地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无力改变他们命运的喟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还不能因此就说他们已经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而只能说具有较强的人民性或人道主义的情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外边来观察人民群众境遇、体会人民群众感情的，并且多少有点俯视的意味，而不管他们意识到与否。真正的人民群众主体观，必须是同类的视角、同心的体验、同向的追求、同步的奋斗。凡是读柯岩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她对于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搞廉价的感情施舍，更不见牧师式的指点迷津，而是进行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零距离沟通。即使是对谢越、郭喜向、香秀、宋小丽等误入人生歧路的工读生（《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也是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倾心交流，因而得以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深处，发现他们重拾尊严的内在潜质，进而启发、鼓励、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失去的世界。而对于人民领袖，柯岩则是尊敬有加而不迷信，热爱深沉而不仰视。在她看来，周恩来之所以值得歌颂、应当歌颂，根本上并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超凡入圣之处，而在于他的全部实践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根本利益。肯定领袖，就是肯定人民；歌颂领袖，就是歌颂人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她才能够深刻理解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准确把握亿万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总理的海洋一般的深情，并创造性地运用来自民间的艺术形式，将人民和领袖的血肉联系与情感共鸣转化为动人诗篇。彻底的人民群众的主体观，就是《周总理，你在哪里》得以成为经典的最为有力的思想保障。

　　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文艺在人民群众面前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更不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民群众，无论是什么样的需要，文艺家都有满足的义务。倘若只是消极地适应一些群众的需要，而不管这种需要是否应当去满足，那么就有可能由为人民服务堕落到为金钱服务，就像西方所说的“大众文艺”或文化工业产品那样。说到底，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60多年来，柯岩从来不曾为了争得“粉丝”、沽取虚名、捞得版税去曲道诡行，而是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如英雄船长贝汉廷（《船长》），巧夺天工的苏绣女工李娥英（《东方的明珠》），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农村税务员吴丙治（《追赶太阳的人》），坚守信念和责任的普通教师杜嵋（《仅次于上帝的人》）……这些人物位卑而志高、名微而功著。他们的精神水准，为人民群众树起了标尺；他们的价值取向，昭示着中国社会的光明未来。如果要论“精英”，他们才是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真正的精英！什么是文艺家的责任感，什么是人民文艺家的原则和立场，我们从柯岩的作品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诗经》的《木瓜》篇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柯岩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热爱柯岩；柯岩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将柯岩当做他们中的一员。柯岩生前曾多次讲过人民群众关怀她，帮助她，在危难之中保护她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是一位文艺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作为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在自己的群体中感受到的最大幸福！

　　2009年，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柯岩创作生涯60周年座谈会上，这位为人民群众奉献了整整一个甲子的老作家情不自禁地说：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

　　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密密森林里的一棵小树，我必须像我的前辈老树们那样学习着为人民送去新鲜的氧气、片片绿荫和阵阵清风。

　　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13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绝不能因为被簇拥到浪花尖上，因阳光的照耀而误以为是自己发光。

　　这一番发自肺腑、凝聚着自己全部人生体验的感言，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这毋庸置疑地表明，劳动群众的主体观不仅渗透到她的理性层面，也渗透到她的感性层面；不仅成了她的认识形式，也成了她的情感形式。

　　学习柯岩等老一辈人民文艺家的榜样，自觉地融入人民群众之中，为捍卫和巩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不计毁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地进行艺术的创造，就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