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女郎

　　美丽的绽放

第一期《文华》杂志封面和第一期《玲珑》杂志封面

　　使用女性形象作为杂志封面，这一风气始自清末的名妓小报。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形象表达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出入风尘的女性，才可以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其中的味道，不过还是香艳与色情的暗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女性形象包装商品招来顾客成为常态，最著名的便是月份牌。

　　关于月份牌，目前已知最早的记载是上海《申报》。1883年1月25日（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头版有一则文字，说：“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甚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毡，无不相宜。”可见，在清朝末年，月份牌就已经流行。然而，此时月份牌的主题仍不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主题，女性形象，尤其是新都市女性形象走进月份牌，则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

　　民国不少的知名画家，都曾经有过画月份牌的经历，比如与《良友》画报关系密切的胡伯翔与梁鼎铭。胡伯翔，这位擅长山水的画家，21岁时进入英美烟草公司美术部，他任职期间，不是用擦笔水彩技法，而是先以水墨赋形再上水彩罩染的方法，创作出肤质感极强的人物形象。与其同时期的画家梁鼎铭，曾是中山陵油画作品《惠州激战图》的作者，也曾经与胡伯翔同在英美烟草公司共事，绘制月份牌。由于胡伯翔高度近视，不便于给美女写生，他因此赠诗与梁鼎铭：“远看看不清，近看难为情。此道既不行，让与梁鼎铭。”（梁得所《猎影记》）可见，月份牌虽以绘画为主要手段，但是写生，尤其是女性写生成为创作的重要来源。

　　随着摄影术的流行和彩色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女性形象作为城市生活空间建构者的力量在新的时代被大大激发出来。而这一风气的开端，便以《良友》画报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郎以一种新海派的摩登形象进入城市空间，她们的作用，不仅在于商品（杂志）的宣传，更在于新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建立，这些标准更适合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滩。很快，端庄靓丽的良友风格影响开来。

　　《文华》杂志创刊于1929年8月，好友艺术社出版，由富有绘制月份牌经验的画家梁鼎铭和画家梁雪清担任美术编辑。它的第一期封面，便是梁雪清绘制的李瑶卿女士，这一期封面并非采用着色照片彩印，而是人工绘制，有着浓重的月份牌色彩，显然与创作者的艺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它的风格亦与早期的《良友》画报相似。只是在logo上，《文华》采用的是名人题词，第一期刊登的是叶楚伧题写的“文华”。第一期还刊登了一则《本刊紧要启事》说：“本刊原名好友，为好友艺术社社友所通力合作而成。预定八月一号出版。讵于期前数日，忽由某律师代表同行某印刷公司来函，谓：已以此‘好友’二字向商标局注册，请勿再用！云云。”“好友”二字其时已被良友公司注册，对于此声明，也可见良友风格的影响所及，连良友公司也不得不有所防备了。《文华》杂志之后也逐渐采用着色照片彩印的封面女郎，并使用与《良友》画报相似的美术体刊名。第41期《文华》封面刊登的是一幅泳装女郎照片，这位女郎身着绿色泳衣，上面绣着现代感十足的花饰，一手拿着的油纸伞斜靠在肩上。这种亦西亦中的组合更多的考虑到了美感，体现了新海派文化中西杂糅的审美取向。

　　1931年出版的《玲珑》杂志是一份女性刊物。作为女性刊物，它很自然而且理所应当地以女性形象作为封面，虽然在它的三位编辑者中，只有陈珍玲一位女士。它的第一期封面是“邮票大王周今觉之女公子即新嫁娘周淑蘅女士”，周女士的连衣裙只有上身可以隐约感到有一些中式服装的味道，其余都是西式的装扮。她娴静的态度不仅表达了她作为名媛的身份，而且更重要的，她代表了《玲珑》杂志作为女性刊物对女性审美的姿态。然而，《玲珑》杂志到了后期，封面女郎的色彩极大退化，艺术感大为缩水，它直接采用黑白照片单色印刷。它的最后一期以“黎明健小姐”的泳装照作为封面，显示了女性形象作为时代开放程度晴雨表的意义。

　　除此之外，如1934年由严次平主编、青青电影画报社出版的《青青电影》、1935年由明星半月刊社出版的《明星》半月刊、1939年郑留主编的《永安月刊》等等，都以现代都市的摩登女郎（明星名媛）作为封面。甚至同是在1926年在天津创刊的《北洋画报》，每期的标题之下也刊出大幅名媛明星的照片，只是它的画报形制还局限在传统的单页正反两面而已。

　　名媛明星走上封面，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性形象，在无形中，塑造了都市女性的审美标准：摩登靓丽、健康青春、富于涵养，又适应上海多变的都市生活，这与传统女性的审美观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封面女郎，是浮华时代意义表征的符号，那么，它的符码便是操纵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现代性”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呈现一个激荡、迭加和交融的样态。封面女郎们那段花样的年华，虽早已随着历史消逝，但是这其中的无穷魅力，也正是文化替变的动因。

　　（图片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