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采风路，共谱脱贫曲
离天最近的茶园——云南大理云龙县“兴茶脱贫”纪实
1
那一幕发生在2014年9月19日晚间，一百多名文化记者风尘仆仆地从全国各地来到云南省云龙县采风，一走进下榻的酒店大堂，扑面而来的竟是满室茶香——“大家赶了一天路，辛苦了，先喝一杯茶，解解渴，润润喉吧……”说话的是云龙县的女县长，名叫段冬梅。
这显然是主人精心安排的一场茶会，围着大堂分别摆开十多个茶桌，沏好香茗，静候客来：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还有当地特产青刺尖茶，顿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感到亲切而暖心——是啊，云龙太偏远了，从大理市转乘大巴开往云龙，走了三个多小时弯弯曲曲的山路才到县城。所有人都是又累又渴，一杯清茶入喉，顿觉神清气爽。哦，好茶啊！
众人随意落座，便跟茶人们聊开了。我就近坐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茶桌前，端杯品饮，竟是非常地道的铁观音风味。我有点惊异，问道：“你们是经销福建茶的吗？”
“不是，这里的茶都是我们云龙自产的。”小伙子笑着答道，“当然，我们也请了安溪的师傅指导制茶。他们说，云龙的茶青比安溪的还要好一些。”这个回答顿时引发了我的兴致，毕竟鼓捣茶文化近三十年，我对各地茶情略有知晓，却从没听说偏远的云龙也产茶，更没想到还能出产这么地道的铁观音。我问小伙儿：“说说看，你的茶好在哪里？”小伙子立即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我们云龙到处是高山深谷，云雾缭绕，云龙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古书上的一句话：‘澜沧江上夜覆云雾，晨则渐以升起如龙。’云雾多，好茶就多。再说，我们这里的茶园，都生在高山上。那天，来了个台湾茶人，他说台湾的茶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就叫高山茶了。我说我们的茶都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我有一片茶园生长在海拔2600米，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高山茶。”我闻听不禁心生疑问：“茶树并不耐寒。这么高的海拔，冬天不会冻死吗？”小伙子说：“我们这里的茶，每一个都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都是反复筛选出来的耐寒品种。我们还请来专家进行科学指导，这才选育出适合高山气候的耐寒茶树。”小伙子说到这里，禁不住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的茶树，要是赶上下雪，白茫茫一片，漂亮极了——高寒的天气，把所有虫子都冻死了，所以我们的茶树根本不用打药，用的都是农家肥，绝对生态环保！”说着，他又递上一杯新泡好的红茶，“侯老师，希望您有空到我们茶厂看看，我们的茶园美极了！”
这是一个不能拒绝的邀请，我自然要答应；但我也知道，这又是一个很难兑现的约定。不过，眼前这个醉心于茶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由此把他记住了：云极茶厂的周仁翔。
我正在这里与小周聊得火热，有人过来拉我去到另外一个茶桌，说是段冬梅县长听说我是“茶文化专家”（自然是加引号的），一定要跟我谈谈。谈什么呢？当然是谈茶——这个段县长，看上去年纪不过三十出头，精明干练，思路清晰，说起云龙的茶业来如数家珍。她说，我们云龙的茶园，离天空最近，可是离市场却很遥远。你们来自四面八方，一百多位文化记者，每个人写上一句茶，我们就离你们的城市近了一步。我们云龙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没有工业，过去还能搞林业，现在国家不让砍树了，我们就只能靠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让农民脱贫致富。今天请大家来品茶，就是想拜托大家，把我们大山里的信息带出去，告诉你们那里的朋友们：云龙茶，很不错！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产自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云雾中，我们的茶园是离天最近的……
她的话，是对着我说的，也是对在座的诸多记者说的。言辞之恳切，声调之动情，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怦然心动。我接过段县长的话头说，刚刚品了云龙茶，感到非常震惊。除了茶品上乘之外，我对这里的茶人勇于探索，改写茶叶栽培历史、刷新茶树高海拔耐寒记录的精神，对他们付出的艰辛以及他们对茶的真挚感情，心中充满敬意。我想向这次采风活动的主办方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多给我一两天时间，让我专门去走访一下云龙的茶园，毕竟这是举世罕见的“离天最近的茶园”啊！
段县长当场表示欢迎。但大理州的主办方却面露难色，说采风的线路和站点都是早已商定的，下一站已经在等候，这一次只能在云龙停留一天时间。“今晚的这个茶会，都是特意安排的新项目。照理说，大家赶了一天路，应该让大家早点歇息的。”此言一出，聪敏的女县长立马接过话头，一是对主办方表示感谢，二是对大家牺牲休息时间前来参加茶会表示谢意。然后，她把脸转向了我，说：“您这样的茶文化专家，难得到我们云龙来。我们回去研究一下，要让你们经常能来云龙！”
转天，就在我们离开云龙县界之前，段冬梅县长将他们研究的结果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大开本聘书：我和北京日报的资深茶友陈戎女士，一同被聘为“云龙县茶文化顾问”。
这实在太意外了——当我从段冬梅县长手中接过聘书的当儿，我分明感到云龙一下子“住进”了我的心里——我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心愿：云龙，我一定会再来，我要踏访这里的高山茶园，要让更多的茶友知道：云龙虽远，但这里的茶离天最近！
矗立在云龙大栗树茶厂的石刻标记上写着“最接近天空的茶园”。
2
转瞬之间，六年时间倏然而过。
2020年春夏之交，欣闻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云龙终于整体脱贫了；及至夏秋之交，当年组织我们采风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又与中国文艺网联合推出一个重大策划：“重走采风路，共谱脱贫曲”。我立即报名参加，并且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最想重走的目的地——云龙。
这是一次迫不及待的出行，也是一次期待已久的“重访”——之所以要给“重访”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并无初访，何来重访呢？然而，那些“离天最近的茶园”其实早已住进我的心中，我无数次想象着它们的美景，无数次在梦中穿行于茶垄，如今，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良机，再访云龙，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
当年的段冬梅县长，如今已是县委书记了。她一见面就开玩笑说：“当年我给你颁发了聘书，你怎么一直没来‘履职’呀？”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这一次，一定要遍访云龙的高山茶园，还要探访一下茶产业在全县脱贫中所起的作用。”段冬梅笑道：“我本来还想安排你们全面走访一下我们的脱贫情况，既然你这个‘茶文化顾问’只想看茶，那就调整一下行程，争取让你把云龙的四大茶厂都看一看。在云龙，茶产业确实是脱贫攻坚的一个主项，我们统计过，这几年培植生态茶园有四万两千多亩，茶业产值有一亿五千多万元，有886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都是因茶而脱贫的。当然，我也要先提个醒，所有茶山都是山高路远，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哦！”
我说：“既然是离天最近的茶园，高山峡谷自不待言。我早就做好了爬山涉水的准备！”段冬梅说：“爬山涉水应该不用的，这些年我们在修路上花了很大功夫，基本上都修通公路了。只是盘山路不好走，还要看老天下不下雨，有些路段，一下雨就上不去了。”
翌日，我们的茶山之行随即开始。探访的第一个茶厂，是位于团结乡河南村的佬倵茶厂。
“佬倵”本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属于彝族的一个分支。佬倵茶，顾名思义，也就是佬倵族人种植、采制、出品的茶叶品牌。去团结乡的公路正在整修，有一大段路要绕行山上，山高坡陡，弯急路窄。尽管我们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头晕耳鸣，一再请求司机段效坚师傅开慢一点。段师傅说：“这路算是好走的，难走的路还在后面呢！”或许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段师傅跟我们说起了佬倵茶：“你们喝过佬倵茶吗？没喝过吧？我们云龙人都爱喝他们的茶，不光是够香，还够苦。”这一招儿果然灵验，我们的注意力顿时转到了茶上。
“为什么要够苦呢？好茶不都要香甜才对么？”我问。
“在我们云龙人看来，茶不够苦，就不会回甘。我们喝外面的茶（他说了几个具体茶名，姑妄隐之），一喝很香很甜，但两三泡就没味道了，喝那样的茶，太不过瘾了！”说着，他举起自己的玻璃茶杯，里面泡着半罐茶叶，“我开车去外地，总要带着佬倵茶，从来不喝别处的茶，已经成了习惯。”
就这么一问一答地聊着，晕车状态明显好转。转回正路之后，车速加快，前面已经隐约可见那一抹茶绿了。
七十岁的老厂长早已等候在茶厂门口。稍事寒暄，坐定泡茶。老厂长名叫字学文，早年做过民办教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村干部。他慢条斯理地跟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种茶经历，脸上始终呈现着那种饱经风雨后的澹定与从容——
我们这里以前没有种过茶，2001年有专家过来，分析我们这片大山的土壤啦、气候啦、自然条件啦，说是适宜种茶。上级就让愿意种茶的人都来报名，起初报名的有18人，但实际落实的只有两名，其中就有我。刚开始时相当困难，另一户也没坚持下来，最后只剩下我一家了。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种的茶树全死了，那真是哭都哭不出来呀，那段日子太艰难了——我说，砸锅卖铁，把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也要把茶树种活。没有技术，我就找到大栗树茶厂的尹老，说我把儿子派到你那里去学茶，尹老很支持。儿子学了技术回来，再结合我们这里的茶树情况，摸索适合佬倵茶的制茶方法。慢慢的，我们的茶树成活了，成片的茶园可以采摘新芽了，我们的佬倵茶上市以后很受欢迎。
茶厂赚了钱，我就跟孩子们讲，咱是个共产党员，过去还是村支书。当初是响应号召出来种茶，想要干一番事业。现在茶种成了，咱要带动全村人都来种茶，共同富裕。周围的乡亲看见我们种茶有了收入，也都想来种茶。我就搞了一个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茶农都按照科学环保的要求种茶，所有茶青都由茶厂收购。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茶厂也有了稳固的茶叶基地。我们的合作社现在吸纳了157户。茶厂的产量增加了，大家的收入也跟着增加。现在我们的产量是一年60吨茶叶，将来要达到100吨；现在一年的总产值是900多万元，我们把700多万都用于收购茶农的茶青，也就是分散给周围的茶农了，利润只留下100多万，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我们问起佬倵茶是不是也上网销售？老厂长笑了，说那是孩子们搞起来的，从2018年开通了网购，势头挺好。过去，佬倵茶只在大理和省内能买到，现在一上网，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了。
我又问起新冠肺炎疫情对茶厂是不是有影响？“春天是有些影响，现在已经好转了。”说着，老人站起身说，“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库房吧，现在已经没剩多少库存了，说明我们的茶还是供不应求的。”我们随着他查看了各个科室和车间，最后来到成品仓库，确实，已是空空如也！
从茶厂的后门出来，就是一片茶园。傍晚的夕阳斜照下来，如同给茶树镀上一层金光。我随手掐下一片茶芽，放进嘴里轻轻咀嚼着，只觉得一丝苦涩，充溢唇齿。老厂长字学文置身于茶垄之间，很满足地告诉我们：“现在茶厂已经交给孩子打理了，大孙子当了董事长，二儿子担任总经理，他们都干得不错。我可以放心地喝茶聊天，逗重孙子玩儿了。”
临行之际，我把主人沏给我的那杯佬倵茶，倒入我的保温杯里，在归途中慢慢品饮。这茶真是很苦，苦得爽直，苦得酷烈，而下咽之后，两颊生津，隐然回甘。这种境界，确实与其他绿茶迥然不同。
那一晚，因茶失眠。在我这个老茶客身上，这是绝少发生的现象。由此，也使我不得不对佬倵茶的“后劲儿”，刮目相看！
3
从佬倵茶山下来，途径团结乡政府，我与乡党委书记施建辉“久别重逢”。此话怎讲？原来在六年前的那场茶会上，施建辉是县科协的茶科技主讲人，还是给我颁发顾问聘书的“实际操盘手”。真是山不转水转，没想到，如今在佬倵茶山下，与老茶友不期而遇了。
施建辉是科班出身的茶叶专家，在农学院读的就是茶学系，讲起茶来自然头头是道。我说：“让你来主政团结乡，大概也是用你所长吧？”他说：“那是上级考虑的事情。不过，只要能让我走走茶山，看看茶园，我就心情舒畅。”他还告诉我，他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大栗树茶厂。本来，他可以去国办学校当老师的，可是，架不住大栗树茶厂尹何春老厂长的真诚邀请，他甘愿放弃了“铁饭碗”，去到一家农村个体茶厂去打工。“在大栗树茶厂，专业知识全都用得上，干得很有成就感！”我看得出，他说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
我忽然记起，刚才在佬倵茶厂，字学文老厂长也曾提及大栗树的尹老，现在又听到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施建辉如是说，这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尹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施建辉时，他陷入了沉思，半晌没吭声。许久，才缓缓地说：“尹老的事情，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就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我们家过去很穷，我考上农学院以后，生活就更艰难了。尹老平生最爱才，听说我考上农学院，还是学茶的，就特别高兴，他就开始资助我。这个老人家特别尊重我的自尊心，他怕直接给钱会让我面子上过不去，就说，你如果读中专，应该已经上班了。可是你上了大学，还要几年后才能上班挣钱。这样吧，反正你一放假就要回云龙，你就到我的茶厂来帮忙，算是“勤工俭学”，我给你发点工钱。就这样，我大学四年，一直得到尹老的资助，可他却从不说这是资助。你说，遇到这样的农民企业家，你毕业后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说到这里，施建辉停住了。看得出，他的嘴角有些抖动。“你到茶厂工作，工资待遇怎么样呢？”我问。
施建辉说：“当然要比一般体制内的工资高多了，我到茶厂的第一年，尹老就发给我一万元的年终奖——那是好多年以前啊！更重要的是，你在茶厂能时刻感受到你的知识受到重视，你的价值受到尊重。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我毕业时，尹老让我动员一些同学来茶厂，我就动员了两个要好的同学来了。尹老非常看重他们，先后委以重任。如今，这两位还都在大栗树茶厂，都成了独当一面的高管，个人生活也都很优裕了。”
“那你怎么出来从政啦？”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施建辉苦笑着说：“这真是阴错阳差，先是把我调到科协，后来又转了几个单位，现在又转到团结乡来了。不过，我跟茶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跟大栗树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尹老对我改行也很支持，他说走出去，能帮到更多的人，值得！”
“尹老”的话题一直贯穿在我与施建辉的一夕之晤中。从他的描述中，依稀可见一位老茶人的见识、襟怀和气度，我真想与这位老茶人攀谈几句。然而很遗憾，我来也晚，尹何春老人已于2018年8月11日，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脱贫攻坚的岗位上。我只能循着云龙的茶山，去追觅这位老茶人的懿德与风范了。
4
我们探访的第二座茶山是宝丰乡黑羊箐茶厂。老板是一对夫妇，一见面就认出他们也是当年茶会上的老茶友，男的叫汪德军，女的叫李艳琴。汪德军给我们泡了一壶绵软醇厚的梅占红茶，他告诉我，黑羊箐是以红茶为主，这样就与大栗树和佬倵的绿茶为主，错开了市场。
大家边喝边聊。原来，他们夫妇是在林场结缘的。李艳琴从林业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国有林场。那时候靠山吃山，林场以砍伐林木为主营业务。后来，国家政策调整，不能砍树了。可是那么大片的荒山种什么？海拔较低的地方就种核桃，高山上就尝试种茶。汪德军说着，也谈起了尹何春。他说，我本来是跟着尹老办木器加工厂的，起初做得很好，后来木材生意不能做了。尹老辞了村官上山去种茶——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魄力的。我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经历千难万险，大山头上种茶成功了，一举突破了茶树生长的极限海拔，这一下，好多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荒山，都被茶树“盘活”了。我也回到黑羊箐种茶，尹老全力支持我，还把我们茶厂当做大栗树茶厂的一个分厂——在创业最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尹老的支持，我们也许早就夭折了。当我们茶厂站稳脚跟之后，尹老又让我们独立出来，这种胸怀真是令人钦佩！
“你们茶厂站稳了，对黑羊箐周边民众的脱贫，起到什么作用呢？”我问。汪德军说：“黑羊箐这个小组（自然村），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茶厂，村民都开始种茶了，采摘的茶叶全都由茶厂收购，单是这一项每年就有60多万元。我们的员工也是周边的乡亲。现在全村种茶户有30多户，只有4户没种茶，他们种核桃，收入也不错。应该说，我们村已经都脱贫了。”
汪德军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与当地白族人明显不同。一问才知他是傈僳族；李艳琴是白族人，长得小巧而精致。他们的茶厂周围长满了高大的栗子树，他们说，大栗树村就是因这些栗子树而得名的。后来，“大栗树”被尹老用作他们茶厂的名字。如今，“大栗树”作为一个名茶品牌，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5
黑羊箐与大栗树茶厂处于同一座大山的阴阳两面。黑羊箐这个自然村也隶属于大栗树村管辖。乘车转过一个山坳，就到了大栗树茶厂。
大栗树茶厂是云龙县茶叶生产的龙头老大，也是这一片片绿色茶山的发祥地。1987年，时任大栗树村支书的尹何春，为了给全村人找到一条稳定的生路，毅然辞掉村官，带着几个人上山种茶，成为“敢吃螃蟹的第一人。”这些故事，在云龙早已流传开了；而这类艰苦创业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并不鲜见。然而，在我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老茶人就在茶厂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之时，又突然决定辞去厂长之职，回过头来“竞选”大栗树的村官。所有人都被尹何春的决定惊呆了，先是他的子女们大惑不解：您已是花甲之年，别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要退休了，您怎么放着清福不享，却要去争一个小小的村官？茶厂的人们也不理解，大栗树茶厂已然成了规模，实力雄厚，具备了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条件，再努一把力，就可跻身全国一流茶企之列，偏偏这个时候，老厂长却选择去管理一个尚未脱贫的穷村子，这不是自找苦吃么？
当然，人们也知道，尹何春每次做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定的事情任何人也休想改变。他对子女们说：“当初辞掉村官办茶厂，就是为了闯出一条生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如今，我们茶厂的日子好过了，可大栗树还有不少村民生活艰难，所以，我要回村上为乡亲们办点事。”
抱着这样的信念，尹何春于2003年参加了大栗树村的村官竞选，并高票当选为大栗树村主任。从此，在大栗树各个自然村的高山深谷间，就出现了一道特异的景观：一个开着自己的保时捷靓车的村官，日夜奔波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走村串户、修路架桥、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时，甚至还要“花钱挨骂”——修路是大栗树村的当务之急，但资金极度匮乏。尹何春在政策性资金尚未拨付的情况下，为让工程早日开工，多次垫付资金。可是，村路每推进一步都异常艰难。在大栗树海口公路修建过程中，农户阿建平的老母亲，为护住自家水田，死活不让推土机进场施工，还指着尹何春的鼻子大骂：“你没良心！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啦？……”尹何春的女婿闻知赶到现场，苦苦相劝：“爹呀，求求您别在村上干了，这么大年纪还在这里挨骂受罪，何苦呢？咱回茶厂吧……”尹何春没回去，继续苦口婆心做工作。后来，路修通了，阿建平家买了汽车，办起酒厂，盖起新房，生活大变样。他跑去给尹何春赔礼道歉，还要请他尝尝自家的好酒，尹何春笑着谢绝了。在他眼里，共产党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能办成事就是最大的满足——受点委屈，那算个啥！
在菖蒲塘村民小组，我们推开了茶农阿文聪的家门。这个农家院子里，一面并排盖着三栋小楼，另一面则种着鲜花、水果和蔬菜，干干净净，生机盎然。阿文聪一副憨憨厚厚的样子，把我们让到小板凳上坐下。闻着扑鼻的花香，吃着现摘的葡萄，喝着自制的清茶，让人顿时坐忘尘世的喧嚣。阿文聪今年48岁，有两个儿子。他说：“十多年前，孩子还小，生活特别艰难。尹老当上村主任，就来动员我种茶，我说，我没钱买茶苗，也不懂技术。尹老说，我给你茶苗，教给你技术，采了茶叶，茶厂全部收购，你就放心种吧！有了尹老给我托底，我就大着胆子，种了20多亩茶树。起初每亩茶叶只能卖300元，2011年后亩产值年年增加，现在每亩能卖3000多元了。后来，孩子也长大了，两个儿子先后进了茶厂，娶了媳妇也在茶厂——没有茶厂，没有尹老，哪有我们家的好日子呀！……所以，尹老出殡时，我们全家人都去了，要送送他老人家，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另一家农户是阿文聪的邻居，我们以为步行即可到达，谁知陪同的当地朋友说，这里的“邻居”也要乘车翻过一个山梁才能到达。居住分散是云龙的一大特色。4400平方公里的县域（在大理州面积最大），只有20.8万人口，全都分散在各大山岭之间，这成为云龙脱贫的最大难点。比如修路，别的地方投资1000万修的路，受益人群可能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在云龙投同样多的钱修路，受益面只有十户八户，甚至一户两户……
说话间，“邻居家”就到了。停车进门，一个宽敞的院落，一个小个子汉子，还有一群鸡两只狗。一排房舍显然是新盖的，屋顶上覆盖的合成瓦片，在阳关照射下还闪着亮光。主人叫杨和军，今年43岁，家中五口人，夫妻俩赡养着老父亲和两个孩子。杨和军不善言谈，把我们让进他家的“饭堂”，说这是他们家平常聊天喝茶的地方，屋子一边儿是做饭的地方，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另一边就是一个火塘。火塘上一把大铝壶烧得满身黑灰，我摸一摸，尚有余温，说明不久前这火塘还烧着火。我说：“咱们就围着火塘聊天吧。”杨和军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怕你们城里人不习惯呢！”他告诉我，早晨起来，天气还有点凉，他父亲就在这里烤火吃茶。直到太阳升高了，暖和了，他就跑去茶园除草了。我问：“老父亲多大年纪了？”他答：“七十八了，在家里坐不住，每天都要去茶园干活儿！”
我们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我说：“老杨，你这房子不错呀，很宽敞，也很漂亮。”杨和军呵呵笑着说：“这真是没想到啊！前几年，我家特别困难，老的老小的小，太‘老火’了。那天，尹主任来我家，看到我家的老房子柱子都歪了，就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太危险！我说，我不住这儿又能住哪儿呢？我没钱盖新房子呀。尹主任又看看我家的地形，说你这个山坡也不行，还是移居到安全地方去吧！我更为难了，移居，我上哪里去找宅地呀？尹主任说，我来想想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从他自家的茶园里划出一块地方，无偿给我盖新房。你们看，那山坡上的茶园就是尹主任家的，这块平坝就是从茶园里硬切下来的。房子盖好了，没水没电。尹主任说，我有的你都会有。很快就把水电都接通了。然后就教我种茶，我种了20亩茶园，现在每年能收入四万多元。我还养了100多只黑山羊。尹主任关照我，茶厂来了客人需要羊肉，就指定到我家来买，他这是在帮我呢！（我插话：“这就叫消费扶贫”。）去年卖了50多只羊，收入五万多元。再加上卖核桃的收入，一年差不多有十万元的收入，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杨和军顿了顿说，“都是因为遇上了好人，尹主任是共产党的村支书，他对我这么好，我就要念共产党的好——没有党和政府，我能住上这么好的新房子吗？”
杨和军眼里闪着晶莹的光，沉默了。我问：“那你现在还‘恼火’吗？”他赶忙解释说：“不是恼火，是老火。这是我们这里的土话，就是特别难受、特别困难的意思。我现在还‘老火’什么？成天就想笑，干活儿浑身都是劲儿。”我问他每天都有什么娱乐活动？他说老父亲和老婆孩子就爱看电视。我追问：“那你自己的呢？”杨和军脱口即出：“我的娱乐，放羊呀！”一句话，引得满屋人都哄堂大笑。
我们要告辞了。杨和军执意让我们去他家羊圈看看他的“娱乐品”——100多只黑山羊蜂拥而出，老杨高声吆喝着，拍拍这只，摸摸那只，直笑得脸上皱纹挤成了一疙瘩。我顿时明白了：这确实是他真正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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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段效坚师傅早就打过招呼：“去云极茶厂的路很难走，有一大段土路，还有两处是胶泥，一旦下雨，车轮打滑，进退不得。”因此，我一直暗暗祈祷：老天帮帮忙，千万别下雨。
到云极茶厂，是我六年前对周仁翔当面作出的承诺，如今再访云龙，焉能再失良机？幸好，这天气象预报没有雨情，我们终于可以成行了。
临行前，当地的朋友就提醒，云极山高，天气会冷一些，让我们多带一件外套。如今，车近云极，越发感到凉意透窗。进入茶区，海拔标定在2500米上下。周仁翔不知在茶厂门口等候了多久，一见我们的车子爬坡而上，立即迎上前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总算把你们等来了，路上不好走吧？”我说：“不好走，我们走上来才更有意义！”
他的会客室很小，几个人一坐就满了。他说，天气有点凉，先泡杯红茶给大家暖暖身子吧！我却惦记着他的“老虎洞铁观音”。周仁翔说：“近期没做铁观音，正抓紧时机赶制绿茶。山上的茶芽成熟要比山下晚一些，现在茶农采来的茶青正好制作绿茶。过些天，秋茶下来了，再去做铁观音。”说话间，几个中年妇女背着茶篓来交茶青了。周仁翔就带着我们去看新收的茶芽，湛青碧绿，煞是好看。我很想看看他的铁观音品种，那是与云南大叶种完全不同的茶树品种。周仁翔就开车带我们转到山后，沿着茶垄小路，上行来到一处茶园。他说：“这就是我们种的‘金萱’。”我问：“这个品种在这么高的海拔也能长好么？”周仁翔说：“我们跟农大的专家一起搞科研，让‘金萱’也形成耐寒特性——你看，在低海拔生长的茶叶，叶边的锯齿状并不明显；到了我们这里，叶片的锯齿状非常明显。”我接过小周递过来的茶叶细细观察，果然。
周仁翔又弯腰抓起一把茶树下的泥土，告诉我这里施的都是有机肥，说“我们周边茶农家里养了很多黑山羊，我们茶厂就跟农户签合同，他们的羊粪我全收购，这是最好的农家肥呀！茶农得到额外的收入，我们的生态链也形成良性循环！”
从周仁翔的谈吐中，我感到这个年轻人视野开阔，眼光超前，与传统的茶人已有明显的不同。询问得知，他本是云南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却与众不同：大学毕业后他报名参军，在西藏戍边两年，经受了严格训练和严酷环境的考验。复员后回乡创业，筹措资金58万（包括退伍费十多万），全部投入创建云极茶厂。他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而且懂得差异化经营，在大栗树、佬倵已占据绿茶市场，黑羊箐等茶厂已打开红茶市场的情况下，他看中了乌龙茶这个缺环，从福建引种“金萱”等茶树品种，从安溪请来铁观音师傅，在2500米的高山上，开始研发铁观音新品。云极茶厂的茶以绿色环保、清香耐泡，征服了众多茶迷，如今已返销到福建安溪等传统铁观音茶区。2017年7月18日的《经济日报》曾以《云南老虎洞乌龙茶返销乌龙茶故乡》为题，专门报道这个年轻退伍军人的创业故事……
从茶山下来，周仁翔力邀我们去他家吃顿午饭。我们也对这个年轻创业者的生活情况很感兴趣，便欣然从命了。他的家就在“老虎洞”，这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村子，海拔比茶厂要低得多。小院里矗立着一栋小楼，住着周家的几代人，最年长的是他的老外婆，已经90多岁了。院里刷着白墙，画着白族人家所喜爱的传统壁画，还写着一副文辞典雅的对联：“远山无墨千秋画，近水带弦万古琴。”远客临门，周仁翔显然很开心，他把住在周围的兄嫂子侄们都请了来，由他母亲和小姨亲自掌灶。大家围坐在小板凳上，吃着农家饭，喝着自家茶，聊着家常话。那种亲情和睦、其乐融融的氛围，不禁让人心生羡慕——啥叫桃源人家？啥叫幸福生活？这个小院里的一夕之会，让我们看到山区小康之家的一个缩影。
饭罢，我把特意带来的一本《品茶悟道》题赠给周仁翔，希望这个年轻茶人勤思敏悟，创造新的辉煌。周仁翔说：“我会努力的。现在做茶，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们这一代理应要比前辈做得更好，才能对得起他们”他悄悄告诉我，他的老父亲就在上个月突发急病去世了。他说：“我们家的茶园最早就是老父亲种下的，他吃了很多苦。没有他种下的茶园，哪里会有我的茶厂？我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下山的路，依旧崎岖难行。我从车窗回眸，眺望着路边送别的周仁翔的身影，在他身后，大片茶山青翠葱茏。此情此景，使我不禁联想到云龙的前辈老茶人尹何春——他是1987年率先上山种茶的，而刚好那一年周仁翔出生，这是巧合吗？是，又不是。大山无语，茶树有情，它们就在那里，默默地为云龙的两代茶人，作证！
（2020年9月1日~6日，北京寄荃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