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塑像（雕塑） 1980年代 应真华
永远的精神导师
最近看到著名哲学史家、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的一个重要论断。他说：“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一个可以把各种思想整合起来的思想家，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记得前几年汤先生说过，上世纪50年代那次政治运动之后，自己打消了想当哲学家的念头，只能往哲学史的路子上走。现在，他感慨于斯，寄厚望于“80后”、“90后”，甚至是“21世纪后”了。他认为学人要达到国学基础与西学基础兼优才可能成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术的大学者；30年代的胡适们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汤先生的感慨，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被公认为中华“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已经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思想理论领域，我们还是比较滞后的，尚未出现能够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思想家。这一问题，当然可以进行学理的研究，但当此之际，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忘记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我们所敬仰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先生。至少，在今天我们进行思想创造、理论创新时，鲁迅的思想遗产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根基。
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唯一的思想家型作家。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与别的现代文学大家相比，他的存在是民族的福祉幸事。晚年曹禺领悟到：“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作为一个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鲁迅之后，其深邃的思想，滋养了几代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使五四时期提炼、弘扬的现代意识与启蒙主义思想得以代代相传，使传统文化中的毒素与病灶在顽抗世界先进文化的渗透时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随心所欲。尽管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一再受到过歪曲、篡改和利用，但其精髓仍然熠熠生辉，在不少有良知的人心中流淌。大半个世纪以来，文艺界、学术界出现的一些真正堪称大师的人物，往往接受过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深度熏陶与强烈影响。散文大师孙犁在解放前就十分崇敬鲁迅，写过两本普及鲁迅作品、生平的小册子。他一生推崇鲁迅，对鲁迅的著作、日记、书信、书账都悉心研究，从中汲取滋养。孙犁之所以成为文学大师，刻骨铭心地学习鲁迅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之一。鲁迅书账上的书目，孙犁购藏了十之七八。被毛泽东称为“凤毛麟角式学者”的哲学大家任继愈先生一生最爱读的两本书，其中就有一本是鲁迅的《呐喊》。在书画界，石鲁、张仃、吴冠中都极为推崇鲁迅，书法名家卫俊秀，1954年出版全国第一本研究《野草》的专著。著名画家陈丹青以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精湛的人文精神与艺道审视鲁迅，近年来对鲁迅做出了新的解读。关于鲁迅，他有多篇不同凡响的文章和讲演。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美术受教条主义理性的干扰较少，深深扎根于人原初的灵性之中，所以它往往在文化思想、艺术思想的变革中处于领先地位。细想一下，石涛《画论》中的《尊受》章，就透露出古今如一、基质性与生发性的艺术奥秘。鲁迅一生热爱美术，于此领域颇多建树。
我们时常说鲁迅思想博大精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我们毋宁说鲁迅的学养、思想与精神是跨学科、跨文化的。这二“跨”的难度很大，很不容易实现，需要学人一辈子的苦苦追求，多方面历练，以及痛切地自我剖析。因为，鲁迅的遗产绝不是纯知识性、技能性的，而是涉及人的精神、审美与伦理的现代转型的系统工程。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其晚年领悟到：“中国可以没有齐白石，但不能没有鲁迅。”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作了具体的阐释：“尽管它可能不很贴切，不合逻辑，但我不能不讲。如果没有鲁迅，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他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意义深远，他是民族的脊梁。”鲁迅思想的跨学科性质，使他赢得了文学界以外的众多学科领域的崇敬；而其跨文化的性质，使他赢得了外国文化艺术界不少人士的赞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积累，“鲁迅学”作为一门涵盖多学科、融会中西文化的特殊学科，已经在我国形成。一切想从鲁迅的思想宝库取得资源的人，一切想从鲁迅的作品里汲取营养的人，只要虚心学习，决不会空手而回。
鲁迅思想的要义和精髓在于：从启蒙主义出发，疗救和改造积弊已深的“国民性”。与此相关的是对愚弱的国民性的攻打；对旧中国种种“世相”和诸多“奴才”心态的揭发、描绘；对历代统治者种种统治术、愚民政策的批判；以及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对下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维护与关切；对“瞒和骗”的旧文学的扫荡；对初民社会“厥心纯白”的道德怀念，等等。鲁迅极力称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他为中国人的自由、解放而战！
今天，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思想家的鲁迅，首先是国情大师。他以犀利的眼光透视旧中国的表象与实质，往往以彻底“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因为他知道愚弱的国民性是根深蒂固、万难动摇的；在旧中国，往往是阴柔的人取胜，“伶俐”最值钱。所以，他一生韧战不息。
《阿Q正传》横空出世以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从思想高度进行深入研究的比较少见。2005年前后，任继愈先生郑重指出：一般读者对“精神胜利法”只是嘲笑，“其实，这些毛病人人都有，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带来的胎记”。他在《重读〈阿Q正传〉》一文中说：“民族性的某些弱点，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并不是这样的。宋以后，儒教成为主流。在忠君的最高原则下，又吸取了佛教的禁欲主义，以程朱理学为天下教材，在全国青少年中实施强迫教育，遵照程朱学派的《四书集注》作八股文，并以此猎取功名，做官为宦。这个民族才衰败下来。”任继愈先生所叹息的是：“我看今天的阿Q们不以为病，自我感觉良好！”全文七百余字，因为它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看法，竟没有一家报刊愿意转载。联想到中学课本里鲁迅的作品被删去，一些人放胆攻击鲁迅，任先生此文的遭遇，也是不奇怪的。
任继愈先生在那篇短文的最后说：“看来路还很长，绝非几十年、百把年能看到效应的。战斗未有穷期，提高人民素质的任务仍须尽力。”别的不说，鲁迅真心革命，万分关切民众生存状态，“名利地位什么都不要”的良心和广阔胸怀，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鲁迅离我们远去70多年了。想到他一生的业绩，他的命运，他的崇高理想，他的精神谱系不绝如缕，学界热爱鲁迅先生的人们，没有不感慨万千的。我自己也深深感到了学习鲁迅的艰难，并想到《野草》中的一些话语。爱先生太深了，不能与他绝缘。值此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不禁在心里念诵：鲁迅先生——永远的精神导师！（阎庆生）
鲁迅像（木刻） 1936年 力群
走读鲁迅
近年来，作者以独特的“走读”方式，持续十年关注，行程逾万公里，寻访鲁迅生命历程中的7座城市、11处故居，细细讲述那些老屋旧舍隐藏着的令人欷歔感叹的故事，解读他人生经历中的众多谜团，如：兄弟缘何失和、两个“老虎尾巴”、与高长虹的曲折恩怨、与顾颉刚的离奇“官司”、广州白云楼故居考证、鲁迅死因之谜……在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荟萃这些成果的《走读鲁迅》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鲁迅”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
他要么被捧上云端奉为神灵，要么被打入污泽斥为妖魔。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鲁迅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鲁迅的身影却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让人感到迷惑。
正是带着这样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读”之旅。我对那些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十几年来，边读边走，读读走走。书读了不少，路也走了不少。沿循鲁迅的人生轨迹，在实地寻觅往事的遗痕，随着行程的延续，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渐显清晰。
鲁迅在国内居住和生活过的城市主要有七座，即：绍兴、南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此外还去过西安，但只是短暂讲学。至于国外，他只去过日本，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不算短，前后共有七年多的时间，由于条件所限，我无法前去考察，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我却去了国内的另一处作为弥补——尽管鲁迅本人从来没有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使他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港。
在旅顺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始终十分阴郁易怒，尤其见不得一些游客的轻佻。我不能理解，他们在参观那些“景点”时，居然能旁若无人地高声喧哗、没心没肺地嬉笑打闹、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景点”到底是什么？
——那是每个中国人心头永远不能愈合的血淋淋的伤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两国为了争夺这个远东地区著名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地，而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居然宣布“保持中立”。这是何等的耻辱！
不难想见，当时正在异国学习的鲁迅，置身于成群爱国热情高涨的日本学生之中，在与他们一起观看课间放映的那些宣传日军英勇战绩的幻灯片时，显得多么尴尬和孤独。如他所说：“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更何况鲁迅正是一个热血青年。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竟会就此弃医从文。
然而，尽管鲁迅后来被尊为“战士”，他却并没有选择和他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那样慷慨赴死，他的战斗武器不是匕首、手枪和炸弹，而是笔墨与纸。
我不认为鲁迅懦弱。我只觉得，是因为肩上和心头有太重的负担，使他难以摆脱束缚。这负担，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认，鲁迅是至孝之人。恕我直言：他已近乎“愚孝”。纵观鲁迅并不漫长的一生，可谓颇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却大都来自他的家庭。祖父入狱、父亲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亲又固执而盲目地给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锁，至亲至爱的兄弟却成为伤害他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尽管后来终于有勇气挣脱枷锁，但那些伤害已经成为无法痊愈的隐痛，以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态和性格。
所以，我在“走读”那些旧居的过程中，时常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感慨：就个人经历而言，鲁迅的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绍兴老屋那间独处一隅的卧室，映射出他婚姻中隐秘难言的悲剧；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破败小院，则是他自“沉默”至“爆发”正式走上文坛的起点；北京八道湾旧宅，见证过他与周作人断然绝交的场面，那“兄弟失和”的真实内情，却始终无人知晓；他在厦门的空旷大房间里经历了难耐的孤独与苦闷，却又在上海景云里的石库门中品味了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上海大陆新村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终点，死因竟成为引发剧烈争论的“世纪之谜”。还有，他和高长虹的曲折恩怨、与顾颉刚的离奇“官司”，都有许多需要诠释的内情……在那些老屋旧舍之中，隐藏着多少让人欷歔感叹的故事啊！只有走进去、读过去，才能品味鲁迅那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
然而，时光的尘沙、人为的修饰、偏颇的理解往往会掩盖许多重要的痕迹。
比如绍兴的东昌坊口，百年前本是一条僻静的普通街巷，如今已经成为人流如织的旅游景点；那被定为“鲁迅祖居”的老台门和被定为“鲁迅故居”的新台门，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全然看不出当年破败的景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想象鲁迅幼时在百草园的荒草丛中自寻乐趣的场景？如何体会其家境败落后的凄凉氛围？如何感受他被族人逼迫甚至诬陷时的愤懑心情？许多参观者可能无法理解，鲁迅当年为什么要离开这奢华的豪门大宅，被迫外出求学──产生如此疑问的原因很简单：现今展示的一切，已经远离原貌。
还有北京八道湾和宫门口西三条的宅院。在鲁迅的一生中，只有这两处住所是由他亲自勘选购定、亲自设计监造的。他是一个做事细心、感情细腻的人，这两处住所的格局，明显展示了他的个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便是那两个“老虎尾巴”。但是，一些专业人士始终不承认八道湾宅院中“老虎尾巴”的存在。我曾请教过相关的专家，回答是斩钉截铁的：“‘老虎尾巴’只有西三条那一处！”但确有证据，说明八道湾“老虎尾巴”的真实存在。那不是一间普通的屋子──它的存在是鲁迅对自己畸形婚姻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在八道湾，鲁迅写出了著名的《阿Q正传》。如果说，阿Q脑后那条鼠尾般难看的辫子隐喻着国人头脑中难以割舍的封建思想，那么八道湾的“老虎尾巴”则反映了长期无法摆脱的家庭枷锁对鲁迅所构成的精神禁锢。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八道湾旧宅模型，不仅遗漏了那不可忽视的“老虎尾巴”，还有一处失误：它显然是借鉴普通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制作的，因此把后院做得太小了。许多年来我始终存有疑问：鲁迅为何只给两个弟弟及其家人留下了那么窄小的空间，作为大哥，岂不是过于霸道了吗？待到考察过实地，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那后院异常阔大，面积甚至超过正院——鲁迅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弟弟们的！那不仅是院落面积的问题，从中可以体悟鲁迅内心深处许多难为人知的情感。
许多事情，是要自己亲眼看过之后才会大致明白的。说这话的前提是：所看到的应当是真实的东西。（陈光中）
纪念刘和珍君（国画） 1956年 蒋兆和
富士山，鲁迅的一个诨名
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倒是常常有文章说起的。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座的人不多，大抵有许寿裳、周氏兄弟以及钱玄同等八人。有时候正课讲完，便会有一段议论。钱玄同喜欢这议论，他大约是喜欢动来动去的，表达激动。肢体的动作夸张了，和某某对话便将屁股向某某靠近些。鲁迅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爬来爬去”。不仅在口头上起绰号，就连在文字里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两地书》里，鲁迅偶尔来了兴致，还会用“爬翁”一词来玩笑一下钱玄同。
关于在日本给人取诨号的事情，周作人描述得最为具体，说鲁迅大约得了思乡病，看到书上有关故乡食物的字词便大流口水。和周作人通信，也多问家里的蔬果长势如何，味道如何，大有借信纸来止渴之势。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名字叫做吴一斋，从南京带来一小方可解思乡之苦的食物：火腿。如何将火腿加工得好吃，又让大家都能分享到呢？大家伙一番商议，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火腿蒸好，切开，分而食之。结果，大概是侍女领会错了意思，将火腿切成小片，炖了一锅汤，大家倒也分着吃了，只是再吃不出火腿的味道。南京来的朋友很是生气，见人便祥林嫂一般地描述他的火腿被一锅汤浪费了。如此这般者三四，鲁迅便开玩笑称他为“火腿”。
这样的例子仿佛还有许多，周作人的原文活泼，录在这里：“鲁迅给人起的诨名一部分是根据形象，大半是从本人言行出来的。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学，面大多须，绰号曰‘熊’，当面也称之曰熊兄。陶焕卿连络会党，运动起事，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因袭称之为焕皇帝。”
如果再列举下去，还有一些好玩的绰号和鲁迅有关，比如章廷谦的“一撮毛哥哥”，本来是章恋爱时女友无意中叫的一声，被鲁迅先生听了去，结果，在赠送章廷谦的书上，鲁迅先生写上“赠给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再如从《两地书》里走出来的“朱山根”、“红鼻”这些贬意的绰号，也是极尽了鲁迅的用心。
鲁迅先生给这许多人起了外号，自然自己也是有收获的，除了《两地书》中许广平亲昵地称先生为“小白象”之外，还比如高长虹曾经送给他“世故老人”的称谓。
鲁迅先生自己有时候也会给自己捡一个绰号来，他的笔名有时便是一个绰号，如那枚著名的“隋洛文”，是因为不久前，他成为了被通缉的堕落文人。
然而，在日本期间，鲁迅有一个比较早的绰号，叫做“富士山”。据沈瓞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一文中所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清国留学生不求上进、不学无术的现象十分不满，因而对他们的衣着打扮也很看不惯。特别是对那些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学生制服中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所以称他们是“形成了一座富士山”。这样的内容，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中也描述过，当时，大家听鲁迅如此形容盘在头顶上的辫子，都笑到喷饭。沈瓞民在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有一个同学，叫王立才，平时喜欢和沈一起到鲁迅的住处玩耍，他为人风趣，爱开玩笑，听到鲁迅如此棱角分明地讨厌那不久前也盘在自己头上的“富士山”，一时间惊出一身冷汗，他尴尬地自嘲说，幸亏将自己身上的富士山夷平了，不然又要被周树人嘲笑。因此，他每每以“富士山”来称呼鲁迅。他这样一叫，意料之外的是，响应者云集。于是，“富士山”这个诨名在同学中传得相当广。当然，这诨名所以能够让诸多人相互传扬，有一个因由，便是鲁迅的热情，内心里有一股火山一样的热情，时时都想着喷发出来。而日本的富士山也曾经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能量的火山。
这个诨号和鲁迅给吴一斋起名“火腿”巧妙相似。后来的《两地书》里，鲁迅偶尔还会说起他起过的诨号，而对自己的诨号“富士山”却一直没有说起过，大抵是觉得自己内心储藏的火山岩都被许广平的淘气给浇灭了。（赵瑜）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油画） 1973年 陈逸飞
寒夜明灯（木刻） 1985年 古元
鲁迅像（国画） 1986年 李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