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合新时代中国摄影发展实际，围绕“党领导的中国摄影发展道路”，围绕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等重要问题，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梳理历史、阐明内涵、分析特征、总结规律。
部分发言摘登
（以发言顺序排序）
柳军 中国摄协副主席
为谁服务是文艺的首要问题，决定着文艺的方向、性质和价值。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坚持文艺创作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早在红军时期就十分重视摄影的记录、见证、宣传功能。从埃德加·斯诺向全世界传出的第一张中国工农红军照片，到以沙飞、石少华、吴印咸、高帆为革命摄影带头人，并由他们教授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学员组成的摄影队伍；从拍摄开国大典的侯波、孟昭瑞，到郝建国记录下的志愿军回国；从魏德忠拍摄红旗渠建设，到拍摄雷锋的张俊，拍摄大寨铁姑娘、铁人王进喜等一批老一辈摄影家们；从“文革”后期“四月影会”摄影人的自觉自省，到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类型摄影人的涌现，中国摄影人在党的领导下，紧随时代步伐，在重大事件、重要历史关头、百姓生活变迁中，中国摄影人从未缺席，他们“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解海龙 著名摄影家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到来之际，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发布了一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中国百部文艺作品榜单”，很荣幸我在1991年拍摄的《大眼睛》照片被收入榜单。摄影作品与其他门类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80年来的文艺作品并列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也是在当代艺术史领域对摄影艺术的一次肯定。
回想我的艺术创作道路，我深深的体会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要为人民摄影。如今，当年得到捐助的孩子们长大了，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令人欣慰。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认识到影像的力量来自于摄影的社会价值，这是“为了谁”的大问题。
高初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与8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出的“人民性”的文艺根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强调，“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也揭示了摄影史的资料和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
摄影界的史论研究工作，不仅仅是党史和近代史重要的资料保存和考证工作，也不仅仅是通过回顾老摄影家的生涯和整理研究老摄影家的创作得到那一代摄影人如何投身革命讴歌人民的精神指引和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故事通过摄影史研究和写作的方式形成对于当下摄影创作和艺术创新的重要指引。因而整理和研究中国革命时期的视觉档案，正是书写民族性和现代性双轮并重的中国摄影史的重要环节，在当下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紧迫性。
杨越峦 中国摄协副主席
对于文艺界来说，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对于摄影界来说，今年是沙飞诞辰110周年、晋察冀画报创刊80周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文艺界尤其是摄影界非常有必要认真总结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至今的历史经验，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落到实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出摄影和摄影家的巨大作用。
1942年7月7日，由沙飞、罗光达等人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在平山县碾盘沟村诞生。这是由中国红色摄影奠基人所树起的、高高耸立在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伟大丰碑！沙飞所培养的摄影团队，这些炮火中成长起来的战士，秉承着“摄影武器论”的信念，拍摄了大量风格鲜明的作品，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成为构筑中国摄影史大厦的栋梁和砖瓦。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晋察冀画报》创办，已经镌刻了80个年轮。《讲话》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沙飞和他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对于今天的摄影工作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启迪意义。如何学习继承这些珍贵的红色遗产，并使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李树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回顾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来80年不平凡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领导的中国摄影发展道路有四个考察和研究的维度，即党性、人民性、见证性和艺术性。这四个维度是当代中国摄影人从事摄影工作需要深入思考和领会的四个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摄影艺术理论建设的四个支点。
党性，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否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的问题。人民性是镜头对准谁、以谁为表现主体的大问题。见证性，是影像的独特价值所在。艺术性，是“怎么拍”的问题，是广大摄影工作者内心永远波动和纠结的琴弦。分析、梳理四条线路和四条线路相互作用下的总线路，是“党领导的中国摄影发展道路”这个命题的必答题。对此，我们需要共同付出努力。
李洁军 广东省摄协主席
1942年5月，广东籍摄影家郑景康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摄影工作等重要意见。我党战地新闻摄影队伍建设和战地出版体系建设就出现在民族抗战这个历史关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沙飞、石少华、郑景康、赵烈、吴印咸、高帆、徐肖冰、邹建东为代表的红色摄影家以照相机为武器，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一批经久不衰的红色影像，《八路军战斗在浮图峪长城》《白求恩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亲切谈话》《冀中地道战》《切断日寇补给线》《我送亲人过大江》《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解放——露宿街头的解放军官兵》《斗地主》《开国大典》等扛鼎之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红色经典摄影作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无数摄影精品以其现实主义独特的视角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鼓舞着人民，为社会立德、立言、立功。这一历史时期的摄影作品有反映希望工程的《我要上学》、反映特区精神的全国影展金牌作品《升》以及《县委书记——焦裕禄》《结婚登记处》《共和国不会忘记》，《东方红》《煤油灯下新一代》《女排精神》《生死簰洲湾》《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股市狂潮》《大姐大打“大哥大”》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摄影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实践中努力诠释“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创作真谛。在脱贫攻坚的田野上、在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地、在大国重器的生产现场、在送欢乐下基层拍摄全家福的现场、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红色文艺轻骑兵所到之处都有着摄影人勤奋的身影。
新时代弘扬红色文化血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祖国而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做人民的摄影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绽放光彩。
王小川 浙江省摄协主席
跟随党的光辉发展历程，浙江产生了一批红色摄影家，他们从党的诞生地浙江奔向革命圣地陕北延安，雷烨、徐肖冰、高帆、罗光达等老一辈摄影家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他们是“延安时期”培养起来的红色摄影家，为浙江乃至全中国点亮了“摄影的灯塔”。雷烨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是摄影艺术界的英烈和楷模。徐肖冰和高帆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他们倡导的“面向土地、面向人民、面向生活”的创作方法，也是中国摄影家实践“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早期行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摄影创作的永恒命题，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文艺创作方法，是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所共通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摄影事业繁荣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历史与实践都证明，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摄影创作方法，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紧跟时代的精品力作，才能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才能构建以精神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核心内涵的新时代摄影价值体系，让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摄影唱响昂扬的新时代主旋律。
徐波 中国金融摄协主席
中国金融摄影发展道路需要遵守“四性”， 即党性、行业性、人民性、时代性。
中国金融摄影所依托的金融行业的兴起与发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金融摄影带上了党性即党的领导的深刻烙印。中国金融摄影的发展道路，也离不开自己的行业属性，必须紧扣金融行业属性，反映金融的中国特色。摄影艺术是人的艺术，金融摄影也一样，要把人民性落实到我们行业的服务与活动中来，反映金融行业内部的人的精神风貌、感人事迹，反映金融客户群体的受惠受益。我们目前处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走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和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要以金融的视角去观察时代的发展，反映时代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彰显金融摄影的特色与独特魅力。
赵凤兰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研究院研究员、摄影评论员
回首党领导下的中国摄影发展之路，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直贯穿着中国纪实摄影的始终，这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所倡导的“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一脉相承。作为一门最贴近物质世界实在面貌和最具现实主义特征的写实艺术，摄影有着比其他艺术更真实、更自然、也更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天然本位优势，它的具象性和不可再生性是其它抽象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基于此，纪实摄影一直被视为历史的客观见证。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以程默、吴印咸、徐肖冰、沙飞、石少华、郝世宝等为代表的红色摄影，还是以庄学本、侯登科、袁毅平、王福春、解海龙、朱宪民、王文澜、茹遂初、胡武功等为首的一大批当代社会人文纪实摄影，都从摄影家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实际生活出发，以一种尊重客观生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分发挥着摄影的记录功能这一最大特长，聚焦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将摄影的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大都立足大历史观，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深入人民实际生活，真正体认社会和民心所向，了解并尊重被摄对象，以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真抓实拍的方式再现真实的历史现场，将摄影艺术转化为对国家进程和人类生存意义的呼吁、表达和揭示。可以说，中国的国家相册和公民记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摄影师拍摄的纪实摄影构建的，他们的作品连缀起来，就是浓缩一个时代社会众生相的视觉史书和“清明上河图”。
如果说其他艺术既能采撷现实之“源”，又能获取历史、书本之“流”的话， 那么，对于摄影而言，人类社会生活便的确是它唯一的源泉。如果离开了生活及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对象，就等于取消了摄影。因此，摄影作为一门入世很深的艺术，它要求摄影家必须潜入生活谷底，把握创作之源，准确反映时代特征，这既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时代赋予影像艺术的责任和使命。任何文艺作品，只有具备时代性，才会在大的时空维度下具备历史性。换言之，摄影家只有忠实记录所处的时代，深刻把握这个时代最积极、最主流、最本质的特征和历史细节，才能拍摄出主题鲜明且更具社会价值的照片，并准确彰显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而成为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