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1916-2011）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的身上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彩，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入世济世”的传统投身革命。可以说，莫洛是一名作家，更是一位革命者。

　　出生名门望族的莫洛，从小就拒绝逍遥富裕的生活，关心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1934年，进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就读的他，参加进步学生组织野火读书会，并成为《野火壁报》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莫洛和同学一起以野火读书会为核心，成立救国会，组织宣传队，带领温州中学部分师生上街游行请愿。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和救国运动中，却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36年1月在当局授意下，莫洛被温州中学开除了学籍，并遭到通缉，他流亡到上海。在上海，他与上海方面的进步组织取得联系，参加救国大会、游行请愿或全国学联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莫洛接到来自温州党组织的来信，根据抗日战争形势需要，要求他马上回到温州。莫洛火速赶回温州，组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建立“永嘉（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他负责宣传和参与学生救亡组的工作，出墙报、印传单、编画刊、办刊物、开展街头演讲、设立书报阅览室等，日程排得满满的。

　　但是，未来的路正长，夜也正长。1940年10月，莫洛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处于白色恐怖中的温州已有多名革命者被捕，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必须马上离开温州，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莫洛趁着冰凉的夜色，坐舴艋舟先到青田，于次日准备乘一辆新四军军用大卡车离开时，却被人告知，他的行踪已被特务盯梢。风云突变，始料未及，他只得再雇舴艋舟，返回温州。大约过了一个来月，莫洛再次接到前往皖南的通知，他再次乘船到了丽水，辗转好几个地方，到达皖南新四军驻地，只见山峦之间，茂林修竹，却充满着战斗前的紧张气氛。11月下旬，莫洛被编在第一批北移队伍，奉命到长江以北广阔的平原去抗战。

　　革命与文学，这是莫洛一生的关键词。革命需要文学，文学倾心革命。毫无疑问，莫洛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优秀作家。

　　莫洛参加新四军后，在行军路上不时萌发出创作的欲望。1940年12月中旬，部队要横渡被日军封锁的运河，莫洛和战友们打扮成农民模样，三三两两混在农民中间，从日军拉起的铁丝网和一个个碉堡前经过。他看到运河岸边的农民住的是泥墙草顶的房子，经常遭到日军的劫掠和毒打；看到日军的军车肆无忌惮地行驶，飘扬着日本的旗子；看到堤岸上巡逻的日军狞恶地拿着刺刀，或腰间拖着一把罪恶的指挥刀……这一幕幕情景啃咬着莫洛的心，一天，他向新四军供给部要了几本练习簿，斜靠在土坡的草地上写了起来，用了两天时间，写出了600多行的长诗《渡运河》，成了他的代表作。

　　部队经泰兴、泰州、海安、东台等地，最后抵达盐城。莫洛在盐城教师学习班和盐城中学当老师，这段时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旺盛期。从语言到思想，是一种约束里的奔放，轻唱里的高昂，也有一份罗曼蒂克的风度。他写出了《麦熟时节》《风雨三月》 《晨晚二唱》等篇章，写战士们一边生产一边战斗的场景，写农民的儿子进入识字班、劳苦的农妇走在田野上的欢欣，写民族的命运从死亡的边沿被拉回来的决心……这些诗作中有象征，有白描，完整而成熟，深刻而动人。新四军军部设在盐城，莫洛看到陈毅同志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马，雍容地微笑着，穿过盐城大街，便创作了《陈毅同志》。诗歌不长，用素描的手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陈军长”的雄武和亲民。

　　1941年7月，莫洛得到上级批准，利用暑假去温州带妻子来盐城。可在他千辛万苦到达温州后，却因温州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日寇的铁蹄在温州肆意践踏，他在温州陷入了困境，隐蔽到温州城郊。在东躲西藏间，莫洛拿起手中的笔，依靠文学，把自己点燃，而后传递给别人，照亮更多生命的希望。他文思敏捷，下笔成章，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如《播种者》《取火者》《梦的摇篮》等，这些作品陆续发表。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不停地更换笔名。

　　此时的莫洛，更加热衷于文学，也渐渐疏远自己擅长的诗歌写作而转向散文诗写作，一直到“文革”之后，他的创作仍然以散文诗为主体。这种变化，与他艰辛曲折、饱尝社会动荡之苦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使他更加沉浸于思考。此后，他又创作了《叶丽雅》和《黎纳蒙》两组散文诗，发表后深受读者和文学界好评。

　　我认识莫洛先生，是在我读初中时，读到他的诗歌；他认识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一次温州作家采风的途中。那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温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小文，可谓初出茅庐，受到温州市作家协会的邀请，参加采风活动。记得那天一大早，参加采风的老中青作家代表在墨池坊集中上车，我坐到了大客车的最后排。路途中，有作家指着我问莫洛先生是否认识，他回头一看，摇了摇头回答“不认识”。那位作家便报出了我的姓名，他再次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声地说：“呵，大名鼎鼎呀。”顿时，全车人都笑了，氛围很轻松，我红起了脸，心里却是何等受用与畅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前辈，比我大52岁，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距离我出生还有33年，不料他也抽空阅读我稚嫩的作品，还记住我的名字。这是莫洛先生给我最初的鼓励。

　　后来，我时有见到莫洛先生，他待人总是那么随和、热情，思路总是那么清晰、敏捷，讲话从不模糊吞吐、哼哼哈哈，处事从不拖泥带水、黏黏糊糊，还能把自己的纯粹与快乐带给别人。

　　有一年，我在《温州日报》的一个版面上开设专栏，每篇约千字，针对某些社会现象写点忧思。过年时我去看望莫洛先生，他告诉我这个专栏“每篇必看”，还拿起其中的一期报纸，指着我的文章《心灵的呼吁》说：“写得好呀，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感，也是我的‘心灵的呼吁’。”我知道，这又是他对我的鼓励，是他作为大爱者的一种态度。

　　好几个中秋节和春节，我去看望莫洛先生，他也乐意接待我。我们谈过去，谈当下，谈创作，谈文坛，他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他寄大希望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创造出生命的神奇，希望年轻人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时代都要充满爱，让爱的薪火炽燃。

　　莫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但我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忘记他。现在，我写下我心目中的莫洛先生，是我对他的感激与怀念。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