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克曾经说，他喜欢狄仁杰这个故事，因为“看到洛阳城，就像看到了历史”。想要书写历史，那他写的只能是狄仁杰和武则天，而不能是黄飞鸿和金镶玉。

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剧照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并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失水准，如有几处闪回并不必要，部分转场也略生硬。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人物身上，尤其是作为剧作核心的狄仁杰，他所承担的戏剧逻辑和价值观就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怎么立得住。例如，他明知武后有心夺位，作为手执亢龙锏的大理寺卿，他不能为民请命，不能针砭时弊，不能与当权者相抗衡，只摆出一副无欲无求之态，亢龙锏说还就还。这样的狄仁杰有什么资格成为一代名相？无论如何，狄仁杰是入世的才子，不是出世的高人，若可以将这个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权柄让给野心家，狄仁杰也就不是狄仁杰了。更何况，他此时掌握实权，除了皇帝和武后，应没有人敢阻拦、也没有人敢拒绝他在破案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但是影片中，徐克却让狄仁杰兴师动众，去水月的藏身之处行大礼，求她为大唐挺身而出，殊不知，水月原本就是武后的手下，此刻还在被封魔族追杀，这么高调，就不怕她暴露后再遭杀身之祸吗？

　　作为贯穿三部“狄仁杰系列”的重要人物，武后形象也有诸多漏洞。片中的两位女性，水月和武后，性格标签基本雷同；作为武则天的前史，这一段除了新增加的一项神经症（被幻术催眠所得）以外，人物也失去了《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身陷爱、死亡与权力的灵魂黑夜；她的婚姻和情感也令人困惑，处处是她的颐指气使和皇帝的深情款款，没有任何的铺垫。

　　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只是徐克本人“重技术而轻故事”吗？

　　徐克曾经说，他喜欢狄仁杰这个故事，因为“看到洛阳城，就像看到了历史”。想要书写历史，那他写的只能是狄仁杰和武则天，而不能是黄飞鸿和金镶玉。可是，徐克在这里犯了不少香港导演一贯会犯的错误：用写个人史的方法来写民族史，用个人叙事来替代宏大叙事。于是，狄仁杰变成了周淮安和黄飞鸿——有能力但不争权力，身心奉献给查案大业，不管大理寺被谁接管；对代表正义的亢龙锏毫无兴趣，身在庙堂却按江湖规矩。而武后变成了青蛇和金镶玉——被欲念所吞噬，对待男性绝无半点温柔，是可以被哄骗的对象，是一小伙人的头目。

　　这便犯了历史书写的忌讳：处江湖之远，意气用事是潇洒；居庙堂之高，随心所欲是不负责任。虽然作者爱一个人物可以将所有的好都给他，但是武则天不该是金镶玉，狄仁杰更不是黄飞鸿。从狄仁杰而言，他可以勇者无敌，可以济世救人，可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他不是站在民众中间自下而上面对历史，而是切切实实地站在历史的横梁上——他的行动都会导致千千万万个黄飞鸿命运的改变，他是完全不同的，是注定要被自我、朝堂、百姓、国族撕扯的，是要用权力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去审视的。

　　这一点《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其实做得很好，它将故事放在一个特殊时刻：武则天准备登基，狄仁杰刚刚出狱。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有效地结合个人与历史这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并让这两种力量发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对抗——这是一场本就存在的、江湖与庙堂、个人与历史、权力与民生之间的必然对抗。狄仁杰虽然是狄仁杰，但此刻他的身份不在朝堂——即便查案，他的性格也不会受权力的挟制，即便资源的调动有很多阻碍，但也可以展示他个人的能力与魅力。在结尾处，狄仁杰的选择也不是放弃，而是利用亢龙锏直言进谏，最终自己身中剧毒无药可解，也书写了一番悲壮。系列的第二部《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虽整体不如前者，但由于将主要矛盾集中于案情，从而极大地削弱宏大叙事的部分，使得电影类型从奇幻武侠英雄史诗变成青年神探成长史，所以故事也基本成立。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失误正是将故事重心放在亢龙锏身上，这就使得个人书写极受钳制，宏大叙事无可避免。正因如此，这种每个片段都精彩异常、故事逻辑和人物设计难以成立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香港导演们如今的局促，或许也正是因为曾经荣耀。不过，香港与内地的美学融合必将持续，或许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或许他们只是需要经验，也或许，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一批新的导演横空出世，将这两个世界的妙处化零为整，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