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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彭龄的文化视野和家国情怀

时间:2018年06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西南

 

曹彭龄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马哈福兹交流。图片由曹彭龄提供

曹彭龄向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赠送自己的作品集《埃及漫步》 图片由曹彭龄提供

  一

  我认识曹彭龄,是从豫西一个叫五里川的地方开始的。

  那是1995年春,我到那个山沟里蹲点。得知这一方偏远贫瘠的水土并不简单,竟然是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的老家。早在我党建党之年,曹靖华就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等携手走进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校门,后来被誉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座活的桥梁”。我慕名前往,却多少有些扫兴。或许是穷乡僻壤,又属“国家级”贫困县,导致曹老的故园年久失修,残缺的院墙不论,屋子里的陈列更是简陋粗糙,本来就稀少的照片、图表也已褪色衰旧,院子里竖着的一座碑石满是泥土灰尘,用力擦抹后才认出是鲁迅生前为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老先生撰写的“教泽碑文”,全碑数百字,我只记住了开头的一句话“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回京之后,我同家人谈起此事,不想我爱人和我岳母都与曹靖华的儿子曹彭龄相识,他还到家里来看望过我的岳母。就这样,我和曹彭龄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日后成为了朋友。

  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我不仅对他的家庭、身世和人生际遇有了深入的了解,还对他丰厚的学养和广博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读到他不断面世的大作新作,不时被他的真知灼见和“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采所打动,让我肃然起敬尊为吾师。或许又因为他年长我十五岁,说是两代人也并不为过,因此我对曹彭龄还有着一种近似对长辈的朴素感情。

  早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战乱年代,他就跟着父亲曹靖华先生知道了鲁迅、韦素园、瞿秋白,见到了许广平、台静农、丰子恺、冯友兰、丁玲、范文澜、戈宝权……嘉陵江水养育了他,曾家岩的朝气感染了他,现代文学的营养滋润了他,使他很早就跟从父亲追随鲁迅“为起义了的奴隶们偷运军火”的先驱之路,受到革命文艺传统的启蒙教育,并立志要像前辈那样让文学“越过万里云山,去伴战士手中的枪”。

  还在我上幼儿园看图识字的年月,他已在北大校刊的“红湖”副刊上发表诗歌了。如果以此作为他文学耕耘的起点,至今已有六十余载,可谓春华秋实,硕果累累。从行走天涯,到阅读天下,以至在这两个世界架起一座桥梁,让我们随他一起自由地穿越往返,去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和无穷奥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曹彭龄携笔从戎,却又不是终日在书斋里舞文弄墨,而是笔与剑两手并用,文人的儒雅中透着一副军人的风骨。

  还在我刚刚跨进小学门槛的年纪,他已从未名湖畔奔赴海湾了。一干就是几十年,从叙利亚到黎巴嫩,再辗转伊拉克、埃及,踏着硝烟,穿过“绿线”,奔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现代战争“角斗场”,跟踪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风起云涌,探索种族、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又尖锐对立引发的国际关系急剧变化,把他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古老而又神秘的中东,由此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军事外交家。

  当然,这些都不是用年龄能够计算出来的,而是我在与曹彭龄的深入交往中,通过阅读他的一部部作品,一步步走进他的世界,而又经过岁月的沉淀,不时回望他走过的路,才把他多年来断断续续留给我的印象集中起来连接起来,让我进一步认识了曹彭龄是一个不依赖父辈光环却与父亲一脉相承,生活简单、思想传统以至某些方面还有些古板,但对生活、对事业、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却让他始终有炽热的心和浪漫的情怀,而对名利却看得很淡,即使工作和创作取得骄人成绩也不事张扬,就如鲁迅先生临终之际为《苏联作家七人集》中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对曹靖华的评价那样,“至今无煊赫之名”“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如今把这两句话放在曹彭龄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从曹彭龄早期的作品来看,大都取材于他独特的战地经历,具有很强的纪实特点和传奇色彩。当他第一次肩负武官的职责到达贝鲁特,黎巴嫩国内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的内战已持续8年,仍无平息迹象,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枪声、炮声、急救车的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因此,在《黎巴嫩散记》中就回旋着这支令他永远难忘的“战神交响曲”。从流淌了无数个世纪的狗河到陷入战乱旋涡的贝卡平原,从彩锦般的南方土地到西撒哈尔的焦土,勾勒出了一幅灾难深重的黎巴嫩图画,对赛娜、罗娜两位花季少女的白描,则于委婉细腻的深情之中揭示出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而曹彭龄的叙利亚情思,不是为往昔海滩上特殊的风味难寻感到淡淡惆怅,而是对不平静的地中海浊波滚滚忧心忡忡;不是为美人岛的“仙境”流连忘返,而是对被狂哮的海风卷起的阵阵怒潮情不自禁;也不是为满眼芳菲惜红怜绿,而是透过人们的爱美之心看到了一个民族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尤在台德莫尔古城和巴拉达河,曹彭龄以他的职业眼光穿透“文明的化石”,看到的是两大帝国弱肉强食的悲凉岁月和抵抗侵略的烈士鲜血浇灌的花繁林茂,抒发了他对弱小民族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坚贞英勇的敬意。与曹彭龄初到贝鲁特不同的是,巴格达的战火暂时停息,迎接他的是飞光流彩,“像玉镯珠串、像银花火树”。但他没有多用笔墨去描绘那些表面的光鲜亮丽,也没有在那些名胜旅游景区流连忘返,而是选用三个不同的时空构建自己的立体交叉视点,去观察认识这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特殊国家。从远古萨珊王朝小村落的遗址,到历经风雨沧桑的现代巴格达;从昔日两座“圣城”血淋淋的历史,到后来为“两伊战争”亡灵悬挂的一面面黑旗;从广袤沙漠上镶嵌着古“丝路”耀眼的明珠,到底格里斯河畔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纺织女工。不仅仅是用他的目光对伊斯兰文化所作的历史回眸,还用他的手足去触摸东西方文化藏在这片辽阔疆域深处的留痕,特别是用身心去感受穆斯林教义的渊源、神圣和传承之变。到了埃及,曹彭龄没有安于“冷战”结束后一时莺歌燕舞的表象,而是以一种强烈忧患意识,打通从“伟大的历史之路”到“巴列夫防线”的“时光隧道”,追寻拿破仑的遗迹、奥斯曼帝国的刀光剑影、阿拉曼阵亡将士陵园,以至“十月战争”浴火重生的一棵树,他没有盲目地去做历史的裁判,而是以人性去祭奠沙丘下的亡灵,站在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反思战乱的伤痛和根源,即使在今天读来仍觉出其中的新意和深刻的启迪。

  从曹彭龄中期的作品来看,硝烟渐渐远去而书香日益浓郁,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点和文化色彩。在他的笔下,既有精心刻画那些享誉世界的大文豪和大艺术家的人物特写,也有一些是以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勾勒出的人类文明长卷,还有用浓重的油彩为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画像,所有这一切都留下了他千万里跋涉的坚实足印,让我们看见了他一路走来不断丰富充实的精神历程。从到古希腊的萨罗尼克湾追寻拜伦的足迹,到穿越黎巴嫩的崇山峻岭拜访纪伯伦的故乡,再从西欧、东欧到西亚、南亚,无论是“带着温度的记忆”,“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都有“中国的呼吸”,是“用生命培植友谊之树”。在这片一望无际的世界文学艺术的大森林中,曹彭龄最为钟情的莫过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俄罗斯文艺和以埃及为重点的阿拉伯文艺。前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早已十分熟悉,曹彭龄在写他们的时候,没有再从头开始平铺直叙,而是在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与诞生大作家大作品的肥沃土壤及丰富营养的渊源,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精神与一批伟大的作家诗人和他们的伟大作品相互影响融合并相互激荡产生的精神裂变,一个有着悠久和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的国家不会因为经济上的一时衰退或萧条而变为“精神侏儒”或“文化乞丐”,揭示出了这样的真理:谁有才能、谁是诗人,谁就不能不属于人民;创作要实现服务人民的伟大任务,就应当永远同它的时代发生联系;作家在人民性的意念激励下,即使描写过去也要在注意保存过去的特性的同时,站在新的时代的精神高地上去接近过去,从而在历史的莽原中寻找嫁接适合于现代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事物,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具有人民的意识,成为真实反映他们精神与生活的民族史册。相对俄苏,曹彭龄对阿拉伯文学艺术经历了从学业到职业、从爱好到崇拜,又从个体、微观再到群体和宏观的认识过程,尤在埃及任职期间,对文学巨擘塔哈·侯赛因,“复活了埃及古老艺术灵魂”的雕塑家穆赫塔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阿拉伯诗歌王子”艾哈迈德·绍基,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设计和建造领导者胡夫、哈夫拉父子等历史文化巨匠进行了近距离的多角度的系统研究,透过既往的辉煌和历史的阴影,超越对具体人物具体作品功过得失的评说概论,更加注重从民族分裂、宗教争端、内外战乱这些人为的灾祸对古老文明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探讨各社会层面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寻找尼罗河浇灌的那片古老的原野和拓荒耕耘的踪迹,用劳动和艺术播撒理想的种子,而理想之树又绽放出艺术之花,从而展示出了这片人类最古老的民族之林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之源。

  从曹彭龄第三阶段的作品来看,也就是在他从外交前沿的武官转到专门担负国际战略研究的“智库”这个阶段,他的写作也随着“角色”的转换而有所调整。但不变的仍然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化视野,只是这种目光不再是关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是在他先前已经开启的认识世界的一扇扇窗户的基础上,又用自己独具的职业优势和人脉资源架起了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人格魅力和情感色彩。以书为媒,编织一条联系中外作家艺术家的文化纽带,是他作为外交使者始终不忘的使命职责。两次踏访纪伯伦故居,既有翻山越岭的艰辛,还有潜在的生死未卜的险情,但都未能阻挡曹彭龄的脚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把这位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与泰戈尔一样称为近代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的代表作《先知》原作插图本带回中国,又将冰心老人早年翻译的中文本和亲笔书写的《先知》中的一段名言带到纪伯伦故居,如果说纪伯伦笔下带有一些平静中流露出的淡淡悲凉,而冰心隽永清丽的文字则让这种情感增添了一些暖意,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以学为本,融汇中外作家艺术家的智慧结晶,则是他作为文化使者始终不忘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曹彭龄自幼开始读童话诗,上中学已对诗情有独钟,到大学则对诗有了迷恋,以至后来走出国门,总要想方设法去追寻大诗人的足迹,到他们曾生活或写作的地方吸取营养。在普希金的故居,看见“他的缪斯”一直为生活中的矛盾和不和谐感到深深的痛苦,绝不用“高贵的竖琴”去阿谀逢迎,这个“不为利诱的歌喉一直是俄国人民的回声”。面对谢甫琴柯的画像,用和父亲曹靖华一样“亲切温存的细语”,缅怀诗人走过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之路,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乌克兰文学语言和民族文化风格。在三位同时代的英国诗人济慈、雪莱和拜伦的展览馆,赏析济慈对大自然细腻的描写和对宇宙浩瀚的感慨,透过“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的肖像”,认识拜伦“立意在反抗”的不屈诗魂,去感悟雪莱像云雀那样倾吐着“酣畅淋漓的乐音”和像一片烈火的轻云掠过蓝天的诗情画意。还有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印度、土耳其、黎巴嫩、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等异国他乡的诗人,给曹彭龄以丰富的文化滋养,让他有了一颗永远不老的诗心。以文会友,以情相待,沟通中外作家的精神世界,还是他作为友谊使者与外国友人交往的生动写照。一位曾与曹彭龄夫妇在国外工作多年的老同事说,“我总是钦佩他们在从事外交工作中注重文化的交往,更羡慕他们以儒雅和真情结交朋友并以深情的笔触形成的优美的文字”。在与有“阿拉伯小说之王”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埃及首位派驻中国的记者哈姆鲁什的交往中,曹彭龄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灵和真挚情感介绍给中国读者,沟通了两个文明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埃及、以色列两国大使的交往,任时光流逝而友谊地久天长。前者是相识60多年的老朋友,与后者相识也已20余载,虽然相处在不同时期,但这两个国家毕竟关系错综复杂,曹彭龄以真诚友好的情感续写出中埃、中以民间交往的友谊新篇章。特别是与埃及著名画家黑白长达40余载的友谊尤其感人,从王府井闹市深处到尼罗河畔幽静的小街,从青春飞扬的学子到满头白发的老人,曹彭龄用深情的色彩为黑白描绘出了“人民友好使者”的美丽肖像,如今已载入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册。

  

  通览曹彭龄已有的作品,当年那个携笔从戎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过了八旬的耄耋老人。拂去岁月的风云,寻着时代的年轮,我们看见了他成长的人生,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激荡的风雷、战乱的硝烟冶炼了他的肉体和灵魂,铸就了他坚韧顽强的意志和对使命职责的忠诚担当。文明的泉源和艺术甘霖又滋养了他对真、善、美的丰富情感和博大心怀,赋予了他认识世界的宽广视野和深邃眼光。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的辛勤笔耕,播洒的是心血和汗水,收获的是属于他的文学原野丰收的景观。曹彭龄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极具典型性的一位代表人物,身不由己的家庭,身不由己的时代,身不由己的职业,本来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他的这几个“身不由己”注定了与众不同,其人生的路自然就是独特的又不可复制的。但是,通过家庭相承文化基因和传统美德,深深的时代烙印和严酷的生活磨砺,又使他的人生信仰、职业操守和人格品质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首先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凡与曹彭龄有过一些交往的朋友,这可能是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还是与日俱增一直不变的印象。而我们称他是理想主义,则是觉得这个表述相对要完整准确一些,因为他对理想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曾有过未名湖畔的吟诗作画,也有过大游行时的慷慨激昂,思想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性格中又含有浪漫主义的因子,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些书卷气。当他经过岁月的摔打磨炼,“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我们指点三山五岳”的青春之歌,已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中国与世界的比较中,对理想的信奉追求作出了一种更加清醒、坚定的认同和选择。同时,因为他的父亲曹靖华早在建党前夕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那时起便把自己的理想以至生命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了,由此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对曹彭龄的耳濡目染已经入脑入心。正如邓颖超同志对曹靖华的评价,“在革命战争年代,您翻译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影响了无数青年走向革命”。曹彭龄正是这“无数青年”中的一个,读着父亲翻译的《第四十一》《铁流》《保卫察里津》《虹》等一批苏联战争文学成长,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和父辈们“为了读者及时代更多地榨出血与乳来”的高尚情操成为奠定其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石,而这些被鲁迅称之为“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又为曹彭龄这一代青年的理想抹上了一道绚丽灿烂的色彩。因此,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无论何时何处,任凭顺境、逆境、险境,他的信仰始终如初,为理想而奋斗永远满怀激情。

  其次是崇尚英雄的精神。在曹彭龄延续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冷战”时期,又一直在中东这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争夺干预的“热点”区域担任武官,近距离地见证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叙利亚迭起的政变,80年代黎巴嫩各教派间延绵不绝的内战,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及跨越这个阶段至今愈演愈烈的“阿以对阵”。这对于没有经历世界大战的军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经历,而对于一个肩负重任的武官来说又面临严峻的考验。最典型的就是重返巴格达的传奇经历和勇武气概。虽然大规模的战火已经熄灭,但战争留下的危害、危险和危机并未完全解除,作为武官要到当时仗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受到战争破坏最严重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从而了解掌握美军把海湾战争作为新武器、新战法试验场的第一手资料。从已知的激光制导和影像制导武器重点摧毁的战略要地,到战前战后都带有神秘色彩并被世界所关注的“阿米里亚防空洞”,在有些战争废墟里还可能残存着贫铀弹爆炸后未完全消失殆尽的放射性物质,这对人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曹彭龄对此是知道的,但他更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个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比个人和家庭更重要的是国家赋予武官的职责。他义无反顾地上去了,此时的曹彭龄没有了人们常说的“书卷气”,而是带着一种大无畏的豪气上去了。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幸受到“脏弹”遗留物质污染的伤害,导致后来重病缠身,万幸的是发现及时措施果断有效,才让他逢凶化吉逃过一劫。每当说起这段往事,他都显得风轻云淡,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共和国众多武官中非常独特又不可复制的一段经历,也是曹彭龄个人的如歌岁月最动人心魄的一篇乐章。

  再就是儒雅朴素的风格。曹彭龄领衔少将,在外交官中属于顶尖了,但他身上没有一丝官气,俨然是一派儒将风度。温文尔雅朴素大方,既是他个人的仪表形象,也是他内在的精神气质,还是他著述行文的特点和一贯风格。我们曾谈起他早年去国远行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说“而今重读,只当孩童学步时留下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其实不然,曹彭龄不是为猎奇才对国外的胜迹心向往之,他写古代是为了反映现实,对遥远的古代的情思写来动人,又把他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世界。正是这些近似素描的勾勒,把阿拉伯人爽朗、乐观、勤奋、恳挚、热诚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虽说有的篇什尚显稚嫩或有些拘谨,那也是他做人本分的另一种表现,习惯用大实话大白话诉衷肠道真情,清新纯净,意到笔随,不蔓不枝,完全没有像眼下一些人胸无点墨还爱咬文嚼字,也没有那种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更没有不知节制的泛滥异国情调,而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返璞归真的感觉,这恰恰是不容易达到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这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臧克家老人说过的一段话:“我和彭龄同志相识,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他为人温暖柔和,细致亲切。”这不正是对他温文尔雅、朴实无华的做人作文之风格品质的最好诠释吗?如今又过去了三十多年,臧老也离开了我们,但今天再读曹彭龄这些年来呕心沥血的诗书华章,我们依然还是感到那么“温暖柔和、细致亲切”,这说明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即便是像他说的“全是随手摘下的一些只鳞片爪和风丝云片”,我们仍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把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尽收眼底,尤其是他对中东局势的研判不仅没有过时似乎又在被反复验证,从中还可以获得一种温故知新的启示。可以说,曹彭龄的儒雅是流淌在血脉中,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腹有诗书气自华,自然也会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渗透于他的笔墨文章,堪称表里如一,文如其人也。

  在告别武官生涯时,曹彭龄说了这样的一段话:“白发对夕阳,也是人生的一种意境。”后来他告诉我,曹家的先人曾这样感叹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他看来,尽管岁月如流,漂白了我们的头发,但我们并不感叹去日,而是瞩望未来。我们会用平常的心境,去迎接人生又一段历程。我又一次被感动了,仿佛看见了他说的那个犹如诗画般的意境,还像当年告别燕园时一样深情的吟唱,“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我也禁不住心驰神往,陶醉在这个“白发对夕阳”的美丽和宁静之中了。

(编辑: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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