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左小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我们对乡村的观察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们对女性的书写和想象是不是还有新的可能性？写一个女性，是不是就只能是像《杜拉拉升职记》那样？”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青年作家左小词新作《棘》研讨会上，正如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发出如是追问，围绕研讨会聚焦的主题——“女性叙事的新空间”，以《棘》为切入点，与会青年批评家、作家、学者们就女性写作的视角、乡村文学中的原生态与现代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责任等问题展开研讨。

　　《棘》是“80后”作家左小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初期创作了长篇小说《下一个天亮》《我的名字叫蓝》后沉潜8年的新作。与该作品有着隐秘的关联，左小词还在几年前编剧并执导电影短片《会飞的父亲》。多年思考和重新出发，经由自发性写作到自觉写作，该作品在中国乡村故事的讲叙中呈现出诸多创新追求与实践。

　　《棘》被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阐释“女性谱系”的长篇小说。小说把故事安置于太行山村，主要讲述了普通又各异的八个女人的故事，呈现她们各自独立又彼此粘连、牵制、缠绕的人生，探讨女性命运，洞见幽微人性。如作者所言，这些女人，她们的命运看似各异，却彼此间和我们都有着映照关系。她们如野树繁花，扎根于中国的原野大地。作者还给小说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她，在身侧》。“她，就在我们的身侧，互为镜像。”为着这样的彼此映照与互为镜像，小说采用了较为特别的结构，既是珍珠式的“脸谱”样写作，又是紧密的“链条”结构。各个章节分别以一个女性名字命题，主体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女人的故事。八个章节都可以是各自成立的短篇小说。同时，结构上又以“链条”式咬合，一个女人的出场揭开下一个出场女人的面纱和前尘往事。它们（她们）互相观望，又暗潜联系。

　　《棘》全篇丰沛的故事性，充满张力讲叙，透着灵性的语言以及贯穿全篇的诗性获得与会者的认同。同时，故事发生的场域是雾云山和雾云村，虽以山野为背景，却似乎立于时光河流，乃至命运的河流之中，雾云成了一个“场”或一只“容器”，是作者构建的故事中各个人物所“生发理想”或“被现实消解理想”的所在。并且，小说内容中所有的男人都有着一副“模糊的面孔”。或有心或无意，这种置身山野与世俗生活却与乡村及男性的疏离，似乎都为乡土与女性写作提供了诸多探讨空间。

　　“这样一个乡土世界给人一种蛮不接地气的感觉”，在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刘欣玥看来，作为乡土写作，作品将特别贴着土地的生活剥除掉了，使之读起来不像当代农村的故事。“雾云每天过着诗情画意的生活，让人感觉即使不是世外桃源也是人间净土。通过很文人化、很精致的乡村，能读到小词对洁净感的崇拜，对没有被污染的人和事的欣赏。这种写意式的乡村是被个人所构建出来的，不是被真正理解的、看到的乡村。在乡土小说里必须要处理现代化的冲击、资本的入侵，或者说是城乡的矛盾，这样一个很天真、很精美、不接地气的雾云，和它要承担的任务相比，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却有些柔弱和单薄。”

　　“从鲁迅以来，我们有一个问题，即总会对乡村的书写寄予现代性的期望。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位著名摄影家的学生请他给自己的摄影作品写一封推荐信，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原因，他说他从学生的摄影作品里看出了现代的逻辑，比如人们往往用一种富裕的、接受过文明教养的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大凉山彝族人，认定他们是贫困的、落后的，并未意识到大凉山彝族人的生活是基于他们的文化、认知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很自觉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这只不过是用一种现代的‘暴力’介入，想当然地对他们进行文化考察，这并非是正确的观察文化或文化生态的方式。因此他拒绝写推荐信。”以此为例，杨庆祥坦承期待对乡村的观察，以及女性的书写和想象是否能有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女性叙事需要有新的开拓空间。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张欢则进一步指出，对于现代性对乡村的入侵即文明的冲突问题，是否要在此基础上再次反思？也许创作者没有义务承担这些问题，既没有义务承担反思的启蒙主义倾向，同样也没有义务承担反启蒙的理论化倾向。“我反而觉得左小词这种轻装上阵的写作是很可贵的。因为现在很多原创小说作者吸收了太多的理论，和评论家交朋友交久了，会形成另外一个路径和思维向度，这有时对写作技术有推动，但是有时也是一种干扰。”

　　作品背后作者的格局是什么？这是《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更在乎的。她体会到的是作为女性写作，作品更多的是在探索、寻找、追问和求解。“我在小词的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女性内生的一种力量，这是我们所在乎的，她更加蓬勃，不去依附，她独立，不在乎那么多男性的形象，甚至于把雾云村刻意设置成与外界有疏离感的山村，以非虚构的手法用自己的理解搭建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根本不在乎是否真的吻合所有的时代特征，是否具备所有的生活细节，她在乎的是这些女性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跟世界对话，如何生存和如何生活。”

　　杨庆祥认为，《棘》立足于女性，同时又超越了女性立场，突破了女性书写中被规训的既有方式，开拓了新的表达方式。他指出，“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借助对以前小说的观念评价一部作品，这个小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几乎是一种原生态，当我们以小说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自动把人类社会归置化了，实际上人的生活本身是没有办法被归置的。这些小说的女性可能跟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关系，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比如太行山里或贵州的某个山里，她们不知道中美发生贸易战了，也不知道跟她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往往在很多历史时期之后才意识到人和时代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很多写作者需要反思，我们强行地把人过早地归置到这个时代里面去，造成了人物本身的浮夸化，这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