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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叙事 能否开拓新空间?

时间:2018年04月0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乔燕冰
  
  《棘》左小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我们对乡村的观察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们对女性的书写和想象是不是还有新的可能性?写一个女性,是不是就只能是像《杜拉拉升职记》那样?”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青年作家左小词新作《棘》研讨会上,正如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发出如是追问,围绕研讨会聚焦的主题——“女性叙事的新空间”,以《棘》为切入点,与会青年批评家、作家、学者们就女性写作的视角、乡村文学中的原生态与现代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责任等问题展开研讨。
  《棘》是“80后”作家左小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初期创作了长篇小说《下一个天亮》《我的名字叫蓝》后沉潜8年的新作。与该作品有着隐秘的关联,左小词还在几年前编剧并执导电影短片《会飞的父亲》。多年思考和重新出发,经由自发性写作到自觉写作,该作品在中国乡村故事的讲叙中呈现出诸多创新追求与实践。
  《棘》被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阐释“女性谱系”的长篇小说。小说把故事安置于太行山村,主要讲述了普通又各异的八个女人的故事,呈现她们各自独立又彼此粘连、牵制、缠绕的人生,探讨女性命运,洞见幽微人性。如作者所言,这些女人,她们的命运看似各异,却彼此间和我们都有着映照关系。她们如野树繁花,扎根于中国的原野大地。作者还给小说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她,在身侧》。“她,就在我们的身侧,互为镜像。”为着这样的彼此映照与互为镜像,小说采用了较为特别的结构,既是珍珠式的“脸谱”样写作,又是紧密的“链条”结构。各个章节分别以一个女性名字命题,主体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女人的故事。八个章节都可以是各自成立的短篇小说。同时,结构上又以“链条”式咬合,一个女人的出场揭开下一个出场女人的面纱和前尘往事。它们(她们)互相观望,又暗潜联系。
  《棘》全篇丰沛的故事性,充满张力讲叙,透着灵性的语言以及贯穿全篇的诗性获得与会者的认同。同时,故事发生的场域是雾云山和雾云村,虽以山野为背景,却似乎立于时光河流,乃至命运的河流之中,雾云成了一个“场”或一只“容器”,是作者构建的故事中各个人物所“生发理想”或“被现实消解理想”的所在。并且,小说内容中所有的男人都有着一副“模糊的面孔”。或有心或无意,这种置身山野与世俗生活却与乡村及男性的疏离,似乎都为乡土与女性写作提供了诸多探讨空间。
  “这样一个乡土世界给人一种蛮不接地气的感觉”,在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刘欣玥看来,作为乡土写作,作品将特别贴着土地的生活剥除掉了,使之读起来不像当代农村的故事。“雾云每天过着诗情画意的生活,让人感觉即使不是世外桃源也是人间净土。通过很文人化、很精致的乡村,能读到小词对洁净感的崇拜,对没有被污染的人和事的欣赏。这种写意式的乡村是被个人所构建出来的,不是被真正理解的、看到的乡村。在乡土小说里必须要处理现代化的冲击、资本的入侵,或者说是城乡的矛盾,这样一个很天真、很精美、不接地气的雾云,和它要承担的任务相比,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却有些柔弱和单薄。”
  “从鲁迅以来,我们有一个问题,即总会对乡村的书写寄予现代性的期望。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位著名摄影家的学生请他给自己的摄影作品写一封推荐信,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原因,他说他从学生的摄影作品里看出了现代的逻辑,比如人们往往用一种富裕的、接受过文明教养的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大凉山彝族人,认定他们是贫困的、落后的,并未意识到大凉山彝族人的生活是基于他们的文化、认知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很自觉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这只不过是用一种现代的‘暴力’介入,想当然地对他们进行文化考察,这并非是正确的观察文化或文化生态的方式。因此他拒绝写推荐信。”以此为例,杨庆祥坦承期待对乡村的观察,以及女性的书写和想象是否能有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女性叙事需要有新的开拓空间。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张欢则进一步指出,对于现代性对乡村的入侵即文明的冲突问题,是否要在此基础上再次反思?也许创作者没有义务承担这些问题,既没有义务承担反思的启蒙主义倾向,同样也没有义务承担反启蒙的理论化倾向。“我反而觉得左小词这种轻装上阵的写作是很可贵的。因为现在很多原创小说作者吸收了太多的理论,和评论家交朋友交久了,会形成另外一个路径和思维向度,这有时对写作技术有推动,但是有时也是一种干扰。”
  作品背后作者的格局是什么?这是《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更在乎的。她体会到的是作为女性写作,作品更多的是在探索、寻找、追问和求解。“我在小词的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女性内生的一种力量,这是我们所在乎的,她更加蓬勃,不去依附,她独立,不在乎那么多男性的形象,甚至于把雾云村刻意设置成与外界有疏离感的山村,以非虚构的手法用自己的理解搭建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根本不在乎是否真的吻合所有的时代特征,是否具备所有的生活细节,她在乎的是这些女性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跟世界对话,如何生存和如何生活。”
  杨庆祥认为,《棘》立足于女性,同时又超越了女性立场,突破了女性书写中被规训的既有方式,开拓了新的表达方式。他指出,“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借助对以前小说的观念评价一部作品,这个小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几乎是一种原生态,当我们以小说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自动把人类社会归置化了,实际上人的生活本身是没有办法被归置的。这些小说的女性可能跟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关系,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比如太行山里或贵州的某个山里,她们不知道中美发生贸易战了,也不知道跟她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往往在很多历史时期之后才意识到人和时代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很多写作者需要反思,我们强行地把人过早地归置到这个时代里面去,造成了人物本身的浮夸化,这是有问题的。”
(编辑:周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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