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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不抑阴”之审美大观

时间:2018年02月0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阴”“阳”,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为:“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可见“阴”“阳”最早概念指日光的荫、射和向、背。后来逐渐拓展延伸,指关联事物间相互对立之两个方面。“阴”与“阳”作为古代哲学核心,迷漫于实用和艺术各个领域,深嵌在人们一切生活方式之中。但先贤哲人也同时认识到,社会丰富缤纷之事物,绝不只是两个对立面而已。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如此才能构成灿烂多彩的世界。因“阳”代表刚强、劲健、创造等正面力量,在艺术审美中,后来便逐渐衍生出“崇阳不抑阴”意识,《周易》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崇阳不抑阴”审美取向,自然也渗透到书法艺术之产生、发展各个层面。人们总喜欢用“阴”“阳”两极来体现书法的风貌特征,譬如点画,述之外露为阳内敛为阴,粗壮为阳纤细为阴;行笔布字,流畅为阳缓涩为阴等。诚然,书法追求阳刚和阴柔两者调和适当之“中和”美,但这并不是强调“阴”“阳”两极完全意义上之对等平分。事实上,任何书法也不可能存在着审美对等之半疾半缓或半方半圆或半露半敛。在趋“阳”趋“阴”中,尽管地域、时代、书家有的崇拜阳刚,有的崇拜阴柔,但总体上还是趋近崇“阳”而不抑“阴”。这一审美取向在传统书论中代有论述,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颜清臣虽以正楷知名,实过厚重。若其行楷如《鹿脯帖》,行草如《争坐》《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道出书法崇“阳”而不抑“阴”之审美大观。
  崇“势”,
  为书法注入灵动之美
  书法艺术,最初因文字实用性强,“崇阳不抑阴”审美并不太明显。到了汉代,随着书法艺术性丰富和发端,这种审美开始崭露头角显现峥嵘。在汉代书法美学发展中,蔡邕是其主要代表,他突出的贡献是引入并阐述了“势”这一重要的审美范畴,为书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势”,主要指线条、结构富于动感和力度的特定趋向、势态,它不仅体现在书法外形上,也表现在笔画形体内在力的使用上;不仅体现在字的点画结构上,也涉及字与字的贯通,行与行的摆布以及整篇文书的章法连续上。“势”的追求,正是书家与赏析者对书作扬波腾气之“力”和龙腾虎踞之“气”的追求。蔡邕《九势》中说:“力在字中,下笔用力”“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正是推崇阳刚之美与灵动之美的标准写照。在这里,“势”“力”“气”就是书法“崇阳”意识的显性形态。也因此,纵观传统书论,谈及“势”之比拟,往往都与阳刚壮美之物象相关联,诸如“势”为“利剑长戈”“强弓硬矢”“扬波振撤”等。诸如唐欧阳询《用笔论》中所说:“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
  崇“骨”,
  为书法注入阳刚之美
  “骨”是传统艺术中涵盖非常广泛的理论术语,对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发展皆有重要影响。就“阴”“阳”两极分析,“骨”往往被抽象为一种遒举挺特的干植,乃至丰沛旺盛的生命力作底里的刚健强悍的品貌,自然属于“阳”之一面。“骨”审美范畴引入书法和书法理论,反映出传统书法对软媚无力书风的反感,对“质直”“遒正”“劲健”“峻奇”的倚重和推崇。
  由于书法依笔为体,聚墨成形,付诸极富形象之文字,其形体肥瘦、疏密和奇正造成的视觉效果,引导着人们对“骨”之重视和追求。既表现在对“骨形”“骨体”上,如东晋卫铄《笔阵图》即指出:“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也表现在“骨力”“骨势”上,如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录》中称王献之“骨势不及其父。”南朝王僧虔《论书》中称郗超“骨力不及”。
  但须注意的是,古人讲究“骨”,并没有排斥“肉”之存在,崇尚“骨”,主要是一种潇洒俊逸之骨、“骨丰肉润”之骨,它要求“刚柔相济”,强调“骨力”与“媚好”相称,既有骨力,又有华润流畅的韵致,既“笔力阳刚”,又“笔通流便”。这种审美思潮在魏晋时期特别明显。史上所称“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崇尚自然有节,飘逸潇洒之精神气度。史上所称书法“魏晋风流”,就是指“崇阳不抑阴”,具有集内在风骨与外界流韵之和谐于一体。或以“晋韵”名之,就是指魏晋书法追求阴阳相济、平和自然、含蓄蕴藉、骨丰肉润之境界,既不锋芒毕露、剑拔弩张,也不软弱松散、俗媚无力,达到“崇阳不抑阴”,各审美元素之和谐统一。
  崇“实”,
  为书法注入丰腴之美
  “实”多指饱满、丰盈、具体、诚恳之意。儒家文化是“实”的倡导者,《孟子·尽心下》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实”催生出书法丰满肥硕的审美思潮,这在古碑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朴茂之《爨龙颜碑》《云峰山碑》,方峻之《吊比干碑》《始平公碑》,端重之《九成宫醴泉铭》,雄厚之《颜勤礼碑》《李元靖碑》,皆走出柔弱之体系,大气苍茫,力敌万钧,表现出强烈的壮实肥厚风格。书论家对此也多有推崇,南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就将钟繇书法归结为充实古肥风格一类。宋韩愈《石鼓歌》:“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极力称颂石鼓文具有饱满、粗实之特点。
  求“实”思潮以唐朝为盛。唐代国势强盛,人之精神气度日益博大,社会风尚不仅泱泱大度,同时也阳光充实。书法由崇尚清谈的魏晋门阀,转入唐代地主官僚大政治家手中,创作主体之情感力量远胜晋人,视域更加博大,胸怀更加宽阔,这极有利于书法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特征之孕育,加上佛教兴旺,庙宇之修建,立碑之风再度兴起,庄严肃穆碑刻,也助推膘肥脸厚、伟岸卓立之风格形成。因此唐代崇尚“锋健”“雄媚”“险峻”,持之以肥形取胜,以充实达到“骇目惊心”之阳刚审美。就“阴”“阳”两极分析,唐朝已不是“阴阳和谐”之国度,已尽显阳气弥空,阴气无存的蓬勃气象,说其崇“阳”一边倒,殊不为过。从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盛唐张旭、颜真卿,到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皆为追求书法充实审美和粗壮之典范。柳公权从欧阳询、颜真卿手中接过充实之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座充实饱满之峰巅。其《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承续前期肥腴之风,用笔力量深注,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出阳刚线条,不仅硬实劲挺,而且粗壮有力。这一方面得益于儒家实用主义,致力经世致用之教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书家勇于思考现实,投身实际之求实精神。
(编辑: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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