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谭》

　　刘 汀 著

　　作家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看到《中国奇谭》的题目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天方夜谭》《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民族色彩、民间趣味浓厚的故事集，看完后发现它原来是一部先锋味道浓厚，但又现实感强烈的、反思中国当下问题的小说集。

　　作为学院出身的青年作家，作者不可避免受到先锋文学的滋养与影响。先锋文学的显在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形式上的实验，如著名的叙事圈套、叙事迷宫等，一方面表现在内容对于暴力、残酷、荒诞等主题的揭示。但先锋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对于形式、语言、叙事等的创新，对于既有成规的突破等。《中国奇谭》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其创新之处，其中《劝死记》《石囚记》的叙事尤为复杂突出。《劝死记》的形式表面很传统，采用古典小说经常使用的“召唤”手法，在每个部分结束时“召唤”出下一个身份不同的人物，使得六个人的故事既复杂又相对独立同时又勾连起整个社会，串起每个部分的“我”是一个死亡经纪人，身份本就很荒诞，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才揭示他的身份：一位精神病患者，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整个叙事，而这个“我”还“为了让故事多一点炫目的花样，故意制造悬念和谜语，带着人物和读者诸君兜圈子”，这种元叙事就使得整个叙事更加荒诞不经。《石囚记》的结构有些俄罗斯套娃的感觉，主要线索是“我”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先锋文学的审父、弑父的主题呼之欲出），里面套着杀人犯张三和李四的故事，李四的故事里又有一个尖叫声能杀人的女孩的故事，最后尖叫女孩巧合地与“我”走到一起，但却生下孩子后变疯。这个套娃故事同时有很多空白点：女孩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吗？女孩为什么看到早逝的婴儿会变疯？情节的缺失让人想起格非早期的《谜舟》等小说。还有《虚爱记》叙事形式也很新颖，作家隶仁小说的主人公英属不满意作者对于自己故事的修改而跳出来诉说本来的故事走向，有元小说的痕迹。

　　《中国奇谭》里小说尽管借助神奇的想象有很多叙事的创新，但更多表现出一种沉郁，一种形而上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异化和荒诞主题的揭示和思考。《制服记》中的“他”穿着警服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使他“腰杆笔挺，目光锐利”，穿城管衣服时也很享受“制服带来的威力”，但不穿制服时，他作为普通个人被妻子蔑视，被城管痛打，渐渐地他对于“制服”产生了一种病态的依赖，最终制服变成了“囚服”。结尾“他”变成了犯人既是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制服本质上是囚服：“制服”所代表的身份、权力是对真实自我身份的一种遮蔽、限制和禁锢。“他”从警察到犯人的身份转换的必然性伴随着莫名的荒诞性，而在存在主义看来，“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他们之间的对立……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加缪《西绪福斯神话》）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叙事在小说集中处处可见：《归唐记》里“我”因厌世而想从雷电交加的钟楼穿越到盛唐，没想到穿越不成却成了保护教育部副部长主持建造的钟楼的功臣；《劝死记》里劝人死的职业；《石囚记》中李四为了证明杀人可以没有目的而随意杀人；等等。

　　但无论怎样先锋，现实，特别是困顿的甚至苦难的现实却始终是刘汀小说的立足点。《炼魂记》里的老洪让人一下子想起了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一地鸡毛》以一块豆腐写起，写生活中的种种琐屑，《炼魂记》围绕着郭德纲的相声票写起，也是写生活中的各种不堪。小林在一地鸡毛中很温暖舒适，度年如日，但老洪却对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感的生活丧失了招架的勇气和意愿，连那么可爱的女儿都无法让他留恋这个人世。老洪之“老”，已经老到骨子里。小说中写老洪在火化时骨头干得像八十多岁的老人，固然是隐喻，可是那种绝望感却深入骨髓，逼迫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换灵记》里天才诗人雅阁穷困潦倒，没有钱给孩子买奶粉，不得不出卖灵魂；《倾听记》里的“他”因为抗拒强拆而被推土机撞成植物人；《神友记》里的“我”父亲被副县长害死；《秋收记》里“秦婶”遇到地方恶势力的逼迫、村长的趁火打劫；等等。小说集在对现实的书写中，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批判对象，那就是“权力”，“权力”的存在使人压抑、异化。《炼魂记》里的老洪在家庭中因为没有妻子小路挣钱多没有地位，在单位因为职位的低下而没有尊严，而这些可以说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所以他对于自己的美梦总是报之以轻蔑的一笑，对于死亡没有反抗，只有配合。还有“权力”使得《归唐记》里大学教授厌世，《制服记》里警察异化，《神友记》里“我”的父亲惨死，《劝死记》里身家过亿的煤老板锒铛入狱，《秋收记》里秦婶雪上加霜。

　　面对复杂的中国社会如何写作，如何反映现实，恐怕是每个作家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余华的《第七天》不谓不冷峻，却仍然难逃“新闻串串烧”的评价。刘汀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提出“新虚构”的观点，提倡“现实和非现实、想象和观念无缝对接”，“摒弃固有的有关虚构和真实的观念，而进入另一种思维层面，即一种更高的、纯粹的思维层面。”（《中国奇谭》后记）我觉得刘汀做到了这一点。还是拿《炼魂记》来说，如果只是写老洪困顿不堪的日常生活，那它还是无限贴近生活的新写实小说，老洪不过是小林的又一化身；如果小说止于老洪被杀，冷酷的底色也不过是模仿早年的余华；只有整篇小说特别是后面老洪被杀火化时骨头如干柴、小路想起老洪生前最讨厌汽油味，在写实和冷酷之外有想象和抽象，有形而上的思考，甚至还有温情，这才是作者刘汀。

　　面对困厄的现实，作者没有建构一个乌托邦给予理想化的解决。《归唐记》里研究唐代文学的大学教授“我”厌烦现实的不堪而穿越到盛唐，但“我”到了“天宝盛世”的盛唐后看到的却只有“灾荒、饥馑和杀戮”，虽然他“仍觉得比这儿好”，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和穿越剧的浪漫不同，作者既没有神话历史，更没有神话现在，当下不过是历史的延伸，我们无处可逃，这是我们个人的宿命，也是民族的宿命。《劝死记》里鲁迅式的结尾隐喻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前方，是一条曲折幽暗的路，看不到尽头。路是一样的，有人走得快些，有人走得慢些。城门的两边，各有一个牌子，年代久远，仿佛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红漆斑驳，看了半天，太阳完全跃出海面的时候，我才看清上面的字，左边是：精神病康复治疗中心；右边是：图书馆。”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民族色彩、民间趣味并不突出，却命名为《中国奇谭》的原因，这或许也是理解整部小说集的切入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