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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同声息,与时代共脉搏——2017年文情要点概述

时间:2017年12月2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白烨

  文学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2017年的文学,是在2016年的基础上顺势而来的。但在这种自然而然的进展中,一些原有的动向又有新的延宕和深化,一些新的倾向又会得以凸显和强化。梳理诸种感受与印象,觉得用两个关键词最能描述2017年的文学状况,那就是“切近生活”“切近时代”。这也向人们表明,我们的作家在以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上更加自觉,在以自己的方式营构故事上更为自信,这便使2017年的文学创作势态,整体上呈现出现实题材在强势进取中成为主潮流,中国故事在独到讲述中成为主旋律的主要特征。

  学习十九大报告与习近平文艺思想掀起热潮

  在习近平有关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014年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作《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深刻论述和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了文艺思想的基本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作为其基本构成的文艺思想,更加确定和明晰起来,更为人们所高度关注和充分认识,从而使文艺界学习和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的热潮,逐步演化为学习与领会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热潮。

  在党的十九大开幕的当天,文艺界就在各个单位组织观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10月27日,中国文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10月31日,中国文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1月3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10月18日至31日,中国文联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相继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畅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文艺工作的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成效,切实体现到坚持正确文艺方向、指导文艺创作、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之中,体现到坚持正确创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中,使之成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精神指引和前进动力。

  党的十九大甫一闭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就在10月26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中国作协和文学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10月31日,中国作协召开第九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学习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出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议。随后,中国作协相继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文学专门委员会分别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大家普遍认识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中既有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与期望,也有对文艺规律的强调与发挥,特别是深含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紧贴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未来中国的发展远景,使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浓郁的时代特色。进入新时代,要有新风貌。广大文学工作者要在充分认识新时代特质的基础上,使文学焕发出新的精神风采,使文学事业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

  理论批评界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着力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内涵与意义的学习与研读,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一些理论批评家先后发表署名文章,如董学文的《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意义》,仲呈祥的《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习近平文艺思想学习笔记》,金永兵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潘鲁生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新时代意义》,陈玉福的《在新时代努力践行习近平文艺思想》,张知干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就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含与基本特征等畅谈了各自的学习体会。

  报告文学书写生活热点,形成诸多亮点

  报告文学因具有“短、平、快”的特点,而被称之为“文学轻骑兵”。但2017年度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很难用“短、平、快”来给以估量了,反而以既快捷又深刻还不失厚重,改写着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既有印象。这些作品,或者反映社会生活的种种巨变,或者状写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总之是跟踪着生活的脚步,把握着时代的脉动,在生活深处捕捉着最为动人的景象,在时代前沿寻找着最为动人的音符,使得报告文学涌现出不少直面当下社会现实,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文学力作。

  如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于2005年8月15日考察安吉余村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后,安吉余村在12年来发生的环境巨变。作品并没有从理念出发,而是以余村人在安吉白茶生产、竹制品加工、农家乐、溪水漂流等项目中的创意开发的生动故事,写出了余村人民怀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书写自己的新的历史的远大追求。从而以丰盈的细节,真实的事变,有力地诠释了也形象地演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

  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是反映扶贫攻坚的国家战略的,作者以实地采访为叙述主线, 使人们看到一个个贫困乡村各具形态,致贫的原因与脱贫的路子也千差万别。作者在对脱贫乡民和扶贫干部的采访中,抽丝剥茧,寻根问底,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脱贫者的自诉、扶贫者的自述的鲜明特征,并由一个个的生动事例,写出了扶贫的不遗余力,脱贫的别开生面。扶贫与脱贫,村变与人变,如何在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一砖一瓦地推进,一点一滴地进取,由此也得到最真实的反映和最生动的表现。

  宁肯的《中关村笔记》,没有把眼光只盯在当下的中关村,述说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关村神话,而是沉潜到中关村过往的历史之中,寻索中关村起根发苗之滥觞,探察中关村创建之初的涓涓细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品以人为经的写法,以及对“中关村人”独具慧眼的精心选择,对他们的形象与性格形神兼备的出色描写。可以说,重点写好一个数学天才——冯康,着力写活一群科技奇才——柳传志、王选等信息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便使得《中关村笔记》这部作品别具其异样风采,自具其丰富内涵。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奋起直追,以及在一些领域里的后来居上,最能表明切实成就的,是中关村;最能揭示个中秘密的,也是中关村。而《中关村笔记》以非虚构文学的特有方式所做的中关村探秘,述说的就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通过众多个人“科技梦”实现民族“中国梦”的不懈追求,记录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信息科技领域里突飞猛进的一个缩影。

  小说创作数量上扬,作家视点下沉

  小说创作一直是文学创作中主力军,长篇小说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头戏。因而,年度文学创作的成果与成色,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收成与收获。

  据国家书号中心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2017年间以长篇小说申报书号的图书有8900多种。而在2016年,以长篇小说申报书号的图书是5000多种,一年之间就增长近一倍,这样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数量,都是让人意外、令人吃惊的。当然,如果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可能这样的总量有着几个方面的构成,属于严肃文学领域的原创小说,可能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即便是这样的数量,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增量最多的。因而,这便使2017年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7年间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这尤其表现在现实题材书写中,作者的视点普遍下沉,因而作品更显深邃;正在崛起的“70后”作家的创作中,在个人化叙事中负载更多生活内容,分量明显厚重。

  现实题材书写中的视点下沉,主要在于许多作家作品都体现出透过事象看内里,着力揭示人们精神世界深层异动的取向,从而使现实生活在文学的折射中,更有立体感,更带深邃性。如关仁山的长篇新作《金谷银山》,在范少山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给人们揭示出来的,是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远情怀。已经进了城的范少山,回乡务农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他在跟父亲交心时的一番反问:“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我范少山心里头装着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由此,作品写出了一个心系家乡变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农民形象。

  李佩甫的《平原客》,以身任副市长的刘金鼎的视角来叙述作品,刘金鼎一直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原因在于官场的干部任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遇上“贵人”,他的“贵人”——先前的老师现在的副省长李德林,本身处于官场的旋涡,他要出了事,自己也难保。作品就这样,由一个复杂、隐秘又微妙的心态,托出某些官场的本相以及某些官员的心相,而通过李德林的蝇营狗苟与刘金鼎的如坐针毡,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干部选拔与任用中习见的“贵人”现象给予了含而不露的反讽。

  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在寻找儿子的同学张展的故事中,渐渐呈现出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与隔膜,但这种寻找行为本身又构成了逐步接近与相互理解。作品在生活事象层面的背后,充满了心理的疑问与精神的探询,使得寻找张展的过程成为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的过程。作品还写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这样就使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与精神分野之后的相互寻找和尽力弥合。

  而“70后”写作群体的现实题材书写,则向人物回归,通过描写典型化的人物,来负载更为丰厚的内容,表现出对个人化写作定势的有力超越。这尤以梁鸿、任晓雯和石一枫的写作最为突出。梁鸿在“梁庄”之后写作的《梁光正的光》,把镜头聚焦于梁光正这位普通的农民父亲。作品由他尽其所能地爱着瘫痪的妻子、四个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挠地寻报滴水之恩,怀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个农民屡战屡败又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既写了这个名叫“没用”的女性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的繁忙而辛劳的一生,又透过她的种种经历折射了社会生活由战乱与饥饿到“解放”与运动构成的剧烈演变。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映衬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通过大姨妈这个常见又典型的人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与流行症候的观察与触摸。从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妈”,接连陷入了气功、传销等邪性社会团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终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笔下的大姨妈的故事,轻松中不无沉重,戏谑中内含反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状态的某种现实,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社会的精神现象与某些偏向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批判。

  无论是实力派作家的“向内走”,还是“70后”作家的“重人物”,都是小说创作中值得关注的好的迹象,这种创作姿态的自我调整和青年作家的长足进步,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与更大丰收。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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