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史之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它已经震撼了世界，也有人说，我们过去的40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40年。40年中，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无不显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但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看来，“改革开放40年的最大成果是不可逆转的思想解放。40年来，不管是凸显还是淡出，思想与学术或此消彼长或相得益彰，变幻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念图谱，它从总体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地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为更好地反思过往，展望前路，11月26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集结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复旦大学教授谢遐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姚新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笑敢、张曙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再林等全国知名学者。他们既是40年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见证者、参与者，亦是叱咤风云的原创者、引领者，当此际，系统反思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探索未来走向。
回首：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已经在近40年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典范
40，在孔子眼中是“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思想与学术，却是拥有诸多收获，亦历经种种困惑。
陈来整体梳理了40年来中国哲学发展。他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各领域发展迅速，研究日益深入，范围更加宽广。“如果说70年代以前我们学者的问题意识还受制于意识形态或某种西方式的流行问题意识影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40年来，今天的学者更注重中国哲学思想家固有体系、固有问题和内在理解，这是学术研究真正能够深入的一个根本保证。”
“今天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日本、欧美，已经成为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在研究质量上也与时俱进，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得到国外同行认可和推崇的学术著作。所取得的进步和影响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者根本不能想象的。”陈来总结，40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哲学史、文献学、思想史三个基本方面，在客观性、学术性、全面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就第一流研究成果而言，应该说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在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典范，对今后研究学科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陈来也指出，中国哲学研究目前在全国存在质量分布很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虽然最高水平及总量已经站到世界前列，但是平均水平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习惯受宏观大叙述模式引导，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10年前，因对教条主义的抛弃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转向具体实证方面的深入，这也保证了40年中前30年研究水平的提高。但近10年来，由于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警惕，也放弃了对于宏观叙述的追求。因此，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不能满足于停留在一些一般性的讨论。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讨论一些中国哲学领域的大问题，发展具有整体性或较大范围的理论和历史的思考，尤其是能够通向哲学一般领域的、促进哲学和人文学科整体发展的思考，是今天中国哲学研究学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陈来还表示，中国哲学是在一种现代化进程的总方向、总框架中全盘承受下来的，这无疑涉及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我们要立足于全部人类文化，以一种广义的哲学观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向西方学习，建立我们源于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
当下：“有待”与“无待”两个维度是人文学术的两重终极使命
“哲学应该是活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正如邓晓芒此语，深度参与并见证这40年思想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学者，可谓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他们以丰富阅历与拳拳为国心，深刻体悟着治学之道与学人担当以及时代思考。
先后有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北师大执教经历刘笑敢对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体认。在他看来，中国哲学与国学高度重合，主要是儒释道学问，其主要内容和对象基本一致，拥有现代学术和民族文化两重身份。从现代学术角度，中国哲学主要依据儒释道的文献、思想、历史，儒释道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现代学术发展主观建构性的理论资源，因此要自觉区分客观性研究还是主观性建构。而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生在中国就自然在儒释道精神传统中，要自觉继承弘扬和反思改造它。另一方面，儒释道又作为生命导师，关涉个人修养与生命方向。这也正是当下儒学热、国学热中一个重要的趋向。
何怀宏以自己40年学术思想历程的关注点，从方法论角度提出“时代”“历史”“永恒”三大问题。所谓时代，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如何将过去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所用，要以时代关怀为价值取向。同时，历史可矫正思想，并帮助我们更透彻地认识人性。而对永恒和无限的关注，让人在忧患、敬畏精神中保持生命的沉思，在通古今之变中找寻精神家园。“让个人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让社会成为一个有规矩和价值追求的社会。希望我们能回到原点，回到原初的无所顾忌地去探讨思想、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中。”
“无论是苏格拉底哲学还是老子、孔子之教，无不表明人文学术之根荄滋养于某种深层的忧患意识，这忧患意识出于对族类以及整个人类命运更长远的眷注。正是不绝如缕的忧患意识，持续养润了人文学术的生机、风骨和灵韵，陶炼了以生命系于人文学术的贤哲们不抗世亦不阿时的落落风骨。”黄克剑强调“学术只是学术，不是其他”，在他看来，人文学术是贴近人生的学问，这学问不在于更多知识的求取，而在于人生觉悟的启迪。而觉悟，涉及价值取向，显现于“有待”与“无待”两个维度。而人生的这两个维度，正是人文学术的两重终级使命。人文学术之自觉与自律的要旨便在于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的默正与守持。人文学术有两个更可靠的裁判——良知与历史。
“中国人为什么到今天面临着那么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关键就是我们自我意识这关没有真正闯过来，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角色意识中，没有确立现代的自我。”张曙光指出，“自我”“共同体”“天地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作为连接中西哲学桥梁作用的力足点，也是“中西马”学术观照社会的交汇点。从古到今我们生存并依赖于家庭、家族的共同体中，这种影响我们价值取向的金字塔结构的传统共同体需要改造，建立真正基于兴趣、思想、信仰的新的现代共同体，这里涉及人文价值、道德、信仰等问题。而站立在天地之间的人要先自立，然后相互关爱。最后他强调，确立终极信仰，坚持自我批判是哲学学人的为学为人之本。
未来：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更为关注东方哲学的价值
以一代人的思考去窥见一个时代，而回望，只有指向未来，中国思想与学术40年也才会因反思而生成新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暂时很难做到世界人，但是要做一个反思的中国人，一边为将来做世界人做好准备，或者现在尽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世界人。”邓晓芒此言，既基于自己坚持的新批判主义学术思想，又饱含深刻的现实与未来关怀。借对自己的学术与思想历程梳理，他指出，批判和继承不是对立的。与儒家学派论战多年的他甚至以“我其实也是儒家”这一惊人之语来证明这一点。同时，他强调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在启蒙中坚持超功利性，守住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并关注现实，以及重读西方经典，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思维模式等之于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同时，邓晓芒强调，中西比较，在未来至少百年内是中国人最有前途的一个学术方向。建立中国主体性哲学不能崇洋媚外，但只有把西方的东西摸透了，才找得到中国发展的方向。“而真正的中西比较，还要依靠有天生优势的中国人。正如著名哲学史家陈康所说，中国人的学问要做到‘让欧美学者们以不通中文为恨’，才算是达到了高水平。经过这样的互相较劲、交流和比较，将来才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能立于世界的学问。”
中国哲学，包括其他人文学科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中国，而非中国的中国，这样的文化情怀说易做难；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在提出一系列基于当下面向未来值得反思的问题之后，有着中西各20年学术与教学经历的姚新中指出，现在各个大学都要建世界一流学科，一流学科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提出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两个标准，二者的关系该怎么处理值得深思。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就要耐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学问和学术，提升思想，彰显特色，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可走。
秉持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从意识出发而是从身体出发的观点的张再林则如是展望：“人类未来哲学将更为关注既切身又作为我们生命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关注我们如何使这种生活世界不被资本殖民而更加美好，即如何使这种生活世界既向世俗性回归同时又闪耀着非功利的美的光辉。其二，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更为关注东方哲学的价值，关注东西方哲学如何兼容和互补。因此今天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全球人类经济政治生活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有全球各个国家、民族哲学价值理念的相互借鉴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