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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政令:清代政务通讯中的种种疏漏事件

时间:2017年08月1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一弛


乾隆十二年(1747年),浙江巡抚常安奏参藩司唐绥祖的奏折(部分)


《雍正王朝》中康熙手拿皇八子深夜入宫递的密折,处理了张五哥的冤案

  对今人而言,通讯手段的安全性并不是什么陌生的话题了,特别是网络时代,各方都在致力于提高信息安全,不断推出各种复杂的加密方式,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谍战剧中,收发电报是必演的桥段,这是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的,而电报往往是情节发展的核心事件,有人“拦截”它,有人“反拦截”,有人利用它、分析它,有人因它而“暴露”,高度的紧张刺激全因为观众知道一封电报决定生死成败;表现未来的太空片中,一定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们常常利用技术监视宇航员、切断宇航员与地球的联系,阻止他们返回地球。这些基于通信技术的情节不动声色却惊险万分。其实并不是先进的通信技术在戏剧性上独占鳌头,而是信息的背后性命攸关,隐藏它、阻截它、传递它变成了生存的本能。在古代,“电”还没有被美国人富兰克林发现的年代,信息也是存在的,并且也很重要,特别是有着不同的递送手段和程序,细究之下常常令人直冒冷汗,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古代的通讯手段虽不尽如“飞鸽传书”,但终归是不能如今日一样方便:传输速度上的缓慢当然是一方面,而传输过程中安全、准确、规范、有效的程度也颇为逊色。

  在古代,章奏与政令等行政信息传递的需求,是官方建立政治通讯机制的最大动力。只有准确地获取情报,才谈得上正确地行使政府权力。为此,历代政权都力图确保上下沟通顺畅,也都为传输体制种种弊端而头疼不已。今天从保留下来的清宫档案中便能看到,作为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清朝,中央政府曾面对过哪些政务通讯上的难题。

  在晚清电报技术应用以前,各省向朝廷反映信息,主要有两个系统:题本和奏折。题本是一般的行政文书,由各省送交京城的通政使司衙门,通政使司衙门整理后再行奏进;而奏折则主要用于重要事项,只有很少的官员有权奏进,直接依靠提塘官或官员家人赍送来京,送交宫门。文牍繁多之时,运往北京的文书甚至能装很多箱,沿途用驿亦多苦累。特别是题本,限于格式要求,往往篇幅冗长达数百页,其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古代既无飞机又无铁路,单靠马匹运输,途中丢失自是无法避免。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通政使司便奏报了一起丢失题本的案件。该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该衙门接到河南巡抚穆和蔺送来的一箱题本,检查之下,发现箱子有破损,且封条与锁头有残毁。对照箱中所附文书清单,发现六件题本尽皆丢失,题本的附件应有20件,亦短少5件。乾隆帝得悉后大为不悦,表示题奏文书事属亟要,“何致到通政司衙门竟有本箱破损、本章全无之理!况沿途赍递,上下按站接替。赍本马夫既见本箱破损,何以不行查明?”乃批谕臣下,将沿途各驿逐站查核,务须查出“本箱破损、本章全行失去究系起自何站”、有无其他弊端。事后查明,此案系在直隶满城县境内一名叫郭皂儿的马夫一时疏忽,令马匹惊栽,将箱子摔破,本章撒落丢失。用现在的网络工程师的话讲,这叫“丢包”。其后直隶方面并未报明处理结果,但想必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

  与题本相比,奏折由于篇幅较短、重量较轻,运输时采用“折匣”而非笨重的箱子,丢失的风险要小一些。然而当折匣递入宫门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宫中人多手杂,传递奏折的侍卫与太监办事能力远逊外廷文官,弄丢的风险大大增加。

  大连图书馆藏内务府档案中就记录了一起丢失奏折的案件。乾隆九年(1744年),一位名叫汤大申的翰林为皇帝缮写了一份学习儒学经典所需的讲章,照例按奏折传递的渠道,由一名叫五十七的二等侍卫在内务府员外郎萨哈岱的监督之下带入宫中。不料由于传递者到处乱放(档案中记载的缘由为“放在门上”),事后这份讲章找不到了。案件发生后,内务府奏请将此数名官员处以降级的惩罚,皇帝批谕照办。大约是这类失误屡屡发生,内务府十分熟练地完成了处罚流程。

  章奏文书递入朝廷之后,朝廷自然要根据其内容进行处理,假如奏报内容较为复杂,中央不能马上给予回复,而要派人去进行一番调查后再予以回复。这时最常见的办法便是行文该管部门,令其“详查具奏”。然而这一机制有时也会有纰漏,最常见的情况,便是承担回奏责任的官员拖延其事。

  雍正时盛京兵部侍郎永福的一件满文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十一日,皇帝发给永福一个折匣,内装三件奏折,各有折角,命永福将折中所叙事件查明回奏。但永福不知为何,一个多月未予回复,亦未报知调查中遇到了什么难处。雍正帝素以细密深刻著称,处理此案的方式亦堪称奇异:皇帝没有径直催促大臣,而是命大学士马尔赛召见永福之弟延福,告知延福此事的同时问延福乃兄身体如何。延福察觉到了皇帝的不满,连忙通知其兄从速回奏。最后直到次年正月十三日才返回意见,前后耗时三个月。可以想见,倘若并非皇帝施之以威,而是六部衙门等官僚机构发送一件“等因奉此”的咨文,此事还会办得更为拖沓,很可能不了了之。

  不过也应该看到,上述案件虽然有所延宕,但通过文书完成的信息传递基本是准确的。清代还有一种针对在京官员的调查方式,称为“传谕回奏”,即派亲信官员、侍卫等对相关人员口传皇帝谕旨,命对方将相关事宜回奏。这类情况较之文书更为复杂:传谕之人往往不能准确记忆,进而导致混乱。同样在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中也有一起这类疏漏案件。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看守西陵的内务府大臣佛伦奉旨来京,因公事而有所迟误。皇帝遂发布谕命,要内务府查明情形,议定应给予何种处分,再以书面方式回奏。此项口谕由太监王常贵传予内务府员外郎双玉,但双玉糊里糊涂,并未传知内务府该管官员,反而传给了佛伦本人。佛伦闻知,一时情急,就对双玉详述自己冤枉;双玉返回宫中,将此情告知王常贵,王才发现这项命令已经彻底乱套了。本来应口头告知内务府堂官,再由内务府堂官回奏,但由于双玉记忆有误,变成了口头告知佛伦,再由佛伦给予口头答复。作为惩罚,这位糊涂的双玉被处分罚俸六个月。

  随着题本或奏折处理完毕、批回各省,一个政务通讯便告完成。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纰漏,进而导致信息不能被正常反馈与处理。清廷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常用的方法无非两类。其一是物理的封印,例如题本箱用封条和锁头封好,以保证政治讯息的完整。其二则是发达的记档制度。清人的定制是,中央决策机构——内阁和军机处有丝纶簿、随手档等记录文件收发情况的档册,并有稽查上谕事件处等机构定期检查记档文件的处理进展。这令信息错漏的现象能够及时得到发现,亦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诞生以前,一个政府保证自己“耳聪目明”的关键所在。


(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