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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需要一场战争

时间:2017年05月0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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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题目乍看极易让人生起骇然之感。我不是标题党,更不是战争贩子,尽管如此,忖度再三,仍是想说,也许有时,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战争。
  真正重要的事情无需说上三遍。但是话出有因,须得有个交待。话说去年年初的一天,我随队到A县参加省上组织的一个活动。饭桌上,我与钟意外相遇。这个题目,就是听钟一席话后“嘎嘣”蹦出来的。
  作为东道主,钟恰到好处地掌控着席间的节奏,招呼应酬无不安稳妥帖,与他在A县显耀的地位极为相称。他和我之间隔着好几个座位,而我们没有见面的年头,并不比相隔的座位要少。他熟稔而得体地与多为初见即永别的客人举杯交接,只是当他依序来到我面前时,笑容似乎都随着先前客套的举杯吞进了肚腹。我看到的是一张僵硬的面孔和一双走神的眼睛,听到的是两只行将见底的酒杯碰在一起时近乎哽咽的一声鸣响。在钟返回座位的同时,一个欢活的身影向我走来。那张帅气的脸上春风摇曳,那双明亮的眼睛神采飞扬,他丰满昂郁的精气神让他看起来比一个男人更加男人。那个人不是别人,他是若干年前的钟。
  我在B县工作的几年里,上班的地方和钟在同一个院子。那时年轻,钟处事的慧黠练达和对人的友善亲睦,很容易就博得了我的好感乃至尊重。好感是一种容易反射的光源,时日一长,我感觉得到,钟对我也有一种认同或者说是赏识。钟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几次关照说,找机会让敏老师帮忙物色一个。
  敏是钟的夫人,在一所小学教书,身材纤柔,面容清秀,言语轻缓,一颦一笑带给人梨花带雨般的清雅静洁之美。钟和敏在单位的大院里出双入对,眉眼间流溢的蜜意柔情让一群愣头青歆羡不已。今天我依然相信当年的判断,在当年,我执拗地认定,我对钟的那种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好感与敏有关——敏是我心目中的女神,钟俘获了女神的芳心,俘获我的尊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因为他说到了敏,对于“女朋友”这个朦胧的向往,我接连表示了否定的态度。记得我是这么回答他的:“现在谈这个还早了点,还是过两年再说吧!”心里却有另一个自己在说:“要找就得找个敏老师这样的淑女,可像敏老师这般气质的女神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她不会在撮合中相识,只能在时间里相遇。”
  钟当然听不到另一个我说的话,只当我口是心非,竟在某天晚上将我骗上车去,径直带到他的恩师家中。恩师有女,待字闺中,钟的用意一览无遗。平生第一次“相亲”自然是无疾而终,我对钟的好感却因此多了一层——敢将恩师的女儿托付(至少有这意思吧)给一穷二白的我,仅凭这点足以证明,钟是重义薄利之人。这多出一层的好感让我笃信,即使夏雨雪,天地合,钟的身后都会有敏一路跟随。
  钟与敏的结合就是佳偶天成,就是人生幸福的终极标志,是美好姻缘的绝佳典范。没有谁能够改变我的判断,除了钟,除了从钟口中吐出的那一席话。
  当晚的活动钟不参加,我也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我就要走到活动现场的时候,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紧接着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兄弟,摆会儿龙门阵吧。”
  这声“兄弟”那样亲切,尽管曾经清亮的声音因为时间的摔打沧桑纵横。这些年来有不少故旧随着他们职务的升迁回到彼此初识时的陌生,个中因素有空间的疏远,有道路的隔离,更有我闭关自守的清高和自惭形秽的颓靡。调离B县时钟曾为我设宴饯行,大约自彼时始,我们之间的疏离感便在时间的旷野中杂草丛生。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们的见面从一开始的屈指可数到后来的屈指无数可数。回想起来,当天之前的最后近一次见面已在两三年前,在一个河边茶座,不期而遇的我们在一群人中像两个各为其主的外交大臣般握手寒暄。其间只知他平步青云,偶尔也听闻他的花边新闻,只不过物是人非,我们都像老之将至时心力不济般失去了关心对方的能力。一声“兄弟”把十多年的光阴招魂一般唤了回来,我知道他有话要说,转过身来,跟随他已然迈出的脚步向前走去。
  黑色的影子顺着楼房的墙壁滑落下来,将我们包裹在一团昏黄的混沌之中。他狠劲抽着手上的香烟,火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借着吐出口中的烟雾长吁了一口气。接着,是一声更长更沉重的叹息:兄弟,我都不好意思看到你,不好意思见到以前的兄弟们!
  这是一个短到一支烟就可以讲完的故事,只是,就像烟尽火灭之后看不见的烟雾会在吸食者的身内身外缭绕不绝,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注定难以在钟的世界里尘埃落定。
  一个妙龄女子搭载春光的秋波闪电般击中了不惑之年的钟。神思清醒时,妻离子散已经成为无可挽回的结局。让他痛心的是敏决绝的远去,更是她绝望的报复。当年温润婉约的女子摇身变成一只狮子,她要把他扑倒,撕碎,敲骨吸髓,食肉寝皮。千万次回头换不回破镜重圆的一线生机,敏幽怨的眼洞像活水枯尽的深井,将二人世界和三口之家曾经完美的旧时光连同余生的色彩一同深埋。就连这些,也还不是钟疼痛的中心。她曾经是一个冰雕玉刻柔情似水的女人哪,她曾经是一个冰雕玉刻柔情似水的女人哪,钟口里的话重复了两遍,然后,他把脸望向夜空,把又一句话同样重复了两遍:我把她给毁了,我是那个把玉摔碎把水泼脏的罪人!
  两道亮光从他的脸上滑过,濡湿的夜幕变得更加沉重。钟就在这时讲出了那句我这辈子也无法忘怀的话:就算敏把一把刀子插进我的心脏,这辈子,她仍然是我唯一爱着的女人!他说,他在那之后离开了B县,但是他的心一直都在那里,因为她在那里。他躲在她的身后,默默注视和守护着她和他们的孩子,以此救赎自己的灵魂,并试图由此找回一点作为男人的自尊。钟最后问我,更像是问自己:错在一开始我就宽容了自己,要是当初能守住防线,再怎么也不会有今天的溃不成军。
  讲完这些,钟伸出手来,与我握手道别。他的身子像一粒石子投进水池般很快消失在夜幕里。他的渐行渐远的脚步传到我的耳朵里,是一个清晰分明的声音:有时我们需要一场战争,枪口所指的敌人,他就潜藏在我们的内心。
  二
  与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搏杀,你可能比面对任何外侮都容易竖起白旗。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想象,你把一只手枪抵在自己的脑门上,脑袋是你自己,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是另一个自己,且不论谁是罪恶的渊薮,谁是正义的化身(更多时候其实并没有绝对的罪恶或是正义),最先服软的自是扛在肩上的脑袋无疑。
  当然这只是通常而非绝对的情况,只是苏格拉底饮鸩自尽,诗人海子卧轨身亡类,都不过是脑袋将与手指的战争进行到底的特例。手指勾连的常常是欲望,而欲望通身长满不烂之舌。舌尖传来的快感起先让你不安,接下来是亢奋,再后来,便是骨头酥软,便是一边出卖自己一边帮对方数钱。
  天假其缘外加贵人相助,去年年底,我所容身的单位从一间逼仄的小屋搬进了一个阔大的院子。那是一个破旧的院落,因为地震,也因为一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护身符,百年老宅得以重塑金身,于公于私,这都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文物修复的琐事落在我和同事身上,累并快乐着,好像这话天生就为这样的情境而生。
  劳累在所难免,快乐却在露了一小脸之后捉起了迷藏。起先我以为它被工地上飞扬的尘土掩匿在了砖瓦檐梁之间,当我意识到它是散佚在膨胀的人心之后,工地上不绝于耳的叮叮当当,有时竟让人听成了人心破碎的就像瓦片摔裂在地面时发出的声响。
  修复围墙的第一天,工程因为有人阻工停了下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地震时院内建筑受损严重,围墙也未能幸免,坍塌了一段。病重的孩子常常找不到父母,百孔千疮的院落一时成了没人要的孩子,那段受损的围墙自然也就无人问津。如今“孩子”有“爹”了,“债主”也就找上门来。
  我到现场,问挡在施工队前的一群人中的年长者有什么诉求。那是一个60出头的老汉,有庄稼人的结实,也有城乡结合部的居民特有的精明。看得出来,他是这一群人的核心,也是这一家人的家长。老汉说,你们的院墙砸了我的庄稼,得赔。
  老汉闭口不提围墙垮塌的诱因,我也不愿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笑着问他:老人家,您看怎么个赔法?
  那段垮塌的围墙顶多十米长,而且只是部分坍塌,对于这样的赔偿(权且说是赔偿吧),我相信大家心里的底线很容易重叠。他家那块地不到两分大小,地里长势旺盛的玉米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因为围墙受到影响的最多不过整个地块的五分之一。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三位数的数学题,而老汉一张口就是一个五位数。
  这个数字和老汉被这数字压得忽忽闪闪却又强作镇定的目光让人惊悸。这种惊悸被放到最大是在老汉身后那群人同声起哄的时候。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同的语气表达着相同的意思,无非不过是不按老汉说的办工程就得停工,谁要不识时务就要谁不得好看一类。嗓门最大的是一个30上下的大约是老汉女儿的女人,只见她两手叉腰,脸色沉暗,冒着火光的眼球有三分之一挣扎着扑出了眼眶,伴随她有如虎啸狮吼的话音,一头浓密的黄发犹如赳赳武夫举起了森林般的刀枪。这样的形象,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一头饿得前胸贴后背时突然发现了猎物的棕熊。
  那不是一群尖牙利爪的猛兽,他们也并非执锐披坚的武夫,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然而我还是感到了震颤、惊恐、欲语还休的悲戚、将逃无路的慌张。我要和他们交锋,然而战斗还没有打响,我便知道自己终将城池失守。他们执持的是私欲,我所依仗的是公心,鸡蛋和石头原本可以高下立判,然而在童话世界之外,另有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常常本末倒置,往往混淆是非。让我感到惊惧的正是这套不知自何时始已然在我所身处的世界里畅行无阻的规则,以及让这套规则成为规则的话语体系。
  如果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今天我能给出的答案断然与若干年前的相去甚远。就像乡邻这个词语,就像公道这个概念,就像义与利的分野、对与错的评衡,在今天的语境下,分明都有了迥异于以往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所以,当我对照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诚实的答案,在欲望这个词跳出键盘的时候,我所经受的惊吓,远胜于被那群人围堵在断墙下的时刻。
  倒下的围墙终于重新扶了起来,作为代价,我执守的城池被撕扯出一个裂口。在围墙圈定的城防上,这样的裂口在此后来自不同方向的袭扰中往复出现,渐然蔓延成一道溃败的防线。及至狼烟散尽,倒掉的围墙依然倾轧在我身上,那一地残砖是灵魂对自己一次次的诘问:你是输给了他们,还是败给了自己?
  也许我并没有足够的勇气作出回答,只是心里再也清楚不过,只有当你能够打败另一个自己,你才有足够的力量牵制敌人。
  围绕文物的博弈旷日持久,可想而知,那段围墙只不过是抗日战争中的卢沟桥,正面战场不在这里,摧城拔寨的搏杀不在这里,胜出者摆宴庆功,败北者向隅而泣,他们真正的凯旋门和华容道都不在这里。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一个不堪回首的序幕。这样的幕布无须揭开,就像一个伤口溃烂的病人,不必把肮脏的脓血全部示人,敷在患处的纱布足以说明一切。
  三
  时间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于是我想起两张让人周身温暖的面孔。
  四川芦山地震两周年之际,我和同事们策划了一场摄影展。展览的主题是“春回芦山”,通过新旧对比,管窥灾区蝶变历程。展览的地点放在震中龙门乡,展架刚摆好,乡亲们“哗”地围拢来,看稀奇般打量自家倒映在照片上的旧房新居。看着看着,一个70开外的大爷一把抓住一个工作人员的手大声说:小伙子,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家地震后垮掉的房子,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小伙子”当时不多不少60岁,因为个头高、气色好、走路脚下生风,被“小伙子”了。此君在单位下属的市摄影家协会任秘书长之职,也是这次展览的操盘手。领到任务时,女儿初为人母,他在上海陪着老伴伺候月子。这个背景我们之前并不知道,待他风尘仆仆赶回来,我们已经追悔莫及。
  观众反响不错,“小伙子”乐了,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既然大家喜欢,换地方再搞几场。
  真不知该如何作答。像市摄协这样没编制、没经费的群团组织,秘书长一词听起来跟潘基文似的,实际上,也就是好听而已,从年头到岁尾,和经济待遇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就连他从上海回来办展览的机票,签字报销的也只能是他的“居里夫人”。为这展览他已经忙了有一阵子,再让他领着一帮半老头子把几十个展架搬来搬去搬上搬下,不厚道。
  “小伙子”任性,压根不听你的。在市区三雅园,一俟布展完毕,他就打电话让我们去看,“这里人气也爆棚了。”
  老刘好客气,因此去之前我们并没有通知他。在路上,有刚调到单位不久的年轻同事颇是有些意味深长地说,协会就要换届了,看样子,老刘还想干。他的意思我懂,但我只淡淡盯了他一眼,没说话。心里却想,你娃门缝里看人,老刘从来就是活雷锋,别以为全世界的人都那么功利!
  展出现场早围了不少观众,有的对着照片瞪大了眼,有的两脚像踩在强力胶上,半天迈不开步。目光顺着摆成一溜的五六十个展架由南到北,再自北向南,没有看见老刘。心里想着老刘不是会开小差的人呀,目光再次向北,在一个展架下部的空格处,看到了老刘常穿的一双鞋子。走过去一看,我愣住了。老刘正拿一张毛巾,在展架的横梁和犄角处,像打磨玉器般细细擦拭,鼻孔有小曲袅袅飘出,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听我喊他,抬起头来,“呀!怎不提前说一声!”这才看到他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溢出,几绺头发贴伏在额前,像有人着毛笔在一张暗红的纸上胡乱画过几笔。
  不待我说话,老刘敞开了他的大嗓门:“我说大家喜欢,没乱说吧!后天周末,我们再去上里古镇展一下,让外地游客也看看芦山灾区新变化。”老刘话音刚落,年轻同事把一个得意的眼神递给了我。他藏在眼神里的话,我自然听得明白。
  难道这厮真猜对了?
  摄协换届,老刘裸退,态度坚决得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理由两条:一,人得有自知之明;二,身虽退心犹在,只要工作需要,保证随叫随到。消息从协会传过来,年轻同事脸红筋胀、目瞪口呆。看得出在这件事上他有难得一见的挫败感,老刘的坚辞不让与之前的热忱勤勉在他眼里是两条不可交叉的铁轨,而老刘像枕石般让它们浑然一体,和谐得就像一张纸的两面,这是一件远远超出他的人生阅历和认知经验的事。
  我不觉得年轻同事当初的判断有多么幼稚,也不认为他陷入这样的焦灼与困惑有多么匪夷所思。以劳动交换钞票,以钞票交换面包,以付出交换得到,以卑贱交换荣耀,这不是我们习以为常或见惯不惊的吗?我们的步履已经习惯了在交换的轨道上行走,我们的目光已经适应了以交换构筑的空间。当有人在雨中递过一把伞来时我们想的是他想得到什么,当一张陌生的面孔在眼前绽放笑容时我们想的是他想得到什么,当身边有人跌倒别人俯下身去时我们想的是他想得到什么,甚至面对大自然的花开鸟鸣我们也忍不住心中的惊奇要反复猜度,它们取悦我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对一个普通人和一件寻常事产生关注,往往并不是因为事物有什么特别,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目光已变得不同往常。
  这是一件老刘退出江湖后不久的事。有一天,兄弟单位一起开会,中场休息时,有一位文明办的老兄说同事老杨昨天退休了,话刚说完,就有人群起攻之,说他扯淡,而且个个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老杨哪天不是第一个上班?要退休的人,有这么上班的么?!”
  “是呀,上周老杨到我们单位来办事,那状态看起来,比年轻人还要精神!”
  “昨天早上我还看到老杨到卫生间打水擦桌子,那个时候,整层楼只来了我们两个人!你说他昨天是最后一次上班,别说是我,鬼都不信!”
  信息发布者被逼得差不多快要起誓。当大家意识到他和老杨的同事关系和一个人退休不是一件可以当作玩笑的事,而且看到他们攻击的对象全然没有半点过愚人节的意思而且当天也不是愚人节之后,总算相信了这个无法让人相信的事实。可新的疑问还是如出一辙地来了:他那么干,究竟图的个啥?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在心里,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刘老杨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的感受;他们掏心掏肺做好每一件事,所想所图不是其他,只是快乐。对于他们来讲,做好每一件当做之事,就是快乐本身,就是他们的理想。
  我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是因为我相信有人听不懂这样一段平白浅显的话。早晚一天听不懂这些话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上跌跤,但愿那个时候,他们能打赢同人生经验的那一场战争。
  四
  行文至此,说一件“大”事。
  “大”是“大骇”之“大”。而这大骇之事,是在2016年的第一天,我所栖身的雅安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肉眼可以辨识、肺叶可以感知的雾霾。
  以前的雾霾都在新闻里发生,在雅安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外存在,而今雅安不再遗世独立,雅安人的优越感亦不复存在,曾经吆喝着“把雅安空气打包卖”的王婆的大嘴在那一天和之后的连续几天被一张张奇形怪状的口罩遮盖得严严实实。也有人一边强忍咳嗽一边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雅安城区现今已看不到一根烟囱,这应该是雅安空气质量的黄金时代啊!说的倒是事实,只是有些天真——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可以翻过秦岭横扫成都平原,雅安为什么就不可以接受来自重霾地区的强辐射?
  那些年华东雾霾,华南雾霾,华北雾霾,成都雾霾,独独西蜀雅安清风雅雨,天蓝地净。于是有那么一些人,看着事不关己的热闹,开着尖酸刻薄的玩笑,以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毫不掩饰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私与粗鄙。当别人的灾难在自己身上重演,相信这些人会追悔于彼时格局的促狭与不堪,只是为时已晚,比起别人的苦难,因为良知负下的债务,自身承受的苦难无形中又多了三分。以雾霾的肆虐为观照,一个人很难真正独善其身。
  说起这些是因为雾霾,也因为去年里和雾霾一样频繁在耳边响起的诸如不争、放下、包容一类的词语。所以说完雾霾,我想对这些个词语作一个难逃偏执和幼稚之嫌的个体解读。
  先说不争。名利可以不争,输赢可以不争,主次先后轻重缓急这些统统可以不争,可是,难道真假、黑白、善恶、忠奸、是非也可以不争?呼吸进肺叶的究竟是雾是霾这样事关生死的界线划分也可以不争?在一个不明不白的世界里不男不女地活着,这样的不争,其实是最大的争,那是在争着放下做人的体面甚至尊严。
  这就说到了放下。拿得起放得下,这是豁达,是大度,是进退之际、取舍之间的达观与睿智。然而,没有拿起的放下,是丢盔弃甲,是不战自败,是彻头彻尾的懦夫的作为。你可以放下刀枪却不能放下正义,你可以放下欲望却不能放下责任。以放下的名义,使命担当筋骨脸面俱然不要,这样的谎言在我看来,无异于抓屎糊脸。
  也有人喜欢说,要多多包容。有容乃大,能容人者容天下,容天下可容之事,这都不假。对雾霾要包容,对雾霾的制造者要包容,对治霾不力要包容,一切都要包容,一切都得包容,我只想问,底线哪里去了,谁的心胸如此宏阔,竟连底线也能包容得下。有人说过,面对罪恶,旁观也是罪行。我在想,如果包容成为了放纵,放纵滋长了罪恶,罪恶引发了灾难,这样的包容,是不是该当罪加一等?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罗素曾说,中国人性格上最明显特征即是忍受。如果加上“各人自扫门前雪”和“不见棺材不落泪”,罗素的说法可能更接地气也更入木三分。其实我还是认同这句话:“如果你什么都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对雾霾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同样没有去追问或是挞伐的资格,我们只有在沉沉雾霾中艰难呼吸。
  当然,我所说的霾,它不仅仅是霾。
(编辑: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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