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发行高峰论坛举行，江志强、周宝林、曾茂军、康利等业内人士探讨——

　　“现在我在美国做电影发行，感觉比在中国容易得多。美国的电影发行很简单，也很传统，主要就是花钱买广告，在各种媒体上投放出来，基本上就搞定了。但在中国，我的发行团队所要面对的情况远比美国复杂。”4月18日，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发行高峰论坛上，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道出了如是观点。

　　在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中国搞发行，为何会比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电影最强国更加困难？江志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观众受互联网的影响更大。“在影片选择、购票途径、抒发观感等方面，中国观众对于互联网平台的依赖程度，远远高过美国观众。”江志强坦言，与具有长期观影传统的美国观众相比，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才刚刚培养起来，而且普遍更加年轻，这就要求发行方必须按照中国观众所熟悉的互联网思维进行电影宣发。“谁更加深入地了解‘互联网+’时代观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特点，谁就将占领电影发行的有利地位。”江志强表示。

　　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发行行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以“多元环境下的电影发行与‘互联网+’的思考”为主题的中国电影发行高峰论坛，正是为了聚焦当下中国电影发行领域的热点话题，探讨“互联网+”对电影发行市场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中影股份总经理江平、华夏发行公司第一副总经理黄群飞、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万达股份总裁曾茂军、传奇东方影业CEO彼得·罗异、猫眼影业总裁康利、微影时代高级副总裁杨丹等业界人士出席了本次论坛。

　　“互联网对于电影观众的分流，是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近年来，网络大电影俨然已成为院线电影的有力竞争对手，李国奇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他看来，互联网并不是院线电影的敌人，相反，它能够促使院线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更上一层楼。“如何把13.72亿人次（2016年全国城市院线观影人次）的院线电影观众留住，并进一步扩大观众群体？中国电影人需要从创作、发行和市场等各方面共同发力。”李国奇表示。

　　众所周知，电影发行营销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观众心理学。“互联网+”时代的观众，与传统意义上的观众有着巨大的区别。以传统的电影发行眼光来审视，《长城》这样大牌云集、特效炫目的电影，票房绝不会止步于11亿元，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战狼》这样缺乏显著卖点的影片，无论如何也难以获得票房大捷。

　　“如今的电影发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传统、新型、票补、保底、垫付宣发费等多种手段并存于行业之中，而影片、院线、档期之间的激烈竞争与复杂关系，更使得电影发行工作愈发考验从业者的能力与眼光。”周宝林表示，电影发行的多元化首先体现在发行主体和资本的多元化方面。“如今的趋势是几大互联网公司开始从过去的电商平台进入发行领域，并试图打通上下游之间的阻隔，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周宝林认为，这一趋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行现状。

　　在曾茂军看来，时下电影发行方式的多元化，源自于观众结构和需求的多元化。“随着观众群体的不断成熟，不同类型的影片获得了各自的生存空间，这就要求发行方必须精准地为影片寻找到目标受众，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开展发行工作。”曾茂军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发行，难点是在找到大众群体共性的同时，充分发掘分众群体的个性。

　　与传统的电影发行模式相比，互联网发行模式能够通过社交软件、大数据、在线购票渠道等方式，更加精准、有效地获得目标观众。“猫眼影业所掌握的大数据，包括对用户行为及轨迹的深度挖掘，确实能够帮助发行方提升对电影全链条运作的预测和判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让一部低品质的电影票房大卖。”康利认为，“互联网+”营销的本质是“电影+”营销，因为电影始终是内容为王的产品，一切互联网手段都是为产品内容服务的。“电影产品的本质规律之一，是它具有不规律性、波动性和风险性。因此‘互联网+’发行并不是一种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我们不应该抛开内容空谈发行，这实属本末倒置。”

　　曾茂军在康利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户+”发行模式的概念。“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停留时间是以分钟计的，而在万达广场这样的实体环境中的停留时间则是以小时计的。”曾茂军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发行，线上线下的融合非常重要。“既然互联网公司在进入电影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那么传统的电影公司也应当涉足互联网领域。”曾茂军表示，所谓的“用户+”发行模式，就是“要把线下的场景留下来，进而挖掘其线上的社交属性”。他认为，“用户+”模式将成为电影发行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