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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七月与安生》:满足了女性内心反叛欲望

时间:2016年09月2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彭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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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女性内心反叛欲望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

电影《七月与安生》剧照

  《七月与安生》改编自华语青春文学鼻祖级作家安妮宝贝的成名作,由著名导演陈可辛监制、新人导演曾国祥执导,周冬雨、马思纯、李呈彬等主演,讲述了安生与七月两个女孩自13岁相识开始,彼此惺惺相惜成为最好的朋友,并且共同经历成长的故事。自9月14日全国公映以来,各大售票平台连续4天蝉联评分榜冠军,豆瓣评分达7.7,可谓口碑不俗。改编后的电影叙事结构巧妙、调性沉稳、情感细腻、细节丰富,将两个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立体鲜明,性格对立统一,颇具戏剧张力。整部影片表现了女性在青春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叛,其所反映的女性在长大成人、面临人生选择时的迷茫与挣扎的心理状态,极具有现实性,能够在观众的潜意识层面引起情感共鸣。

  影片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孩从小相遇成为好友,在青春美好的18岁喜欢上了同一个男孩,爱情的到来让两个女孩的友情发生变化并经历纠葛,最终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一向安静乖巧的七月最后过上了流浪的生活,一向自由流浪的安生最后过上了七月曾经安稳沉静的生活。影片展现了真诚的友情和刻骨铭心的爱情,细腻深刻,令人感动。而这种情感的呈现和变化是融入在两个女孩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反叛的迷茫心理之中的。从人类生长的规律来看,18岁是社会文化惯例系统中所规定的“成人”的年龄符号,从孩童世界步入成人世界,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彻底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与原有生活的“分离”,暗示着七月和安生关系的必然转变。

  电影的叙事结构十分巧妙,使得七月和安生的相遇、成长、分离的线索以及她们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叛的过程循序渐进,顺理成章。电影以一本正在连载的小说《七月与安生》作为视点引入,借用小说把电影分割成篇章式的呈现,利用七月的旁白讲述巧妙地构造了一个相对完整而又有新意的叙事结构。在小说中推进故事,在小说外的现实中重新回忆成长,叙事手法新鲜又充满悬念。安生和七月的成长在当事人与观众的共同审视下进行,有种戏中戏的观看体验,更能突出她们青春成长的多种可能性。影片最后又设置了反转,原本前半段七月以作者视角回顾了少年时和安生的相处片段,后半段又揭示出真正的作者是安生,叙事主体的变换也揭示了两人互换人生的谜团,而安生在小说里想象的与七月互换人生的结局,以及对镜自照却出现七月身影的镜头,是七月与安生在意识觉醒后想要成为对方的欲望想象。在青春成长的过程中,相互反叛,成为对方。

  影片在人物设置上,七月与安生所代表的二元对立的性格特征以及两个人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一是符合大多数商业电影中的深层结构,这样的性格反差能够造成强烈的人物冲突,二是本身就为两者提供了对照,从而产生欲望的可能性:成为对方。而另一个层面,这种性格的塑造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结构性层面,它深入到了人物主体意识层面,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铺垫,合情合理——两个小女孩每天形影不离,就像镜子般互相观看、照应,就在其无意识状态中建构着欲望的想象,人们也就不难理解结局两个人互换人生的结果了。

  之所以说影片是女性在青春成长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叛,是因为在整部电影里七月和安生生命中男性角色相对弱化或者干脆缺失。男性的存在只是作为象征性和功能性人物,所以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的自主意识在觉醒和反叛的时候更加强烈。在安生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早早死去,母亲经常出差,家庭在她的思想概念中是不存在的,作为父亲的男性形象更是缺失的,她所体会的家庭的温暖都是通过七月的家庭感受到的。父亲所象征的男性缺失,使得安生在青春成长的过程中不得不自我挖掘和发现自己的男性特质,展现大大咧咧的一面,装作一副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样子,比如总是让七月躺在自己“坚实的臂弯当中”、在得知七月有暗恋的男生时提前去“警告”,选择离家去闯荡和漂泊更是如此。安生在流浪的过程中,不断在寻找男性,吉他手、自由摄影师等,其实她内心对男性还是有所依赖的,不过遭到了吉他手的背叛后,她又主动放弃了跟自由摄影师在一起,从而放弃了男性世界。

  电影所反映的女性面临人生选择的问题很具有当下性。虽然女性从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之后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许多女性选择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分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挑战传统的男性主宰的社会,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客观上对女性的考验更大,女性在面临人生选择时更容易陷入挣扎和迷茫。渴望闯荡社会,但同时面临着家庭对安稳生活的期待,女性不得不在自我与他者对自己的不同期待中彷徨。影片结局让本来安稳的七月去流浪,本来流浪的安生去安稳,她们遵循自我意志反叛了原有的生活,让现实中难以做出人生选择的观众实现了某种内心潜在反叛欲望的满足。

(编辑: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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