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戏曲学会会长，《戏曲研究》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戏剧戏曲与广播影视分委会委员。
“我们每一个人早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学者，我们的任何研究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动力与影响力，所以真诚和尽职责是必须的。”
王馗在长期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田野调查与历史考证、古典文献与艺术评论、戏曲艺术与民间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在中国戏曲史论多个领域都有专门研究，并在昆曲、粤剧、藏戏等剧种保护工作中推动相关工作，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戏曲史论研究、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研究。承担并完成国家级学术项目十多项，是国家哲学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的现状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同时也是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编撰办公室主任。出版专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偶戏》、《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孤山的文人影像：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稿》、《解行集》、《粤剧》、《梅州佛教香花音乐研究》（第二作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戏曲优秀剧目百种》（10册）等。
走向学者
王馗原本想学法律，高考考上中山大学后，却被信息管理系录取。这个以文献学为核心的专业，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一人离家，从北方的忻州去往南方大都市广州求学时，气候、习俗、文化的隔膜让年少的他分外思乡。“幸好当时随身带了一盘戏曲磁带，每天听听感觉就能唤回一些乡情。”他与戏曲，冥冥中似乎早已被安排结缘。
中山大学古典戏曲史研究全国闻名，拥有著名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董每戡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生长于戏曲大省山西的王馗，本科毕业后毅然决定跨专业报考本校硕士，并在6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中山大学立足于文本、文献、文学的研究思路，让王馗熟练掌握了一套严谨的、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他的硕士论文《试论小青故事在晚明的心理效应（附录：〈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考〉）》、博士论文《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都在学界获得了不少赞誉，并得以发表出版。
“但在作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困惑。”他以明代的“冯小青现象”为着眼点，通过文献学的方法进行了一番研究。王馗通过梳理近三百年的文献，试图把不同文人写此事的戏曲文学、诗文集、历史笔记等以逻辑归纳剖析这一文学现象。“这时我发现，即使看了这么多文献，即使很感动，但它们不生动。后来我才感到，这就是文献研究的局限。”
1999年，刚考上博士的王馗参加了中文系举办的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导师黄天骥先生、康保成先生特意安排他接待国际汉学大家、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他是一位一直关注中国戏曲、民俗，偏重田野调查的学者。我通过和他接触，想到能不能突破传统，在文献、文学之外，把我曾经看到过的、鲜活的戏曲做一个研究。”他选择了目连戏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目连戏是中国宗教祭祀戏剧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范本，要想了解它需要丰富的知识体系，还需要走进民间动态的演出环境。”他在把人类学、历史学的知识与方法全面掌握后，背起背包去了福建、广东客家地区、湖南等地，开始做人生中第一次田野调查。
“我把有活态目连戏的地方都走过了。”但看过以后他特别震惊，“因为戏曲不但不是我在书斋里感觉的状态，而且也不全是我小时候在庙会中看到的样子。目连戏甚至带有神圣性、严肃性，是给在精神世界中的神、鬼表演。”王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中国已消逝了的鬼节——农历7月15日的盂兰盆会的宗教功能，以及它跟普通人的内心交流，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
博士毕业后，王馗曾进入文化部，从事了一年非研究性工作。在文化部艺术司，他通看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间所有的国家级戏曲演出资料，感触到戏曲在这20年里拥有的大量创造。“当时还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同学，因超负荷工作压力太大，猝然离世。“人生如此短促，该多做些适合自己的更有意义的事。”此时复旦大学向他伸来博士后橄榄枝，他欣然接过，再次背起背包去到梅州客家地区，开始了对“佛教香花”课题的田野调查。
“在梅州客家，香花是比目连戏更精彩的佛教仪轨，是罕见又珍贵的民间资料。”为了调研清楚与香花有关的方方面面、历史今天，王馗用两年时间的深入田野，与当地小庙的香花师父们同出同进，甚至亲自参与法事，在掉了十几斤体重之后，终于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粤东梅州佛教香花的调查与研究稿》。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出版了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在书中，他把香花从唐代到现代的衍变做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宗教对现实、政治、历史的作用与意义。之后，他请自己的妻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李春沐一起合作调查，细腻地调查和记录整理，又完成了80多万字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这两部成果让梅州当地宗教部门清楚地知道了香花文化的历史与品味，影响当地政府制定出了相关的积极政策。
“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对现实生活有良性指导作用，那么学问、学术就不仅仅是能给研究者带来成就感，而是能够在滋养个人的同时，滋养他人、滋养社会。”
通过调研实践，王馗的学术方法日益成熟。“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人类学中生机勃勃的一面跟潜藏在文字中能够被体会、但有可能被忽略的一些经验充分地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所有静态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跟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挂钩。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对普通人心智的开发、提升，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
年轻有为的所长
博士后出站后，王馗选择了入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高校的研究是书斋式的，偏重文献、文学、历史。而戏曲是活态艺术，它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海戏曲传统偏重戏曲、偏重舞台、偏重艺术，这是我接触活态戏曲后的选择。”王馗到来之后，发现之前的全部所学在这里都适用，“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感觉。”2010年，他以丰厚的学术成果，被评为研究员，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研究院图书馆里有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全面的戏曲资料，北京有全国最丰富的戏曲演出资源。”进入研究院之后，王馗以理论结合实践之法，完成了“清代梨园行会碑刻文献整理研究”、“戏曲身段谱研究”、“粤剧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谱》等多个项目的调研撰写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2015年3月，他开始主持戏曲研究所的工作，第二年，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成为戏曲研究所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
“我们所里的名家太多了，把这份职责放在我身上，是院里对我的信任与提携，但我也觉得特别忐忑。”他忐忑于戏曲研究所传统与积淀该怎么承接？在未来复杂的新时代该怎么发展？幸而除了信任他的研究院众位领导，戏曲研究所的诸位前辈大家也给他打气加油。“百岁的郭汉城老就经常鼓励我，让我放手做，不要怕。还有薛若琳先生、龚和德先生、王安葵先生、马也先生等等。这些前辈给予我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更加深刻慎重地思考肩上的责任。”
季刊《戏曲研究》是戏曲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创刊后发行至今的品牌刊物，其主编一般由研究所所长兼任。王馗主持刊物工作后，把它更加规范化、学术化，使刊物的纯粹性更加提升，出版更正规。“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发出了更多学术主张，也提携了更多的年轻研究力量。”
教学是戏曲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为了让平台的教育成果更好，王馗大胆对教学进行改革，让戏曲所年轻人走上讲台，为研究生开课，策划《戏曲学研究生导读》丛书，调动全院戏曲专业的学者以“导读”形式，分门别类地梳理学科学术史，带动研究生教学的学科体系化。同时还设立了大家名家讲台，把戏曲界的大师名家、前海学派的前辈们请到台上，跟学生们畅所欲言地交流。“这几年，戏曲界大家都来此做过讲座，戏曲研究所应该成为全国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研究工作领域，王馗通过院设项目的方式关注戏曲现实。2017年即启动中国戏曲新流派系列研讨项目。”他解释到，所谓流派实际是一个创造性词汇，是一个时代变革的艺术表徵，是顺应时代往前走的创造性指标。这一系列的第一个研讨项目首先是与山西省文化厅合办，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山西产生的新流派。“比如晋剧里的爱爱腔、转转腔，蒲剧的俊英腔，上党梆子爱珍腔，这是以王爱爱、宋转转、张爱珍、武俊英四位唱出自己风格的演员，形成的全新流派。”在山西新流派理论研讨成功举办后，还顺次推进了河南豫剧金不换、上海京剧院尚长荣传承“三部曲”、现代戏曲张曼君导演、京剧作曲朱绍玉等系列研讨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借助中国戏曲学会的学术平台，推动“中国戏曲艺术家经验整理和研究”系列工程，推动当代戏曲艺术家积极整理个人艺术，实现当代戏曲艺术的体系建设。
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王馗借助文化部等众多平台推介提携青年学者。“我带领所里年轻人们参加了众多全国性质的演出活动，比如全国基层剧目展演、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等等。”过去，戏曲研究所看戏实践的机会并不多，即使去看，也缺少任何后续的研究和学习。“现在除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寻找观摩实践机会，我还提倡大家看完戏后要写评论，积极参与戏曲创作实践，用理论来回应戏曲发展所出现的各种问题。”2016年以来，所里涌现出多位勤奋评论的青年学者，在戏曲界口碑甚好，有几位学者一年有20多篇剧评，并在业界备受瞩目，“相当于半个月就写一篇，这是对人才很好的锻炼。”
传承之后即发展。在这一点上，王馗的认识更加清醒。“在传统中，我们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戏曲史、戏曲理论研究等方面，我们要持续进行理论建设；研究所以前比较集中于京昆艺术体系，现在要把各个剧种体系整合，推动整个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建构。”他认为，中国戏曲作为一个艺术体系，其中的艺术规则、表演规范都应该进行整合，“我们希望以戏曲研究所为主体，调动全国的力量共同来建设这个学术理想。因此，我们将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戏曲通史、戏曲通论的范畴继续延伸化、体系化。”从2019年开始，戏曲研究所配合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戏曲普查工作基础上，推动《全国戏曲剧种全集》的编撰，在调动各省文化主管部门和戏曲研究力量基础上，推进一个剧种一部著作的写作，同时成功获得国家哲学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以全所研究力量为主体、团结全国戏曲剧种研究者，努力将中国戏曲理论体系进一步深化，这也是对戏曲研究所前此学术研究空间的又一次推进。
作为一位逐渐成熟的青年学者，他对戏曲研究所的自身定位、整体工作、所担职责非常明晰，“去年年终时我曾总结说，我们要向上看、向下看、向外看、向内看。”
所谓向上看，是指研究所要把团队研究的深度成果提供给国家，作为政策研究、参考、咨询的资料，让符合戏曲发展规律的学术研究变现成有效的政策指导。至于向下看，则是指持续跟驻守在基层的戏曲团队、戏曲演员打交道，交朋友。“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把好的经验总结分享。”王馗主编《戏曲研究》之后，一直主推一个“深度访谈”栏目，此栏目的访谈对象锁定中青年里正在上升的一批人。“就像潜力股，从崭露头角开始接触、挖掘，等到他成长、成熟，我们也成为他及他的创作的见证者，同时也成为研究他的专家。”向外看，王馗想要关注的是中国戏曲的生存前景。“我们要跟高校系统的学者长期沟通，跟海外学者、海外戏剧界及市场长期沟通，让我们的戏曲理论、实践能有机会向外拓展。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平台，把自己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准则、价值判断推广传播出去。”最后向内看，他指的是自身的学术建设，“我们不仅有20人的团队，而且很年轻，所以要把能力放大化，通过实践锻炼自己，同时在实践中拓展理论，让二者相辅相成，传承我们的传统。”
赤子情怀
王馗在担任戏曲研究所所长的这些年来，参与策划组织了众多跨区域性的学术理论研讨，全国的梆子戏、采茶戏、高腔、秦腔、黄梅戏、越剧等理论研讨都投入了大量的学术关注。在广泛参与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政协京昆室、全国残联等组织的评审调研中，用长期积累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实际，了解文化现状，切实地进行研究，并转化为咨询建议。2017年在参加全国政协京昆室关于“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的调研，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的第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他针对边疆民族地区戏曲文化安全的议题提出建议，引发广泛关注。由此也引出了他对少数民族进一步的研究，2022年由他组织并担任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曲优秀剧目百种》在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这是对当前30多个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优秀作品的一次大规模瑰集，以此为基础，戏曲研究所也持续推动少数民族戏曲的研究，这是对传统以来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弥补。2021年，王馗五进西藏，深入到藏戏剧种的调研，广泛团结藏戏研究者，努力推动藏戏艺术体系的建设。“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具备足够的学术反省，我们的地方政府文化主管不仅仅需要锦上添花，更应该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整体进入不思反省的阶段，很多看上去好的东西，都会濒临死亡。”
在文艺评论理性缺失、创作者热衷自己搭台颂扬自己的当下，王馗的正直和赤诚令人心惊，也令人分外感动。“我认为理论工作者说话可以不苛刻，也可以不走极端化，但底线是，必须说真话！你看到什么现象就揭示什么规律和走向。为什么必须坚持底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半智库性质的单位，不说真话、不负责任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这是一份多么大、多么重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早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学者，我们的任何研究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动力与影响力，所以真诚和尽职责是必须的。”
除了评论，中国戏曲还存在各个职位人员紧缺、后继不力的困境。作为从业者，王馗是不是很悲观？“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乐观的。”常常在基层调研的他说，如今传统戏曲在民间的活力依旧很强。“因此我说不能低估民间的力量。”他以故乡山西省为例，说到：“它们让我看到一份特别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今天仍然有新剧种在产生。”山西晋东南地区原有的上党鼓书艺术，是传统的曲艺形式，现在他们把伴奏放到台后，舞台变成几个演员同在台上代言体表演，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俨然就是一个新剧种。”王馗说，虽然这些演员并没有将表演上报为新剧种，但假之以文化生态的涵养，如果当地良好的创新环境依然存在，它们就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新剧种，甚至可以冲击上党梆子这样的大剧种。“总之，我相信戏曲的未来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