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的《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末年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作为后代人讲述前朝故事，他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在南宋末年人周密的《癸辛杂识》里，有一篇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赞》，龚圣与读史书，见《东都事略·侯蒙传》中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因而对宋江等36条好汉产生了佩服之情，于是作《宋江三十六赞》。《宋江三十六赞》中所列，有：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36人。
非常清楚，《宋江三十六赞》中36人的绰号多被施耐庵《水浒传》延用。施耐庵在此及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浒传》。因此，其中的记述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宋代社会生活原貌的。书中说到宋江受招安，招安就是宋朝平定农民起义的一项重要的、常用的政策。当时流行的谚语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当然，相隔数百年之久，书中也有不少人、地、时的错误，甚至误将后代之事写进书中的。如第1页说，嘉祐三年(1058年)，参知政事范仲淹启奏，请江西信州龙虎山张天师来朝，祈禳瘟疫，由此发生洪太尉放出妖魔之事，时间就发生了错误。范仲淹皇祐四年(1052年)已去世，他任副相参知政事是庆历三年(1043年)左右的事。再如六十一回中出现了泰安州，泰安，宋代是兖州的奉符县，金代才升为泰安州，元、明延用。
蹴鞠、气毬 ——当时流行的体育运动
打击、陷害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的高俅是《水浒传》的一个反面人物，在第二回就出现，又称高太尉，在宋代确有其人。高俅于政和七年(1117年)由殿前都指挥使获得武官最高行政级别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的待遇。这个官职有宰相之名，但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唐、宋时称之为“使相”，可谓位极人臣。蔡京等6人与高俅把持当时朝政，北宋王朝的腐败此时达到了顶峰。大约在宋江起事的前夜，东京城里传唱开了这样的童谣：“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穜蒿”“筒”指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大宦官童贯，“菜”指宰相蔡京，“羔儿”指高俅(高二，俅排行老二)，“荷叶”指何执中，他因趋附蔡京，当时正与蔡京并居相位。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兵临开封，徽宗让位，高俅与童贯等随徽宗南逃。当时大臣与太学生陈东提出要逮捕蔡京等六贼与高俅，明正典刑。李纲认为欠稳妥，为防蔡京等挟持徽宗政变，于是他代表钦宗劝徽宗等人返京，高俅由此逃脱一死。但罢免官职后不久，高俅就病死。死后，当时清议认为高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遂剥夺其开府仪同三司之职。
这里的“幸臣”，指的是高俅以踢得一脚好毬，获得徽宗的赏识，平步青云，由一个市井小民跻身于权力的最高层。《水浒传》中说：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朴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城里城外帮闲。
应当说高俅的球技在东京城里还是很高的，他能将“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不落地。在《水浒传》第二回中，王进说高俅“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这里的圆社，又称齐云社，是东京城有名的气毬俱乐部。东京开封府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两宋之际人庄季裕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他说北宋时开封有“数百万家”，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的人口如加上驻军、流动人口，应有100多万。气毬是当时流行的体育活动，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众所周知，宋徽宗就是一个爱好者。高俅凭着一脚“鸳鸯拐”，赢得徽宗的欢心，由此青云直上。
徽宗的一位宰相李邦彦，平时承顺风旨，无所作为。在金兵围城之际，他力主割地求和，遭到太学生陈东抨击，斥之为社稷之贼，在他退朝之际，被东京市民围攻，“群指而大诟，且欲殴之，邦彦疾驰得免”。李邦彦人称“浪子宰相”，史称“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毎缀街市俚语为辞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他也是一位气毬能手。
宋代是蹴鞠、气毬普及的时代，这项运动已由上层社会、军中普及到民间。皇家园林的琼林苑宴殿之南，就是市民击球的场所。当时组成了许多击球俱乐部，齐云社又称圆社，最为著名，有“若论风流，无过圆社”之说，这里的“风流”应作“影响”“名声”解释。一时也涌现了不少球星，如王齐叟“以蹴鞠驰天下名”。
当时的球类运动按接触球体的方式划分，主要有以足踢球和以杖击球两大类。
以足踢球，又有无球门与有球门之分。有球门者称“筑球”，球门架高三丈有余，用杂彩结网，网中留一洞，俗称“风流眼”，直径约一尺。球用皮革缝制，或实以毛，或充以气，重量轻，有弹性。参赛人数14、24、32人均可，分为两队。北宋时，每队各有球头一名，次球头两名。南宋时，分工更明确，有球头、跷球、正挟、副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球头负责进攻，由他用力一脚高射，使球穿过“风流眼” 。无球门者称“蹴鞠”，踢球者双手下垂，可用足、腿、膝、肩接触球体。以踢球者的鼻子为界，分身体为左右两部分，球落左边，只许用左半身迎击，落右边则用右半身碰踢。胜负按所踢花样的多少与动作难度的大小决定。
以杖击球，又有乘畜与徒步之分。乘畜挥杖击球称“击鞠”，又称打马球。乘马击球叫大打，通常实行双球门制;乘骡、驴击球叫小打，一般实行单球门制。球用木料制成，如拳头大小，表面涂漆，或素色，或彩绘。球杖长数尺，前端弯曲，如半月。参赛者平分为两队，所穿球衣颜色不同，进行集体对抗。击球入门者得筹，先赢三筹者获胜。徒步击球称“步击”，比赛方式与打马球相同，只是球场小些。步击在宋代经改进，变贴身冲撞为间接对抗，称“捶丸”。参赛者2人、多人、两队均可。赛前，各方掘地为“球穴”，并在距球穴60步至100步处选定“球基”。开赛，球员由球基向球穴击球，入穴即得分。
夜市、早市(鬼市) ——打破“日中为市”的惯例
宋代以前，城市实行的是坊市制。城内作为商业交易区的“市”和作为居民住宅区的“坊”，在空间上是分离隔绝的，所有的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里进行。居住区的每个坊之间也是互相隔离的，围有围墙，各有坊门。每日早晚，金鼓之声响起，坊门和市门都必须定时开启和关闭。唐代法律规定，除官府特许外，闭门之后、开门之前，在坊市中夜行者，都算作“犯夜”，必笞20板作为惩罚。因而唐代前期包括长安、洛阳在内所有的城市是没有早市和夜市的。但是唐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被打破了。这一时期的唐诗，就反映出此时已出现夜市。大历诗人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时会琴客》：夜市千灯照碧云，髙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晚唐诗人杜荀鹤有首《送人游吴》诗：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入宋以后，“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封闭性的城市管理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原先住宅坊区内临街的民宅陆续开起了店铺，坊内隔绝的旧格局逐渐被打破，坊墙也被拆除，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过去在时间限制上长期实行的“夜禁”也终于宣布取消。“日中为市”的惯例一旦突破，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追逐商业利益，早市、夜市也就应运而生。
宋代不仅有夜市，还出现了早市，这些在《水浒传》中都有所反映。《水浒传》在“吴用智取大名府”一回对夜市就有记载，不过稍显简略：这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便来赶趁。……不移时，楼上鼓打二更。时迁上到楼上，只做买闹鹅儿的，各处阁子里去看。撞见解珍、解宝，拖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儿，在阁前踅着。
梁山好汉为智取大名府，不少都乔装改扮成赶趁夜市的小商小贩了。早市见于《水浒传》“宋江怒杀阎婆惜”那回，写到宋江被阎婆惜晾了大半夜，挨到五更天，出得阎婆惜家门：“忍那口气没出处，一直要奔回下处来。却从县前过，见一碗灯明，看时，却是卖汤药的王公来到县前赶早市。那老儿见是宋江来，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宋江道：‘便是夜来酒醉，错听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伤酒，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浓浓的奉一盏二陈汤，递与宋江吃。”
这里写了郓城县的早市，而“石秀智杀裴如海”一回也写了蓟州(今天津蓟县)的早市：“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担糕粥，点着个灯笼，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两处早市，一个是县城里的，一个是州城里的，反映了宋代城市的早市现象。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往往夜市三更才结束，早市“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开封城著名的大酒店潘楼，“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生意一茬接一茬，异常的兴隆、繁忙。
南宋时的都城杭州，其夜市《都城纪胜》有如下描述：中瓦前的夜市最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犹盛”。
据《东京梦华录》，早市又叫鬼市：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毎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为何叫“鬼市”，大概是五更至拂晓这段时间，是传说中鬼出没的时间，鸡鸣之前，鬼要返回阴间。这与早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的特征完全相合。
菜园子 ——商品化专业化的反映
《水浒传》中的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这里所说的“菜园子”，并不是指种菜的园圃，而是指在菜园里种植、管理的园工。宋代是以“园子”来称呼“园工”。《水浒传》中除了光明寺菜园，还有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宋代的佛寺多有菜园，如南宋时理宗宠幸的阎贵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德寺”。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
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家有田，为何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板子。这故事说明在北宋前期蔬菜商品化已波及到崇阳这样的小县城。同样的情况，在南宋赵蕃的《鬻菜者》诗中也有反映：早禾未熟晚尤迟，卖菜归来始得炊。谷者本从田户出，未滋反取市人嗤。
这位卖菜者原来的身份应是种粮户，但早稻未熟，只能先种些菜到市场换米度日，却遭到市人的嗤笑。张舜民在《郴行录》中说：“又十里，至菜园步。以风止此，距黄州五里。”菜园步，是长江上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渡口，在陆游《入蜀记》中也出现了，是东西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以菜园命名渡口，这说明此地的菜园是很有年头了，规模恐也不会太小。这一现象说明出售蔬菜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宋代相当普遍，而蔬菜买卖也是项获利不菲的营生。南宋人舒岳祥有《十妇词》曰：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莱菔似羔肥。槖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
透过这首诗，我们可知种菜户劳动所得胜过一般的种粮户，种菜户通过市场行为在满足自身生计的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的蔬菜问题。当然，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只能以规模化、商品化的蔬菜生产方式为其主要支柱。
北宋初年，东京开封城就有规模不小的菜园。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就记载了“菜园王祚，施菠稜(即菠菜)贰千把，罗卜贰拾栲栳”。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数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另一个事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南宋建康府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一个大城市，蔬菜有赖周边补给。其中萝卜一项，是从长江的江心岛丁家洲(在今安徽铜陵)运来的。诗人杨万里经过这个岛，见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之所以只种萝卜，显然是因为经得起多日的长途运输，也便于战备储藏。杨万里的诗是这样说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丁家洲菜户之多。丁家洲菜园虽有其特殊性，但也说明一个大型城市的蔬菜生产与供应所达到的规模。据北宋末年人庄季裕的《鸡肋编》记载，“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南宋时，临安(今杭州市)人口达到150万，当时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而东门外桥下就自然而然成为菜市场，这座桥就被叫做“菜市桥”。因此，东门也就被百姓称作“东青门”或“菜市门”。
官营的菜园规模更大，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儿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据罗愿说，政和四年(1114年)，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官廨拥有菜圃1600多畦，每年销售所得超过200万钱，即2000贯。菜农的利润比粮农丰厚得多，因此难逃政府的税收科敛。据晁补之说，一个小小的祁州(今河北安国县)，“敛菜圃之课，当入于守者日二千钱”，一年下来就是700多贯。
宋代在农业生产方面，采取集约型的生产方式，注重精耕细作，讲究肥料施用，注意优良品种的培育(占城稻)，实行复种套种，扩大稻麦的种植面积，一年两熟制的面积不断扩大，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两浙路产量更高，可达六七石，因而到南宋中期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而到晚期则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商品粮的出现，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的发展，以南方最为显著。出现了一些专营经济作物的农户，如园户、菜农、果农、蔗农、漆户、药户、花户、橘户、橘蚁户等。
北宋著名文人苏舜钦庆历五年(1045年)写了篇《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记中说：太湖之山，“名见图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称雄。其间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柑)柚为常产”。同时的范仲淹所作的诗《洞庭山》，有“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之句。洞庭山专业化生产的程度，从庄季裕的《鸡肋编》中，可见一斑：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非舟楫不可到，……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1132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
关于橘蚁户的记载，有学者引《南方草木状》所载“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蠧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认为宋代广州已有橘蚁户。橘蚁户专养橘蚁，以供橘农除虫。不过，《南方草木状》是西晋惠帝时广州刺史嵇含所撰，记载交趾郡(今越南北方)有此蚁。当时交趾郡是广州刺史所部。因此，引来作为宋代广州有此蚁和橘蚁户之证，似嫌牵强。当然，西晋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七八百年后宋代广州也可能有，似也说得通。
宋代工商业发展，出现了许多种农村专业户，城市也容纳了一些流入的农民，使得农民有了较多的生活出路，增加了社会的安定，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学界曾认为，这也是宋代无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