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此表可从中国记协网www.zgjx.cn下载，上、下半年代表作前各附1张。 

　　上半年代表作 

　　楼宇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杨程晨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间共同关注的严峻挑战之一。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气候问题亦成为西方国家夺取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甚至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遏制”的重要场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会如何看待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挑战？为什么说，重兴人文精神、东西方文化互补，可以协助克服、摆脱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中国哲学史名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深入解读。 

　　中新社记者：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您会如何介绍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楼宇烈：中国人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是一种人文的自然观，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里面来考察自然、认识自然，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强调以人为本以及人的自觉自律，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基本成型的思考方式。其中，天代表大自然，人就代表人类，人类跟大自然应该是一个整体。人类生活在整个的自然环境中间，跟天地万物是不能分离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整体跟个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认识。 

　　特别是人跟天的关系。人在天地万物之间，跟一般的物有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先秦时期，很多学者特别是战国末年的荀子明确讲到人跟其他生命的不同点，他提出了“群”的概念，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生命，是有组织的群体，可以驾驭和支配其他生命。其次，人有义，“义”是指有分别，对是非、对错有判别，义即宜也，人类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三，我想一定是更重要的，即人为万物之灵，有很强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所以人类的活动在天地万物中间就有跟其他生命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这里，应如何更好地理解人和天地的关系？ 

　　楼宇烈：中国文化对人跟天地的关系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就是讲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财养万物，人有其灵治万物，治就是治理、管理。人的言行举止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心里面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怎么说。人类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天。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只有以正义心才能跟大自然和谐相处；要是有邪心的话，就会造成天地和人的关系出现矛盾冲突。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很深刻的，从基础上建立起人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讲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认识客观的万物世界，首先要认识人；掌握了人生活在宇宙万物中间的这一特点，才能处理好人跟万物的关系。 

　　处理好这组关系，主动权主要在人类。人类是自觉、自律的生命，其他生命都是被动的、自发的，它们不能改变宇宙。从整体来讲，人类也无法改变自然规律，天气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改变，但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然的生命。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种自然观、生命观。 

　　另外，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还涉及伦理道德。中国人认为做人的道德是从天地万物中学来的，把天地万物自发的行为变成人的自觉行为，这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创造文明的一个标志。文明这个词的核心，是讲人的自觉自律这些标志。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经历过很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历史上，中国文化或其中的自然观是否做过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调整，它是一贯的。我们须掌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中”，“中”有很多意义，我着重讲两方面。一个是平衡，中国文化认为，“中”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万物有不平衡、不对称的时候，但最终一定会止于“中”。不能让你的欲望过头，这是“中”的一个意义。 

　　另一个意义是“内”，跟“外”相对。例如，中国对待新冠疫情，我们都是求诸于“内”，从人自身的提升、完善、保护来加以抵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认为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提升自我。当然，并不否认，我们也可以采取外在的辅助手段去抵御它。这也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问题。 

　　中新社记者：那么，影响今天中国的自然观，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楼宇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自然观，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用西方的科学思维、用分割的办法来看问题，看不到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整体与部分是相关的、不能分离，它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维，给人们感觉是分得越细越清楚越好。其实越整体更重要，我们从整体来看，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那么您认为今后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要把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突出起来，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它的整体观、以人为本的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不要看到事物之间只有斗争，其实中间还有相互的协助，中国文化中常常讲的相生相克，相克中间还有相生，相生中间还有相克。 

　　 中新社记者：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您如何看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楼宇烈：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人类自身身上去找原因，正因为人类的欲望过分膨胀才产生这些问题。这跟现在科技的发展也有关系，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人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最根本，还是要从人自身出发，克制自我，否则问题很难解决。 

　　我曾经多次提出过，科技的发展一定要受到人文思想的指导，什么该发展、什么不该发展。如果发展是对人类有益的，我们可以做；如果是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发展它，甚至不要去创造它。缓解人类自我欲望的膨胀，这样才能够去改变现在这个情况。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化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中国文化更注重人，人要做物的主人；重要的不是物质文明，不是科技文明，而是我们人类自觉自律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近来，西方一些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靠中印”等观点，对发展中国家施压。您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及合作空间？ 

　　楼宇烈：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利益在驱使，已经获得了利益的一方，就不让人家再去获得利益；已经走过的道路、有经验教训，但不让人家也富裕起来、也发展起来。 

　　作为榜样，应该是互助，特别是强者要帮助弱者，这才是先进。强者欺负弱者、占领弱者，这样的文化怎么行？ 

　　中国文化认识到动物跟人类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竞争、弱肉强食；一个有互助，强者帮助弱者，辅助弱者。把这样的理念传播出去就好了。当然西方有很多人认识到国际间的气候合作很重要，也会督促他们的政府去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很难做到。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不少困难，您会建议如何做好对话的工作？ 

　　楼宇烈：中外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很多，但还是要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强迫改变是不可能的，要通过我们的生活实践去影响。 

　　如果去看一下历史，当时“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通过商人的生活去相互影响。中外文化在价值观、生命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不同没关系，可以共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我们的生活状况展示给别人看，我们现在提倡节约粮食、保护自然，这很好。言教不如身教，让外界看到中国人是这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完） 

　　中国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下半年代表作 

　　成中英：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专访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 

　　　　百余年后的今天，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俄乌冲突更将亚欧大陆拖入动荡边缘。“这个世界会好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梁漱溟之问”？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为什么？ 

　　　　成中英：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接触到西方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认为人的生活态度有三种，构成三种人类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种生活态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来，尽量求其满足，因此建立了科学与民主。两者可以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中国文化则致力于调整自我的意欲，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以达到平和的生活目标，安于现状，不思改变。印度文化是人类“最后的出路”，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因此不必设计未来，也无需刻意适应环境，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回归到一个根本的寂静生活，以至永远。基于这一理论，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回答，显然是：中国人不能走印度的路，但却需要向西方学习，面对未来生活。他说“世界会逐渐变好”，是有理论基础的。 

　　　　但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只是一种绝望。他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而中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当时的生活只是苟且偷生，不具任何意义。他所看到的只是既要放弃未来，又必须放弃现在，还不如立刻选择走“印度之路”，以消除自己一些可能的盼望。因此听完梁漱溟的意见之后，梁济决定自杀。这显示他已经深思这个问题，而且同意其子的看法，只是他已没有任何兴趣来等待那个未来的日子。 

　　　　梁漱溟和他父亲不一样，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也可以保有深度内在超越的心境，可以继续奋斗。再者，梁漱溟对儒学的认识也很深刻。他看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韧力与潜力，因此深信未来是可能变好的，只要有一番努力，就有一番收获。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认为，本质上可以变好。因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是一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关联也是自然和真实的，问题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更由于不理性的“恐他”心理，以及历史上一些错误认知所形成的习惯，人们制造了自身的问题。这个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动变好，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不能把变坏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一个方向。的确，西方人喜欢战争，自私逞强，这是历史事实。就中国人而言，我们该要有一种能力，来消解西方人的逞强态度和自私心理。一旦这种理解建立起来，世界就会变好。一旦这种理解消除，西方也可能变色不认人，不但破坏环境，也将以对方为敌，戕贼生命。因此，即使是较好的发展，也要注意其可持续性，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防止突变。 

　　　　当然就当前情况来看，21世纪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首先这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满的时代。中国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怀疑和敌意，造成对中国统一的威胁。其实中国统一对他们并不一定带来害处，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处。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这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和平与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只有中国不断强盛，民众文化心理不断变强，才能安顿西方人的焦虑和疑心，进而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积极建设，对宇宙空间的积极探求，为人类长久的幸福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古老国家，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更有余力维护弱小的民族。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但由于20世纪的痛苦教训，中国也必须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随时面对它的突变，发挥强大的平衡作用，这是人们可以期待和依靠的。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中新社记者：人类社会正面临传统安全威胁的回潮，如俄乌冲突；也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如疫情、极端天气等。您认为中华文明能为人类克难发展提供哪些借鉴？ 

　　　　成中英：面对当代各种环境及疫情的变化，中国人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并能防患于未然，对任何已发生的自然事件，能沉着应付，更能走出困境。这种强有力的理性的平衡心态，是古老的中国所特别具有的。 

　　　　就国家安全而言，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影响中国，但中国人保持理性对待，从国家正义与世界和平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未因与俄罗斯的特殊友情而支持其战力，只希望俄乌双方能和平解决问题，顾全大局，寻求中道，为世界局势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力量。至于疫情问题，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最能解决疫情问题的榜样。因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考，总会从整体和长远的利益着眼，不会因为当前的需要，放弃对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智慧，也是中国哲学重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的管理方法。一时的劳苦换取长远的幸福，可说是值得的。 

　　　　此一态度也可用之于应对自然灾害，即重视吸取过去的教训，发挥更有效的治理方法。历史上中华文明遭受自然灾害的例子很多，但最后都能从经验学习中获取成功的智慧。中国传统富有策略思考，在坚定意志下，最后都能够克服时艰，可说已经有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中处变不惊、镇静应付变化的能力极为强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重视责任感，在实际灾难中，往往能发挥人的刚强意志和群策群力的精神，进而不断奋斗以达到消除困境的目标。因此无论对待自然灾害，或人文危机，中华文明都能借鉴过去，面对未来，不屈不挠，永不放弃。认识到这种精神，就应对中国的处变能力具有十分信心。当然，中国还需要帮助世界，为人类共同的前途，主动提供帮助和关心。可贵的是，中国以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面对任何灾害，中国都有能力主动参与治理行动，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与种族斗争。中国人本就乐善好施，一旦富庶起来，更将嘉惠天下，发挥平等精神，创造人类共生的幸福。这从来也就是儒学的初心，见之于儒家历代的经典著述。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您认为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什么作用？ 

　　成中英：中华文明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自古存续到今的文明。这反映出中华民族自黄帝五千年前统一中原，要维持统一来发展文明，就自然且必须发展一个国家形态的制度存在。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此一国家形态的文明过去有无变化，以及在一个现代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和调整这个国家形态的机制。这当然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相互切入的问题。只有内容和形式密切贴合，才有强有力的生存能力，也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解决时代的问题，把时代的特征融入文明价值与国家形态的统一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须十分看重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道。这在《易经》与《尚书》中有充分说明，最主要的是要刚健自强、厚德载物，即在实际上严明教化，让民众认识德性的重要性。更要动员人民的智慧，来创造一个德义并重的政策和权威民主共存的生活形式。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法和德不可偏废，这可能是当前中国国家形态作为统一国家的方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传统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的道德教训，对中华文明走向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此，国家发展的统一形态必须作为主要考虑对象。如果要做更一般性、更广阔的文化复兴条件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坚持传统的历史经验，不只是文化道德与政治智慧，尤其需要推理了解和细致分析。对儒家强调的道德与礼制，更需要充分留意。历史的教训和道德的教诲，加上理性的启蒙和教化的推广与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要求，西方成功的改革经验，自然也可纳为参考对象之一。（完） 

　　2022年每月第二周刊载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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