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可以传承的，虽然传承的方式不同。 

　　但是只要用心，总能找到蛛丝马迹，在那些看起来哪怕很不起眼的地方，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被传承了下来。就比如那些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连缀起来，又能发现如今的时代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中国人的相册里，但凡到过北京的，都会有这样一张照片，就是站在天安门前的那一张。作为一种行为上的惯性，根植在人们的信念里。到北京去看看，到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然后回归到各自的生活里，去面对困难和挑战，也感受幸福与安宁。 

　　当我们把这些老照片摆在面前，或许能更好地理解，100年前那个觉醒的年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背后的信念支撑。也能够理解，在这风云际会的100年里，我们能够取得如此傲人成就的历史逻辑。 

　　是的，无论人生如何平凡，也无论我们有着怎样不同的际遇，当有一天站在天安门前的时候，总会不约而同感觉到，我和我的祖国，血肉相连。 

　　一个时隔42年的约定 

　　“42年了，终于又来了。” 

　　去年国庆节，64岁的赵荣群两鬓略显斑白，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 

　　“万众一心　祝福祖国”的特大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长安街上红旗招展，人潮涌动，白发苍苍相互搀扶的老者、朝气蓬勃的青年、活蹦乱跳的孩子，人们举着手机留住一个个激动的瞬间。 

　　这一年，女儿大学毕业，赵荣群向打工的厂子请了两天假，带着老伴儿来北京旅游。 

　　“去趟天安门就知足了，这次带着你妈去，就更知足了。”从河北家里出发前，赵荣群就开始跟女儿念叨。 

　　42年前，刚刚结婚的赵荣群对新婚妻子许诺：“等日子好了，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天安门！”只是没想到，实现这个约定竟然用了这么长时间。 

　　在那之前，赵荣群的日子几乎都是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的。1978年来北京是他第一次出远门。那年春天，22岁的赵荣群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赵荣群感到的却是无限的迷茫与失落。 

　　赵荣群的父母都是农民，家中有3个姐姐，赵荣群上到了高中，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然而正要参加高考的前一年，赵荣群生了重病，只能放弃学业四处求医问药。后来联系上了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可以开展手术。老母亲卖掉了家当和房子，勉强凑了一些钱给赵荣群拿上。所以赵荣群初次到北京并不是游玩，也不是求学，而是求医，苦闷是必然的。 

　　“手术的风险很大，不能确定结果。所幸看得开些，心态放轻松。”聊起当年来北京看病的情形，赵荣群历历在目。 

　　年轻人毕竟待不住，在北京治病的40多天里，一有机会赵荣群就四处溜达，逛了大半个北京城，天安门广场、故宫去了很多趟，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所以他对天安门的路况摸得门儿清。 

　　“经常早上吃根油条喝碗豆浆就出门，逛到天黑才回去。1978年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公交车，就坐1毛钱、5分钱的有轨电车去各地方看看，有时也乘地铁。第二次来北京是坐高铁，从石家庄到北京，只要70分钟，一眨眼就到了。”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岁月，赵荣群感慨社会发展的迅猛。 

　　1978年的3月，北京正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当时还是“小赵”的赵荣群有幸在北京见到了大会召开的盛况，医生也回来和他热烈地讨论。 

　　“小赵啊，邓小平同志说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听得我热泪盈眶啊，我们赶上了科学的春天。”医生激动地说。 

　　“那我得快快好起来，不管是动脑子还是出体力，劳动就是光荣啊。” 

　　赵荣群还认真研读了那天的《人民日报》，这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和智慧启迪。 

　　看到庄严的天安门城楼，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以及和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短暂来到北京并且一定要来天安门看看的人们。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着、坚守着、奋斗着，努力奔赴新生活。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艰难困苦的岁月都走过来了，自己也一定有信心挺过这一关。” 

　　手术很成功，赵荣群健健康康地回到了村里，一家人比过年都高兴。父母和姐姐们围着他，听他讲治病的情况，问他在北京遇到的新鲜事儿，赵荣群摸出在天安门前拍的照片，一家人围着，细细摸索着看了好久。他们将照片镶到相框里，一直珍藏着。 

　　没上成大学的赵荣群回家后最终务了农，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在天安门前许下的愿望。“当时就觉得科技太重要了，我就想，就算只当农民，也要当个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民。” 

　　20世纪90年代，赵荣群购置了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全套农机设备，成为村里的一名“农机手”。只要是农忙的季节，都能见他在地里忙活，水都顾不上喝一口。这时乡亲们开始叫他“老赵”，总喜欢找他干活，不仅是因为老赵播种从来不涨价，一亩地5块钱，更重要的是，老赵的活干得“好哩很”。 

　　赵荣群对待一切农活精益求精。每次开机器下地干活前，他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卷尺，测量土地的长宽，摸摸土壤的干湿程度，然后在本子上一番计算，再调整机器。拖拉机开到地头的时候，种子也恰好播完，不余不亏刚刚好，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把式。 

　　老赵的侄子是一名药用植物科研工作者，给赵荣群购置了几株枸杞苗子，让赵荣群在家的空地上侍弄着玩。苗子才种了两年，意外的是，侄子在城里种的长势不太乐观，不是专家的赵荣群反倒把苗子养得枝繁叶茂，串串枸杞挂枝头。 

　　老赵在心里分门别类地记着这些苗子的编号和长势，给侄子一一介绍起来。侄子见了，连连称赞了不得：“我回去再研究一下枸杞扦插繁育的方法，回头教您怎么弄。” 

　　“不用，不用，我自己早就扦插成功啦，你看旁边这两株小苗！”赵荣群骄傲地说，侄子则一脸震惊和佩服。原来，赵荣群早就做了功课，从相关资料以及种植养殖的微信公号中，搜集了扦插的技术，并在地里试验了多次。这样有趣的生活场景，赵荣群家里常常出现。 

　　现在，老赵的孩子们发展得也很好，有一个还读到了博士，他觉得很知足。“我年轻的时候就答应媳妇带她来北京，一晃这么多年，这次终于实现了。等我不干活了，一定带着老伴儿再来天安门，逛个十天半个月的。”赵荣群说着下一步的打算。 

　　“庄户人”进京 

　　在赵荣群用心做着精益求精的“农匠”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沂，老孔所在的村庄，则在乡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道路上慢慢求索。 

　　1992年的春天，温暖的风吹进了沂蒙山革命老区，催促着山沟沟里猫冬的人们脱下厚重的棉衣。也就是在这个春天，从棉衣中钻出来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带着村党支部书记加上村干部老孔，穿上崭新的春装，去了北京。 

　　那是老孔第一次见到天安门。 

　　“那时候有句话叫‘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受尽千辛万苦、走尽千山万水’，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我们这些‘庄户人’先到南方学经验，又到北京取经。” 

　　就是这样，“庄户人”开始了他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 

　　说起去北京，老孔的媳妇抱出一本厚厚的相册，慢慢翻了起来。 

　　60岁的老孔看到自己年轻时在天安门城楼前白白胖胖又有点儿少年老成的样子，威严的脸上露出了一些羞涩的笑容。他应该很少“复习”年轻时的照片，所以看起来有很强烈的“穿越感”。 

　　“‘庄户人’嘛，向往北京。以前老话说，‘这么远，跟进趟京似的’。在绿皮火车上‘哐当’了十几个小时后，终于看到天安门了，还真有点紧张。”老孔看着照片里紧张又故作镇定的自己说。 

　　“你们挺厉害啊，还到北京谈项目。” 

　　“北京是首都嘛，要学习我们肯定就学最先进的。”老孔一脸骄傲。 

　　回来以后，这个距离北京600多公里的革命老区里的村庄，走出原有的发展框架，成立了建筑公司，有了村里的车队。与此同时，为了能把村里的建筑公司经营得更专业，老孔再次发扬“四千精神”，连续几年离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到济南学习专业建筑知识，也算得上科班出身。 

　　从那以后，老孔的村子借着城乡发展的东风，发挥城郊村的地理优势，包揽建筑、发展运输，走上大力发展村办企业的道路。 

　　“俺娘哎，这个车好！” 

　　1994年，村里的人围着一辆上海轿子啧啧地感叹着，小心翼翼地摸着，生怕把这个来自大城市、长得很秀气的小“娇”车摸坏了。虽然这辆车是二手的，但却比那辆要么发不动、一发动就到处漏风的老吉普“先进”多了。 

　　“老吉普要退休啦！”大家看着那辆“伤痕累累”的老吉普，像是看一位光荣退伍的老兵。 

　　“大家好好干，很快，咱的二手轿子就能换成崭新的桑塔纳！”村里人纷纷说着。 

　　确实，没过几年，桑塔纳就开进了村里。不仅轿车，村里慢慢配置了大巴，每逢节假日，村里就拉着村民代表、好媳妇好婆婆们去各地参观游览。 

　　1994年这辆二手上海轿子是老孔到北京“接”回来的，那时的心情，不像前几年那样紧张，更像去领一枚奖章。他不忘去天安门广场上留个纪念：“虽然是二手的，但是真恨不得把车停在天安门广场上，连车也一起来张合影。”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村里要带这些人出去玩，“想也不用想，肯定去北京”！ 

　　对于老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带着饥饿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快过上了吃得好的生活，心中便对北京有无限向往。其他旅游景点可能都没听说过，但北京却印在了脑子里。其他旅游景点都可以不去，但天安门必须得去。 

　　“下了火车就直奔天安门。玩了一会儿之后，我记得我们一起上了一辆公交车。好像是妇女主任吧，一只手拉着公交上的杆，耳朵上挂着塑料袋，一刹车一启动就‘哇’一声吐了，再一动又‘哇’一声，最后‘横’在了公交车里，下了车我们就把她抬医院里去了。”说起那段经历，老孔忍俊不禁。 

　　照片里的老孔，夹克、中山装、西装，那时候老孔穿得真讲究。“去北京，肯定得让他穿上最好的衣服。不能影响北京市容，也不能丢咱们‘庄户人’的脸。”老孔媳妇说。 

　　2000年左右，老孔已经不是村干部了，成了村里组织旅游的对象，他还选择去北京。 

　　“那时候流行穿‘梦特娇’，说是法国的，咱也不知道，上边绣着一朵花，对俺‘庄户人’来说那是成功人士的象征，是奢侈品。”于他而言，去北京的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村里的人都上市里的批发市场买件穿上，扎到裤腰里，裤子提得老高，还得搭配上皮鞋，就是在北京走一天差点累断了气。一看人家大城市的人，都流行穿休闲的了，我们却像个‘山炮’。”老孔哈哈地笑。 

　　老孔几次站到天安门前，虽是万千普通农民中的一员，却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一个北方农村的发展。 

　　细细数来，对老孔来说，一个“庄户人”去了那么多次北京，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每次去都是为村里办事跑腿，因为行程紧张，一直没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一次升国旗，这对他来说是个遗憾。 

　　就像到北京先到天安门一样，在天安门看升国旗，是“庄户人”心里的“标配”。 

　　2011年8月底，老孔和妻子送孩子到北京读研究生。这次进京行程比较自由，除了报到，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那天早上，他们不到4点就到达广场了。即使这么早，也已经有几层人围在栏杆周围。那是老孔第一次看升国旗，老孔的妻子更是激动无比，她说：“以前就只在电视上见过，每次看都会想，电视上看都这么激动，到了现场，心得跳成什么样啊？” 

　　老孔妻子个子小，仪仗队出来的时候看不见，急得直想蹦。老孔一看也急了眼，一下把妻子抱了起来，那应该是老两口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如此“亲密”。 

　　“2019年，我们又看了一次升国旗，那次我就不抱她了，是我们俩一起抱着孙子！”老孔和妻子哈哈地笑着。 

　　“为它站岗，我骄傲！” 

　　日头渐渐落下，浓浓的烧烤味慢慢升起，临沂的一座小县城里，安静了一整天的“烧烤街”迎来了欢声笑语的夜晚。在厂里忙了一天的吴昊匆匆赶来，我和他的表弟等了好一会儿。 

　　37岁的吴昊已经有点发福，但还是能看出部队训练过的挺拔和坚毅。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成熟又斯文，看到我们后连连道歉。 

　　到北京当兵之前，吴昊可不是这样成熟谦逊的人。吴昊小时候非常调皮、散漫，成天在村里乱蹿，家里人觉得他是个多少年难得一见的“村溜子”。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家柳青曾这样写道。去北京，去参军，无疑是吴昊在人生紧要处走得最对的一步。 

　　2002年12月，村里有两名青年参军，吴昊是其中之一。 

　　初到部队，吴昊也是个“刺头兵”。 

　　部队的纪律是铁的，哪怕吃饭也整齐划一。一声令下，铁勺子和铁筷子敲打着铁盘子、铁碗，叮叮当当一顿响，吃完之后立刻陷入一片宁静。可偏偏这个时候，吴昊“嗝”的一声打了个响嗝，惹得大家想笑不敢笑。 

　　这还是小事，一天，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一块块的天花板似乎可以活动，他惊喜万分。于是利用各种机会把各处弄来的零食藏到上面。他每次都是等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偷偷拿下来吃。有了这个“秘密基地”，他还窃喜了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连队组织新兵一起参观天安门。辉煌壮丽的天安门让吴昊受到极大震撼，他忍不住把脖子伸得直直的，看一眼，再看一眼。 

　　“那是我第一次见天安门。在它面前，我感觉自己怎么这么渺小。站在它身边的战友，刚毅挺拔，但我这么散漫。反正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小毛病必须改，我可不能弄脏了身上的这身衣服。”几杯酒下肚，吴昊的回忆喷涌而出。 

　　部队这个大熔炉，悄悄地把一个自由散漫的“村溜子”淬炼成钢。吴昊以前所在的部队是武警某部中队，主要负责各党政机关的警卫工作，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被借调到天安门广场补勤。 

　　天安门广场，以前是他的“救赎”。如今，换他守卫它。守卫着首都，守卫着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吴昊不仅感到了军人的光荣，更感到守卫北京的荣耀。 

　　“从村里的一个无知青年，到了北京那么大的都市，什么不都得重新认识啊。”首都、天安门给他带来的震撼无疑是巨大的，他开始认识世界，也重新认识自己。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渺小，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出村子，走向这广阔天地。 

　　他知道，他站立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 

　　“为它站岗，我很骄傲！” 

　　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便是进步的开始。来首都看到天安门的震撼默默化作了一种让吴昊前进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突然的转折，也不是刹那的升华，而是一点点的转化，把方刚血气转化成守土有责的忠诚。 

　　其实，通过他给家里写的信也能看出他的懂事和成长。一开始，他连部队的“部”字都能写成“陪”字。后来，信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工整。“谁也想不到，他从小就不爱学习、调皮捣蛋，到部队以后‘转了性’，还当上了副班长。”表弟说。 

　　当兵期间，还有一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改变，那就是抗击“非典”。 

　　“值了。” 

　　回忆起那段经历，吴昊大口喝了一口酒，感慨万千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2003年，面对“非典”，一声令下，小汤山医院开始建设。吴昊所在的中队负责外围警戒，他前后一共执勤半个月。在那半个月中，他的背后是争分夺秒的抗疫战场。他紧紧地握着枪，感到自己真的到了前线。 

　　“那时候可一点也不害怕，当时就感觉有两个大大的‘大’字在我心中回旋。” 

　　“两个‘大’字？” 

　　“第一个‘大’，我感到了大集体的力量。一声令下，一座2.5万平方米的医院建了起来。一般这种大工程至少得两年吧，但咱们7天7夜就让它应声而起。第二个‘大’，我一直没好意思跟别人说。” 

　　吴昊停顿了一下，喝了口酒，给自己“壮胆”。“第二个‘大’是我自己。那时候我觉着自己不是一个从村里到大都市的小兵，而是一个奋斗在一线的大英雄。”说完，吴昊哈哈笑了起来。 

　　不过，这种激情澎湃的大英雄感，在吴昊光荣地完成任务后的第一周按下了暂停键。“英雄了没几天，我突然发起烧来，我在想不会是自己中招了吧？”虽然只是普通发烧，但是他刚从最危险的前线下来，再加上非常时期，而且部队里人员密集，一点儿都马虎不得，所以吴昊被迅速隔离起来。“当时就一个单独的楼，没有窗户，也不知道白天还是晚上。” 

　　“站岗的时候只感到使命在肩，直到被隔离起来的时候，才想起害怕。” 

　　到小汤山执勤之后，他没有时间写信打电话，隔离期间更没机会，于是前后“失联”了一个多月。那段日子里，吴昊的家人煎熬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妈妈担心得天天哭。 

　　“非典”一被战胜，吴昊的家人就到北京去看他。去之前，吴昊还特意嘱咐妈妈带上当年最流行的、他在家时还没穿够的肥肥的牛仔喇叭裤。那时候疫情已经过去，风和日丽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和热闹。 

　　可是当吴昊手插裤兜，站在天安门前准备照相的时候，内心忽然觉得，这条“非主流”喇叭裤好像有些配不上他阳光清爽的寸头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有空，都想再去北京，去天安门。”复员回家以后，吴昊忙于工作，很少有大段的时间回北京看看。直到2009年国庆节前几天，吴昊和表弟两人先后结婚，两家一致认为，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北京度蜜月应该最有纪念意义了。 

　　说起再到天安门，吴昊和他的表弟已经酒过三巡，越说越兴奋。那时秋高气爽，黄瓦红墙，到处一片喜庆祥和。 

　　“我当时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大花篮，看看是不是跟电视上一样，但是吴昊跟我们不一样。”表弟看着吴昊说。 

　　“我当时是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再站一会儿，看看还是不是当年的感觉。” 

　　那天，吴昊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了很久。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