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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内幕”

时间:2021年01月28日 来源:中国副刊 作者: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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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羊城晚报选送

 

  

  施蛰存先生是我在华东师大读本科期间的老师,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他被誉为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当时他已75岁,与我们的年纪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

 

  

  我毕业留校后,成了施先生的中文系同事。跟他熟稔了,曾问过他与鲁迅先生的事。他真诚地说:“我一直很敬重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我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先生全力支持。丛书列出12本,鲁迅一人就承担了5本。我1932年主编《现代》月刊,1933年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据说,胡乔木先生曾说过:“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

 

  

  1932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创刊。当时,在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压制下,一些左翼文艺刊物,如郁达夫等编辑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等,均被查禁。鉴于此情形,现代书局的两位老板洪雪帆和张静庐便考虑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物”。于是,他们物色了施蛰存出任主编。他虽然才28岁,但已在上海办过两家出版社,编辑过两份期刊;尤其是水沫书店,办得风生水起,施先生将书店设在日租界公益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那时常有作家到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冯雪峰是水沫书店的常客。所以,《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可谓最佳人选。

 

  

  施先生创办《现代》,他的编辑方针是想把《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正是本着这样海纳百川、大气融合的编辑立场,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沙汀﹑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穆时英﹑沈从文﹑周作人、李金发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现代》上发表过作品。然而,在这些作者中,施先生对于鲁迅的文章格外器重,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刊发。据初步统计:施蛰存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鲁迅在《现代》上发表文章计有:《论〈第三种人〉》《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关于翻译》《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译《海纳与革命》等,还刊出过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和《竖琴》的广告,以及施先生为这两本书亲自写的简介等,其中有三篇被排在当期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文尾附记的写作日期是“二月七-八日”,而发表是在1933年4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2卷6期。施先生说:“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

 

  

  查1933年2月7日《鲁迅日记》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说明《为了忘却的记念》在2月7日已经完成,为何却注明“二月七-八日”?施先生分析:“因为文章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记念柔石。”

 

  

  1931年2月上旬,殷夫、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被枪杀,鲁迅曾经强抑愤怒和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于当年4月出版的《前哨》月刊。但在那篇文章里,鲁迅虽然悲愤难抑,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用的是笔名“L·S”,文中也没有提起“左联五烈士”的姓名。而在两年之后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虽然并没有像前文那样地厉声痛斥“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他不仅明文写出了“左联五烈士”的真实姓名,写明了他们被害地点和遇难时间,还写出了他们被捕后遭到迫害的情景。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未公开透露的,在鲁迅的文章中也从来没有如此直言无忌。施先生说:“如果在2月15日或迟至20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3月份出版的第5期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2月20日以后。”从2月9日至2月下旬这十几天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施先生忆道:“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

 

  

  收到这篇文章后,施先生起初“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编在《现代》2卷6期的第一篇。”施先生还回忆道:“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我编了一页《文艺画报》,这是《现代》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版面还不够,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

 

  

  这就是当年施蛰存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内幕”,他不但冒了很大风险,而且还根据文章内容尽了最大努力为此文配上了照片、墨迹与图画,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编辑: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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