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离开读书四年的学校，入职北京日报社，开始了所谓的编辑生涯。由此直到2013年6月，退休离开报社，吃编辑这碗饭，超过30年。

　　说起来，做编辑并非我的初衷。刚进报社时，同学中，想当记者的多，愿做编辑的少，皆因当记者比做编辑风光。不过，我说做编辑非我初衷，倒不是因为我更喜欢记者这个行当，而是另有所求。

　　我一直怀疑当年报考新闻专业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的夙愿，其实是更愿意学考古、古典文献或图书馆，觉得这些专业较少与活人打交道，也许更适合我。

　　谁知阴错阳差学了新闻，又做了编辑，莫非冥冥之中真有命运的安排？我不知道。

　　我不是个能与命运抗争，敢于挑战命运的人。既不能对命运说“不”，剩下的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这条道。而且，虽说做编辑非我初衷，但我并不反感这个工作，甚至对此我还有很多期待，特别是与我相伴相随近30年的副刊，毕竟有太多让我不忍放弃的东西在。现在想想，与副刊编辑结缘，未必不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30年中，我编辑过的报纸、书刊，不能谓之少，而时间最久的，恰是日、晚报副刊，尤其是晚报的“五色土”，我编了十几年，学做编辑，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初到“五色土”是1985年，老编辑程淑英即将退休，报社领导安排我来接班。程老做了一辈子编辑，经验丰富。我跟着她，从排字车间到编辑部，跑了三个多月。程老的言传身教，让我真正领会到，做一个好编辑，应有怎样的品质和素质。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敢忘。她说：“尊重你的作者是必要的，但不要盲目地相信他们，所有的引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核对原著，因为，再有名的人，文字也可能出错的。”

　　程老的这番教导让我终生受益，不仅是做编辑，处理作者的稿件，后来我自己写作，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形。例如北宋学者张载被称作“横渠四句”的那段名言，通常写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无数作者曾在文章中引用过，更有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书法家书写过，但查《张载集》“张子语录中”则略有不同：“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有一次，读张恨水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这两句诗，说是梁启超所作。其实，只要翻一翻他的《饮冰室诗话》，或狄平子（葆贤）的《平等阁笔记》，就不难发现，这是狄平子自日本返国，途径东北辽阳时，在一家旅店墙上看到的一个女子的题诗。狄平子把这则笔记寄给梁启超，梁启超遂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

　　这种情形提醒我们，无论编辑还是写作，都要小心行事，千万不可轻信，凡事总要再三核实才肯心安。尤其是在互联网横行之后，很多人在写作中大量使用网络提供的材料，方便固然方便，但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对编辑更是严峻的考验，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错。“五色土”是一家综合性文艺副刊，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杂文、评论、掌故，乃至笑话、谜语、生活常识、天文地理，无所不有，来稿涉及的知识是十分庞杂的。作为编辑，除了认真、严谨、耐心、仔细的工作作风，还应该保持充沛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兴趣，力争做一个“杂家”。常听相声演员说，演员的肚子是“杂货铺儿”，其实，编辑的肚子更应该是“杂货铺儿”，有了这个“杂货铺儿”，在编辑这把椅子上，才能坐得稳，心不慌。

　　这倒是歪打正着，合了我的心意。冥冥之中命运安排我做编辑，难道不是看我还有一点做编辑的本钱，能够杂学旁搜，雅俗兼蓄？回想年轻时，正在工厂做工，就因兴趣太多而得了个“杂家”的名号。总之，那时读书，全凭兴趣，兴之所至，乱翻乱看，满足的只是一时的好奇心，并无其他目的。无论国故新知，懂与不懂，拿来就看，抱定了看过主义，知道主义，虽说零乱庞杂，毫无系统，但谈资还是增加了不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正是这段“乱翻书”的经历，为我做编辑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好处。倒不是说我的那点“杂学”加上“旁搜”，已能让我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稿件，而是说“杂”已成为我读书的常态。编辑固然要读书，但编辑读书既不能像学者那样系统、深入地专一门一科，就应尽其可能地读百科百门，变成一个杂食动物。我很感谢工厂读书那十年，给了我一个强健的杂食的胃。

　　说起来，这何尝不是做编辑的好处？有很多时候，是稿件强迫我们去翻阅很多书。知识的扩展和积累，恰恰是因工作中不断遭遇挑战而获得的。常听人们说起，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我倒觉得，也不尽然。谨就我这30年的编辑生涯来看，所得应该大于奉献。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编辑工作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动力，如我前面所言，知识的扩展和积累，固然可以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获得，但对于工作中的人来说，实际需要也会迫使你去补充知识结构中所缺乏的。比如，电影、戏剧、戏曲都并非我的专业，但既然工作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的求知欲望也就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了。现在有人称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我心里明白，自己不过是得到一点皮毛而已。而最初领我入门的，恰恰是“副刊编辑”这个职位。

　　如果说促成一个人不间断接受继续教育是编辑工作的隐形优越之处的话，那么，认识、结交各个领域的名家、大家，就是副刊编辑最显见的福利。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五色土”的作者可谓是群星灿烂，高朋满座，哪一个不是顶呱呱的人物？身在其中，常有“躬逢胜饯”的感觉。先不说学问、见识，就是老先生身上的气质，久而久之，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听他们交谈，读他们的文章，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当然，你须是个有心人，才能抓住机会，不让它跑掉。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只说一个，翁偶虹先生，常有作品在“五色土”副刊发表，我在戏曲，特别是京剧上的启蒙，就仰仗翁先生和他的弟子张景山。

　　我在编辑生涯中得到的名家指点固然不少，而读者诸君对我的教诲亦有许多可记述者。至今我仍然珍藏着一些读者来信，其中多是发现报中有错，直接给我提意见的。一次，我编一篇记述某人在逆境中不懈努力而走向成功的稿子，就用了“逆旅”做标题，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很切合文意。没想到，见报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告诉我“逆旅”一词不能用在这里，它是“旅馆”的意思，用在这里是不对的，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我是很感谢这位读者的，他不仅帮助我认识了一个词的正确词义，而且提醒我，在遇到自己较为生疏的词语时，一定要多查字典、词典，对编辑来说，谨小慎微不是缺点，而是应有的素质。尽管如此，意外总还是会有的。记得有一篇文章，在形容天气很热的时候，作者用了“七月流火”，见报后，马上有读者来信指出，这样用是错的。这句诗见于《诗经·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说阴历七月，火星（心宿）逐渐偏西下沉，预示着夏去秋来，天气要转凉了，要准备御寒的衣裳了。这里的“流火”不能理解为天气热的意思。

　　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和语言文字打交道，以汉语的博大精深，即使用一生来学习，也必有我们不知、不懂的，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编辑的好处在此，辛苦亦在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何止于三人，老师随处可见。我们印刷车间有一铸字的吴师傅，记忆力超强，凡报纸上见过的名字，没有不印在脑子里的。如果我对稿件中某人名字的写法拿不准，必去请教于他。他喜欢揶揄我们这些编辑，但没有一次拒绝我们的请求。

　　离开“五色土”副刊，我先后编过《北京晚报》的“书香”“新闻快说”“文化导刊”，以及《北京日报》的“文艺周刊“。我深深地感到，30年来，每换一个新的岗位，都有新的要求提出，都有新的东西要学习，编辑生涯30年，也是不断学习的30年。如果说，编辑生涯于我有所赐的话，是让我养成了学习不辍的习惯，而且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