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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又新:不应被忘却的上音小提琴“开山鼻祖”

时间:2018年07月2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越 声

   前几天,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老中青“大咖”们聚会,年近七旬的小提琴名家,也是上音前院长谭抒真之子谭国璋突然提及了一位上世纪50年代初的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让在座的人士唏嘘不已。“文革”初期含冤而死的陈又新,享年仅55岁,今年六月,正是陈又新教授逝世49周年的日子。

  如果说今天全世界小提琴“高手”有许多是上音培养出来的,那么其开创者之一陈又新教授一定功不可没。他早期学生中有著名音乐家周文中、张宁和、董麟等,上世纪50年代后更有一批,如张撷诚、郑石生、赵基阳、张耀祖、李耀伦、李牧真、胡彩瑶、夏敬熙、仇明德、林增弼、沈榕、王伟斌、赵有彬、姚世美、王希立、史蒂华、张曦仑、徐若望、贺元元等等。
  农家孩子跨入音乐大门
  生于1913年的陈又新,祖上务农。太平天国时,父辈参加太平军起义,失败后乃携全家背井离乡,流徙到浙江省吴兴县南得镇定居。陈又新长兄早年毕业于嘉兴师范学院,深得校长器重,被介绍去缅甸仰光华侨中学任教,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也为了栽培弟弟,长兄携弟去自己任教的学校借读,直至1928年毕业。
  长兄在国内求学期间,曾师从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丰子恺、吴梦非等学习音乐,故极喜爱音乐,但当时条件不允许,无法很好学习。在缅甸,当地音乐生活十分活跃,再次激发了他学习音乐的热情。他聘请了一位葡萄牙籍音乐老师传授小提琴及曼陀林,并要弟弟陈又新也随之学习。不久,两人就能在家中合乐自娱。平时,长兄还经常携弟弟去欣赏当地的民间音乐表演及西洋古典音乐会。如此的潜移默化,在陈又新幼小的心灵中逐渐萌发出一颗爱乐之心。
  1928年,长兄受聘回国,陈又新亦随之回国,考入国立音专,主修小提琴,师从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兼指挥富华教授,从此真正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无数崭新的知识需要他去认识,因此,他惜时如金、如饥似渴地抓紧一切时机学习,被誉为当年“老音专的高材生”之一。
  1933年至1934年间,为了充实音乐素养,陈又新与同学江定仙等组成钢琴三重奏组,借以提高重奏的技艺。1935年,为获取乐队合奏经验,陈又新又与王人艺、刘伟佐等同学义务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工作。继后,又与同学谭小麟组织了沪江国乐社,为了增强自己对民族音乐的理解,竟欣然挟二胡前去参加排练。总之,只要有提高自己的机会,陈又新是从不放弃的。
  更有趣的是随俄籍钢琴教授阿萨柯夫学习副科钢琴之事。一次,陈又新因打网球而折伤右手,但是为了不误考试,他竟然夜以继日苦练了一首左手钢琴曲去应考,并且通过了考试,震惊了许多师生。他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就是他整个学习精神的一个写照,也是他一生事业获得成功的基础。
  1937年,为了实现自己教学的愿望,陈又新与劳景贤、丁善德共同创办了上海音乐馆,著名音乐家周文中、张宁和等都是那时入馆,随陈又新学习小提琴的。次年,陈又新获得萧友梅、陈洪、佘甫磋夫签署的毕业证书,同时获得国立音专颁发的第一号“训导证书”,上写“思想,谨慎稳健;操行,和气端庄;体格,神气充足;学业,学术优异”;显示出他在求学时期知、德、体方面的全面发展。
  正在这可喜的时刻,传来了另一个喜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首次正式接纳了陈又新等四位华人演奏员,乐队的工作不仅显示了职业的骄傲,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稳定。如再加上海音乐馆的教职,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该是十分理想的了。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接管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陈又新深明大义,不愿认贼为父、同流合污,于是毅然辞去这一心爱而优越的工作,过起了清寒的生活,显示了一个艺术家的崇高民族气节。
  1946年9月,重庆青木关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迁回上海,与上海的国立音专合并,校长戴粹伦聘任陈又新为小提琴教授兼管弦系主任。次年,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即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又聘请他重返乐团,“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也是陈又新的另一真实写照。
  1948年夏,上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则有关赴英留学奖学金的广告吸引了陈又新,他跃跃欲试。1949年12月,他终于获得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并获得了每月35英镑的学费及10英镑书费的奖学金。论奖学金,为数不多,而且家里又有新生女儿需要照顾,但在夫人朱琦的积极支持下,他终于决意前往。
  到皇家音乐学院后,陈又新师从伊索尔德·门杰斯教授学习小提琴及小提琴教学法,另外选读音乐理论、指挥法等课程,课余时还进行创作。如今唯一留下的当时作品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摇篮曲》(手稿现存美国华盛顿图书馆),曾在1987年纪念陈又新诞生75周年纪念音乐会上首演,广受好评。
  当时学习条件虽艰苦,但陈又新仍节衣缩食,省下一部分钱去法、德、瑞士等地领略欧洲的文化及生活,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在英期间,学校有极完善的留学生会组织,并备有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供阅读,每逢周末,还会举行座谈会,讲述有关新中国的建设。这样,陈又新对国内情况极为了解。当年大使馆赠送给他的一面五星红旗,他一直保存着。
  总之,陈又新时时惦记着早日报效祖国,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去信催他与留法同学张昊早日回国任教。由此,陈又新提前于1951年8月离英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台湾当局曾派人、派车去码头接归国留学生在新加坡观光(实际是劫持去台),因大家事先得知内情,故一致拒绝下船。

上世纪60年代,陈又新(右四)与谭抒真、窦立勲、赵志华、林克汉、郑石生、俞丽等合影  谭国璋 供图 
  注重教学,更注重实践
  返回上海后,贺绿汀院长十分快慰,立即聘任陈又新为管弦系主任兼小提琴教授。于是,他一面致力于管弦系的领导工作,制订教学计划及大纲,确定课程设置、检查教学、接待专家以及从事日常行政事务等工作,一面呕心沥血,专心致志地进行教学、编纂教材、撰写论文,为我国乐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及教师,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作为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陈又新深刻理解实践对艺术及教学的重要意义。因此,只要条件许可,他必定抽出时间加强实践。他的演奏高古秀润、精细工致、朴实酣畅、生动传神。他对古典派和浪漫派作曲家,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帕格尼尼、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有较深入的研究及理解,并曾在各类音乐会中演奏了这些大师的作品,显示了高超的演奏才能。
  更为重要的是,陈又新作为中国小提琴教育的先辈,把演奏中国作曲家的小提琴作品当做己任,成为表率。马思聪的《塞外舞曲》《思乡曲》、贺绿汀的《百灵鸟》《摇篮曲》、沙梅的《短歌》《即兴曲》、沙汉昆的《牧歌》、刘天华的《良宵》、邓尔敬的《即兴曲》等,都是他常常表演的作品,而且他还在国内首演了冼星海的《d小调奏鸣曲》。
  此外,陈又新还将大量中国的小提琴作品编入了他的八册《小提琴曲选》之中,几乎占了全部曲选的一半篇幅,并亲自编订指法、弓法,以此教育学生,其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现在看来,这是对扶持、宣传及推广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一次极有卓见的行动,其贡献是难以估量的。演奏之余,陈又新还曾灌制了《格里格小提琴奏鸣曲》《牧歌》等唱片。
  除独奏外,陈又新还“身先士卒”,参与室内乐的演奏。1960年,他曾与窦立勃、郑延益、夏敬禄等组成弦乐四重奏团,演奏我国作曲家何占豪的《烈士日记》及苏夏的《D大调四重奏》等,这在我国老一辈小提琴家中是颇为少见的。
  后人评价说,陈又新一生忠于中国的小提琴教育事业。说他“忠”是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事业。即使如此,他仍不满足。1956年,苏联小提琴专家米斯强斯基来上音讲学,因为一直没有接触过苏联小提琴学派的教学,陈又新挤出时间每天前去聆听,仔细做笔记,以便吸取其长处,以充实自己的教学。
  当年,音乐界提出了小提琴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陈又新即自学民歌、拉奏二胡,悉心钻研民族音乐的演奏风格来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同时还研究五声音阶的各种指法,并将这种音阶练习及中国小提琴作品编入自撰的曲集中,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
  时至今日,许多学生还念念不忘陈又新的教学要旨及其效果。不久前上音校报上曾刊登了当时小提琴小组同学写的一篇短文——《衷心地感谢你,陈又新老师》,文中写到:“他在教学中一直贯穿着一个原则:培养我们成为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人。”
  最后遗言仍是教诲学生
  由于陈又新杰出的贡献,党与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及评价。1953年及1960年,他两次作为上海音乐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还见到了毛主席及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1956年,他光荣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
  不幸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这样一位勤奋刻苦、教绩卓著的优秀人民教师,竟被无辜地打入了“牛棚”,并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遭到反复批斗、严刑拷打、强迫交代,待至1968年6月10日,竟被称是“自杀身亡”(事实上是“折断了左肋骨三根”)。
  “四人帮”被打倒后,1978年9月8日,上海音乐学院召开大会,为“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陈又新等九位教授及一位教员平反昭雪。继而,10月24日下午又在龙华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大厅再次为这十位被迫害致死的教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1987年11月,纪念陈又新诞生75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不少现已成为名家的同学以切身经历,谈及了自己对陈又新的深切感受——“学生上完课得到了新的努力目标,不单纯是为了‘熟’而练,而是要有严格提高质量的要求,使学生在质量上起了飞跃”“对每一弓法、指法、音准、节奏、力度,绝不轻易放过”“为上一小时课,他要做多小时的准备,千方百计地为引导学生提高演奏水平而寻找途径”“这一点在老一辈教授中是比较突出的”。的确,陈又新对学生的一切都关怀备至,有学生无力支付学费,但又非常刻苦用功,他就免费予以上课,甚至还常解囊相助。
  陈又新的得意门生、上海交响乐团原副首席张曦仑回忆,当时陈又新已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当1967年第一次从“牛棚”放出来后,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也没有考虑休养生息,依然只考虑到教学与学生,立即匆匆去找张曦仑,叮嘱他要考虑毕业考试之事,并说:“现在脱了不少课,要及时补回来。”还要他转告班上其他同学,不要丢业务,有空还要练琴,不然来日如何为人民服务。然而,陈又新很快又第二次被关进“牛棚”,这一去竟成了诀别,对学生张曦仑发自肺腑的教诲,竟成了他一生对待音乐事业的最后遗言。
  苏联小提琴教授米斯强斯基特地为陈又新《实用小提琴音阶练习》写了序言:“陈又新同志的双音及泛音练习是小提琴演奏中很艰难的一部分,这本集子里的材料,有助于小提琴演奏者为技术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并有助于把这些技术成功地运用到室内乐和管弦乐的演奏中去”。陈又新出版的许多著作都由他精心选材、编订指法与弓法,乃至亲自校订。由于选材恰当、精确、适用、科学而为全国各艺术院校、文艺团体广泛应用,多次再版,而且流传海外,在小提琴教育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另外,陈又新还为小提琴教学撰写了一些总结性及研讨性的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小提琴教学随笔八篇》《小提琴练习中的手指保留问题》《从两首小提琴前奏而谈起》《写在弦乐四重奏演出之后》等。非常不幸的是,他还有15万字有关小提琴教学心得、经验介绍的文章,竟全毁于“文革”之中,应该说这是惨痛的损失。
  总而言之,陈又新先生一生为我国的小提琴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小提琴学子乃至所有音乐学子永远铭记的。
(编辑:韩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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