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生活和记忆中，如果说有哪一种电子产品曾经并且至今依然产生着莫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非电视莫属。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观念，维系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还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40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折射出嵌入饱满时代信息的生活方式，呈现了人们从物质短缺到极大丰富后的精神指向，真正成为镌刻“中国崛起”奇迹的“活化石”。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显影着中国电视业向文化产业转型发展中的阵痛与喜悦，以及短短30年间，电视从“自己走路”的踟蹰蹒跚迅速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第一媒介”的事实。
可以说，电视成长成熟的40年，是相伴改革开放中国腾飞的40年，是“两个奇迹”互为见证的时段，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正在亲身经历的伟大传奇，电视剧就是从捕捉平凡生活的传奇开始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从来不缺少反映国企改革、商战风云、下海创业、进城务工、平凡人生等“小人物大时代”为主题的电视剧，以一个家庭或家族反映时代变迁隐喻“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更是受到肯定和推崇的经典范式。但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献礼情结”和“纪念传统”，对国家民生大事“逢十”必有的逐代“定格”“回溯”“重述”的隆重艺术整合与致敬，通过集中播放达成的“想象共同体”，还是赋予2018年的荧屏岁月静好的温馨，那些关涉每个中国人切身利益和感受的改革开放题材，也便不只是“怀旧”，更多了些亲历者意气风发的豪迈畅快。从不同行业和视角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从年头播到年尾，已播、在播和待播的受到关注的剧目超过20部，如《最美的青春》《南方有乔木》《你迟到的许多年》《正阳门下小女人》《风再起时》《我们的四十年》《北部湾人家》《那座城，这家人》《大江大河》《外滩钟声》《江河水》等。或许这些电视剧的艺术成色参差不齐，口碑不一，却不约而同地唤起人们对昔日岁月的缅怀情愫，获得“重回现场”让时间不朽的力量。
还有什么比回顾电视剧与中国人的“共同往事”，更能激发起共有身份的文化认同和一个民族恒定的核心价值观？而电视剧里折射的时代变迁、观念变化、生活富裕、社会风尚、民俗风情、审美趣味如同一个相册，又何尝不是“中国梦”清晰的足迹。
电视剧《西游记》剧照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关于电视和剧的“集体记忆”
在中国社会的娱乐生活中，伴随着电视机的全国普及，中国电视剧的年产量逐年递增，自2007年位居世界第一后，其播出与收视便跃升为国民文化消费中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受众基础最广、传播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第一文艺样式。
20世纪70年代末，“黑白电视”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单位配备，当它作为一个稀罕“玩意儿”开始被少数家庭拥有时，仿佛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吸引着街坊邻里每到晚饭后便如上了发条般聚到有电视的人家围看。少量的频道和有限的节目根本抵挡不住人们津津有味地反复观看乐此不疲，从录播的8个样板戏、老电影、服务类节目，到电视剧、海外剧等，连杂志期刊中连载的影视故事，都能带动印刷品的销量，这应该是新中国第一轮“媒介融合”的趣事了。电视无形中接力了“露天影院”和“评书广播”丰富百姓业余文化生活的使命，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更神奇的窗户。由于本土节目匮乏，制作力量薄弱，上世纪80年代是欧美、日本、港台等引进剧在内地风光无限的时期，从科幻、动作、战争、探案、谍战、爱情、青春、励志、传奇、动画，到情节剧，题材类型不一。1980年，美国NBC拍摄于1964年的《海底旅行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译制播出的第一部美剧，译为《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简单的惩恶扬善的故事风靡，戴“麦克镜”、玩飞盘、仿“麦克泳姿”一时风行。同年播出的《加里森敢死队》，里面个个身怀绝技的囚犯被招募组团后的传奇经历，让人们见识了经验系统中绝无仅有的另类英雄形象，也引发了青少年啼笑皆非的危险效仿。这种对时髦服饰装饰的追风和痴迷的追剧模仿行为，与当时中国社会相对闭塞保守，以及当时影视剧惯常表现新人新事新时代的主题、取材和人物塑造方式大相径庭有关，才格外令人耳目一新。而《铁臂阿童木》《姿三四郎》《排球女将》《阿信》等日剧的励志故事，同样感化激励着很多年轻人。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电视和中国人交集的文化往事，都通过影像浸入心灵深处，成为特有的国民记忆。
到1984年底，中国拥有电视机的数量已从10年前的20万台增长到近5000万台，电视覆盖人群2亿多。于是，有人从《四世同堂》的片名解读出这样的提示“电视每天晚上都给千千万万的家庭提供了‘同堂’生活的理由”。1990年，拥有电视机的数量已是1.6亿台，观众达到8亿多。电视机日益普及，节目需求量猛增，电视人同样在兼收并蓄中学习借鉴，电视剧制作、海外获奖和合拍交流项目明显增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视剧可谓“百花齐放”，不仅有带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反映伤痕与改革题材的电视剧，还出现了颇具娱乐性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及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名著《武松》（1982）、《京华烟云》（1987）、《围城》（1990）、《南行记》（1991）的改编剧，部部是精品。并且，诞生了很多个“第一部”的纪录：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和谍战剧《敌营十八年》（9集，1981）、第一部打入香港和东南亚的粤产电视剧《虾球传》（8集，1982）、第一部引进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20集，1983）、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28集，1985）、第一部使用特技拍摄和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25集，1982-1988）、第一部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16集，1986）、第一部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连续剧《一剪梅》（25集，1988）、第一部大型室内通俗剧和从节目交换转为市场发行的电视剧《渴望》（50集，1990）、第一部影响广泛的校园青春剧《十六岁的花季》（12集，1990）、第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和公关行业的电视剧《公关小姐》（22集，1990）、第一部长篇电视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24集，1990）、第一部和港台合拍的金庸作品《雪山飞狐》（40集，1991）、第一部戏说历史剧《戏说乾隆》（41集，1994）、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120集，1992-1995）、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17集，1995）、第一部正面描写中国贪污犯子女的电视剧《至高权力》（20集，1998）、第一部缉毒题材电视剧《永不瞑目》（27集，1998），等等。
这期间，京味儿喜剧电视剧达到了一个高峰，《编辑部的故事》被誉为“90年代之初社会问题、流行热点和时尚风俗的电视百科全书”，让人看到了北京人智慧幽默的另一面，领略了王朔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高级调侃的语言技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骨子里”的京味文化，显示了面对问题与自我、与时代和解的达观，示范意义深远。《我爱我家》撕下正统刻板的面具，在善意的调侃和包容的相处中，维系着中国家庭最可珍视的价值准则，温馨有爱奠定了“我爱我家”的情感逻辑基础。很多人认为2006年的《武林外传》与《我爱我家》是遥相呼应的，那种在解构中轻松化解不满和矛盾的释放之举无伤大雅，凸显了一种民间智慧，预示了互联网趣味的先兆。此外，“农村三部曲”系列《篱笆、女人和狗》（1989）、《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至今仍被视为注入了乡土意识、平民关怀和文化情怀，讲述农民心灵史的史诗性范例。
2000年后的电视剧艺术创新亮点除了编年体例的《金婚》（50集，2007），以及首部涉及家暴题材、对人性阴暗心理入木三分的剖析至今让人不寒而栗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23集，2001），主要体现在行业题材拓展（如医疗剧为主的行业剧）、艺术类型的美学升级（如谍战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和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改编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娱乐有限而电视人秉承艺术初心的时代，经费和技术的欠缺并没有妨碍电视人创作出超越时间的优秀作品，所有当时流行的剧几乎都是日后的“经典”，剧集叙事从形式到内容高度凝练紧凑，保持了较高的艺术完整性，精英意识主导下的行业创作以少而精见长。不得不说，彼时的观众是幸运的，身处中国优秀电视剧和类型创新颇为集中、产能比最佳的“黄金时代”。那时，形容观众高涨的观剧热情最常用的词汇是“万人空巷”和“犯罪率下降”，也同时印证了全民观剧岁月的一段难忘的“集体记忆”。时至今日，《西游记》仍保持着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的最高纪录；三波“琼瑶热”中的戏说历史剧《还珠格格》（24集，1998）还在湖南卫视反复重播；历史正剧《雍正王朝》（44集，1999）是央视4套持续滚动播出的常播保留剧目；《我爱我家》也是重播率较高的家庭喜剧。
可见，中国电视剧扎实的艺术探索与类型基础在世纪之交就已完成，“三性”统一的艺术观、文艺服务面向的朴素理念和“寓教于乐”的美育精神，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有旗帜意义。电视剧继上世纪80年代逐步摆脱工具式的“教化宣传品”完成了向“作品”的转型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精英审美和大众消费的文化博弈中，开启了向“产品”亦喜亦忧的转型，体现了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水平下人们旺盛的文化消费诉求。
电视剧《长征》剧照
电视剧《亮剑》海报
中国电视剧里40年的光阴沉淀
电视作为家用媒体必然是家庭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已成为共识，而电视确实在中国家庭现代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居家陈设的“中心”位置，更在于它以特殊方式维系着现代生活中“家”的概念，是了解外界的触角，也是将家庭成员的闲暇时光集中到有共同文化趣味分享的感性载体。因此，在“家用媒体”上传播的媒介属性，决定了电视剧比电影尤甚地向家庭趣味性、通俗性、观赏性倾斜的本体属性，并以传达主流价值观为己任。事实上，那些与家庭、世俗生活相关的现实题材创作占据了电视剧年产量的大多数，这与中国电视艺术一向提倡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国家确保现实题材剧目播出占年度播剧半数以上的长期调控有关。
因此，中国电视剧在改革年代里的叙述话语从未断裂，始终瞄准并关注国人40年来的苦与乐，记录着时代痛点和民生疾苦。从两性情感、婚姻家庭、代际关系、事业规划，到生儿育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转型中的话语变迁悉数收纳，以各种话题构建戏剧冲突，描摹出中国人对幸福的阶段性想象。现实题材创作中的家庭伦理剧尽管在2003年后走入“家庭闹剧”的死胡同，但优秀作品总能传达主流的价值观，并且以一种“让人放心”的方式叙述那些建立在“人情”“互爱”基础上的人际或家庭的矛盾冲突，在保证对观众构成强大稳固的吸引力的同时，强化着文化的力量。美国电影理论家托马斯·沙兹对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做出的阐释同样适用于电视剧：“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奢谈富裕的年代，人们的困境往往是具体而微的，首次描写普通人生活艰难的是单本剧《凡人小事》（1980），身为单亲妈妈的女教师的最大愿望是希望单位离家“近一点儿”方便照顾幼女；《孽债》（20集，1994）采取了不同以往知青题材的视角，通过反转农村和都市的空间叙事，还原了“知识青年”的城市身份和故事背景，将时代在两代人身上留下的阴影做了人性亲情的感人呈现，给了“知青”题材在表现两难隐痛时另一种客观、理性的立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地鸡毛》（10集，1995）反映出来的小公务员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于机关事业单位日复一日的单调沉闷的写实表现，既真实又跳脱于当时司空见惯的“改革年代的脉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集，1998）中反映的“住房紧张”——普通家庭几代人同居一室现象的时代缩影，固然让人无奈心酸，观众却能被张大民的乐观所感染，传递的是幸福感取决于自身的良好心态。2010年后，物质极大丰富后的年轻人为“蜗居”烦恼、为“裸婚”焦虑、为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买学区房甚至忍受别离之苦海外留学，所有的焦灼困境无不被摄入电视剧。
其实，家庭伦理剧最初是因为反映平民价值观和生活智慧而倍受青睐，从《渴望》《儿女情长》《一年又一年》《空镜子》，到《金婚》《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儿女情更长》《有你才幸福》《我的父亲母亲》《父母爱情》等，在处理家庭矛盾和情感困惑时，都可贵地摆脱了猎奇“话题”的控制，较为写实而诗意地呈现了日常生活的质感。不少作品中富有人生哲理的观念至今影响着人们，1994年播出的《过把瘾》仅有8集，却是最早突破了传统观念中以结婚作为爱情圆满归宿认知的剧集，将“浪漫”提升到一个之前未有的高度，这一度让现实沉闷婚姻中的夫妻想入非非产生用离婚换取浪漫的幻想；1999年的《牵手》将弥漫在社会上为数不少的婚外恋现象，以不无惋惜和难言的复杂心态犹疑地表达出来，第一次客观思考了婚姻中“第三者”出现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几乎涉及了各种婚恋观念与危机，离婚已经不再是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中国社会对家庭幸福和失败婚姻的认识出现了理性的多维视角，人们的观念日趋开放包容，这些都被电视剧敏锐地捕捉到，如《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大校的女儿》《半路夫妻》《美丽人生》等。特别是2006年王海鸰编剧的《新结婚时代》告诉观众：两个人结婚是两个家庭、两种社会关系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城乡间门不当户不对的“错位婚姻”，凸显了成长环境与文化观念的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无法“弥合”的隔阂与伤痛，都将变成折磨。这种婚姻理念不仅影响了普通人重新审视择偶标准，此后很多电视剧的创作甚至相亲类综艺节目也沿用这种思想。中国电视剧对“中国式婚姻”“中国式教育”“中国式关系”的“中国式……”表达折射出的对中国当代家庭婚姻、情感、幸福的切肤观察、探寻、质问具有文化意义。
从以上家庭伦理剧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记录生活到引领观念，由于注入了精神的光彩，时光流逝中的平凡具有了传奇的韵味。电视剧这门艺术也显示出折射时代变迁、道德转型的渐进过程的影像优势，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和认知功能更加真实、和谐、深刻的统一。
陈丹青曾感慨没有哪一门艺术像电视剧这样“与生活天然地处于平行状态”，如同“生活的副本”。的确，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天地是广阔的，对每个时代各行各业人们精神面貌的“第一现场”式的及时捕捉，将为后人了解并不久远的“中国往事”提供“历历在目”的机缘，如同一个“时光隧道”，带领人们抚今追昔，令往事并不如烟。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拍摄的打工创业的题材剧，与时下的同类题材是截然不同的面貌，以上世纪90年代两部具有代表意义的电视剧《外来妹》（10集，1991）《北京人在纽约》（21集，1994）为例。那时，“打工潮”和“出国热”同时在盛行，东南沿海是内陆年轻人眼中的天堂，而城市年轻人眼中的天堂则是国外。《外来妹》最积极的意义在于为外乡打工者的身份正名，充盈着一种健康的闪亮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之光，“外来妹”在本土他乡的创业自信鼓舞了很多打工者走出家乡。同为岭南风格的电视剧《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和《外来妹》一样，都意在塑造改革开放初期人物特有的昂扬坚韧的气质。同样是背井离乡，《北京人在纽约》给憧憬出国的人浇了一盆冷水，让人感受到了在“天堂”里所经历的“地狱”般的煎熬，生活在异域的“香蕉人”摆脱不了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当然，实际生活远比电视剧来得残酷艰辛，但这两部电视剧之后拍摄的同类题材，至今难出其右。
电视剧作为深深浸淫着大众文化现代基因的通俗艺术，不仅以“类现实”的镜像建立起熟悉的社会关联，还成为人们借助艺术想象投射现实人生欲望、焦虑、困惑、希望和梦想的罗盘，藉此实现情感交流。于是，当这些承载着一定阶段“集体记忆”的文化事件，通过私人化的家庭故事或私密性的情感状态的戏剧化发酵，经由“电视”这一“家庭化媒介”公开传播，便完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生活图景的一种建构，其间的苦与乐、清贫与梦想既有共同的“根”的文化想象和国族联系，也有迷人的集体主义时代的纯粹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转型中价值多元的芜杂喧嚣。确如美国学者尼·布朗界定的“社会文本”内涵，是“再现社会进程的变化和反复指引这种变化的一种手段”，绝不仅仅是娱乐和传达意识形态。
电视剧《还珠格格》剧照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照
40年抚今追昔：电视是什么？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已届一个甲子的节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关头。而中国电视剧的成长与成熟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40年间，中国电视剧始终在细腻地记录着时代变迁的光影，里面有中国社会面貌和中国人心态丝丝缕缕的变化。
回到电视和电视剧的本体认识上，必须承认，期望电视剧越来越深刻并不现实，因为电视剧的媒介传播属性与民间和日常接收状态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才使之成为公众现实生活中颇具仪式性的感性艺术。又因其影像叙事所创造的话语空间和心理幻象是直接而逼真的形象，以及对人生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对社会心理的纾解作用，才让电视剧在对受众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趣味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导向上，有着其它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影响优势。开通俗剧一脉的《渴望》创作者们当初“让老百姓爱看”的初衷，确实触到了电视剧作为大众传媒形式的本质，也就是约翰·费斯克所谓的能提供大众意义与大众快感的“大众文本”。那么，严肃地对待“娱乐”，将焦点放在认识论上而非美学上，是认识“电视”作为“一种修辞工具”的开始。常规意义上，确实不必对电视剧艺术进行高雅的、深刻的本体界定和理想化投射，但创作者在未来却可以继续借此反映大众社会的理想追求与文化趋势。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