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们的日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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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老一辈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真情地说过，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途径是受俄罗斯文艺理论，主要是受“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影响极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19世纪的俄罗斯文艺，是人类文艺的高峰之一。别林斯基就强调，反映时代、为时代立传、当时代的书记员，艺术家对生活要有两种本事，其中一种本事是审视大势、洞察时代和社会的本质，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画出一个时代的像。要研究两种哲理：一种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政治事件蕴含的哲理，这只是一种哲理；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庭的生活哲理。要认识一个民族，研究一个民族的思维，必须把握这两门哲理。

　　观罢电视剧《我们的日子》，这种认识再次得到印证。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在于聚焦它所反映的年代里普通人的三个家庭日常的、平凡的生活细节，从这个侧面折射一个时代、书写一个时代、为一个时代画像。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党的百年大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前后，创作出了一批围绕重大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的电视剧，这是非常需要的，应予以充分肯定。但电视剧从本质上讲，主要是作为一种家庭艺术，还需要《我们的日子》这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在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历史上有着优秀传统，包括从《渴望》开始，一直写过来。虽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画了像、立了传，但主要是描写日常的家庭的平凡生活。

　　譬如，曾引起很大反响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辘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三部曲说是写的农村变革，但主要是写的枣花一家的家庭生活，并通过这个表现农村变革。看《我们的日子》，我想起两件事：一件事是用“日子”作为作品题目的倪萍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就叫《日子》，写的是她个人感情生活和思想发展的日子。电视剧《我们的日子》这部作品，写的是“我们的日子”，是三个家庭三代人的日子。演员宋春丽出色塑造的那位格格出身的姥姥形象，在这部剧里不可或缺，她代表了一代人。《日子》写的是个人感受，《我们的日子》是娟子这位作家集她的生活感悟，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写了上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期几十年普通百姓的日子。由此，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剧，就是播出次数频率很高、观众很爱看的，也是一位女作家刘静写的《父母爱情》。《父母爱情》也写了几十年间的生活，也概括了那个时代，但《父母爱情》主要表现的是演员梅婷饰演的安然一家的日子，即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安然小姐一路走来的生活，它也写了至少两代人。这部剧为什么经得住看，而且反复播，最近还在播？我可以断定，这两部剧有共同性，就是注重审美地艺术地通过描写生活细节和演员的出色的生活化表演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只不过《父母爱情》可能把历史背景烘托得更鲜明一些，《我们的日子》这部剧有意把它隐得更深一些，但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我们的日子》这部剧里三代人中，姥姥是很特殊的人物，倪萍的《日子》里很重要的人物也是她的姥姥。姥姥讲出了很多金玉良言和生活感悟，对下两代都有影响。《我们的日子》独特的贡献，正是又一次告诉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不只是需要聚焦于写重大历事件和社会变革的轨迹，也可以换一个视角，用别林斯基肯定的主要是描写日常的、家庭的、生活的艺术去折射一个时代，观众同样是喜欢的。怎么样处理时代大背景？可以像《父母爱情》那样明显一点，也可以像《我们的日子》这样藏得更深一点。只要你坚持从生活出发，就会获得成功，这是现实主义最基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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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启示，《我们的日子》的成功还证明：作家、艺术家对所表现的时代生活的反映，一定要从现实生活的真实出发，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生活的整体。王雷导演反复强调要真实，既不要掩盖生活里矛盾的一面，也不要把矛盾问题扩大化，凸现阴暗面，让人看不到光明，写得压抑，那不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粉饰现实，一味地片面强调温暖。这部剧证明了应当直面人生，开拓未来。首先是要直面人生，不能粉饰生活，不能回避生活里的矛盾。像几十年来碰到的社会矛盾反映在王宪平、王宪安兄弟的身上，反映在三家人的身上是怎么样的，要直面它，揭示生活的真相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揭示的目的是为了开拓未来，给人看到光明，增强信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要有深度、力度、广度，同时要有温度，而不是说现实主义可以概括成“新时代的温暖现实主义”。如果抽象成这样的理论表述，它就容易导致走偏方向，回避矛盾，一味地温暖，而没有把现实主义最核心的本质，就是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就是别林斯基讲的对社会、对人生最本质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来。

　　正如许多专家谈到的，其实生活里都有不如意之所在，你把不如意都回避掉了怎么行呢？拿电视剧《人世间》进行分析，《人世间》里面不仅给了人信心和勇气，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它更揭示了严酷的现实，里面的知青问题、“文革”问题、国企改革的问题、光字片的民生问题，哪一条不含有生活的严酷性？所以，我赞成王雷导演说的，我们不要走偏方向，我们要真正把现实主义当成一条广阔的道路，向着现实主义的深度、广度开掘，而不要只强调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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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启示，这部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了崭新的创作审美思维。这种创作审美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摒弃了长期制约我们塑造人物的那种二元对立、不好就坏、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一塑造人物要么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部剧里不是。比如《我们的日子》中的杨大山，他与养子的那场精彩父子对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也有心酸的人生，杨思宇也不是他亲生的儿子，通过这两个男人的真情对话，儿子同意在亲生父亲帮助下去日本康复治疗。杨大山出生后父母离异，各自有了家庭，没有人管他，他流浪在街头，孤独悲惨的人生形成独特人格，并非天生就坏，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人。

　　姥姥也是如此，姥姥虽然出身格格，但新社会的环境改造了她，改变了她，她成为了理解人和追求真善美的人。人人都在变，包括淑霞。三个家庭中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瑕的好人，他们都是处于自己人生过程中奔向真善美、追求真善美的行进过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处于灰色地带，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导演、编剧在表现他们思想演进、灵魂深化的轨迹历程，这种创作塑造人物的审美思维我个人觉得应该大力提倡，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完全拒绝和反对塑造英雄人物或者塑造电视剧《狂飙》里高启强那种坏人典型。高启强为什么吸引那么多人？他写出了高启强由一个平凡的并非坏人、还有点人性的人，逐步滑向了坏人、成了杀人如麻的罪犯。写出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才是艺术工作者直面和审美表现的对象，光是让人看个结果是不行的。当然，也还有审美深化的表现空间。比如说，明中去了美国学习回来是怎么变的，留学回来了行医，最后交代了这个过程很光明，他留在了家乡，治好了病人他就感到有成就感。又比如说，杨思宇腿伤了去日本康复回来向雪花求婚，去之前讲了很深刻的道理，他走的时候本来出发点是好的，不愿意连累雪花，所以断了关系，回来了他还想恢复这个关系；但雪花从与东方宏的交流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你爱的人始终不弃才是最可贵的。须知，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里也有一种，为了使对方更好，不让自己的困境连累对方而割断联系，这是很复杂的人类情感世界中的灰现象。艺术客观真实审美表现出来就是为了启迪人们去思考、去净化灵魂，去提升人类对两性之爱的审美理解，这是有好处的。如果把人物精神轨迹描述得更加熨帖、更加自然，就实现了恩格斯讲的人物的精神和作品的倾向都能从自然而然的情节叙述当中流露出来，这是最好的。总之，《我们的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不是所谓类型片杂糅的结果，而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从生活中结出的丰硕成果。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