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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人的处境——《站台》与《316》

时间:2022年05月23日 来源:《西湖》 作者: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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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站台》中的苏州有一种败落的气息,与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东北城市的败落相比,存在一些有趣的不同。东北城市的败落如同鲸落,附生者还在蚕食有限的腐肉,流落者则无处可依,只能直面贫乏。而《站台》中的败落则是欲望膨胀,铺张无当:仿效无锡的春秋战国影视城,欧洲宫廷风的会议室,罗马神殿般的邮局,肆意倾倒后汇流而成的饮料之河,像是处在盛极之后、必衰之前的混乱阶段。

  更深层地,一些小说中的败落与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而在《站台》中,作者却淡化了经济因素。我们不知道刘贺的家境如何,父母的经济情况对他并没有显著影响,从文中判断,他绝不是吃不上饭的那种贫困,但也会为卖废铁得来的五百块收入振奋:其实就是大多数十六七岁学生的普遍状况。老项的经济状况,也符合小镇警察的一般水平,最多只有资助一个贫困学生的闲钱,但也绝不是节衣缩食、牙缝里省出来的。作者选择不从主人公的经济条件中生事,不用贫富差距来制造廉价张力,剥离了直观好用的影响因素,像是把人性放在了无菌室,尽量不加刺激,期待它自己露出马脚。

  淡化的不只有经济因素。读者观看涉及青少年犯罪的作品时,会期待其中有躁动的性、残忍天真的暴力、惊悚离奇的凶案。这是作者与读者心照不宣的暗中交易。但《站台》中,作者却将这些轻轻回避。刘贺和伙伴似乎还处在前青春期,对性并无明显的困惑或渴望,最多是以男老师的身体特征开不合适的玩笑,或在KTV中不算激烈地亲热。“十三太保”在网吧偶遇“李克用”,眼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却也被网吧老板轻轻化解,没有演变成正面冲突。故事在开头就提到了女孩失踪案,但女孩也不与谁沾亲带故,不是谁的女儿、女朋友、发小或暗恋对象,没有哭喊的家属或誓要寻找她的人。她的失踪,只是笼罩在石溪镇上的淡淡阴影。

  《站台》中最有意味、最为惨烈的一个场面,是拘留所的孩子受不住打,“天天放风时冲着各个监视器磕头求人放他出去,但是怎么办呢,换了好几个号,也是处处挨打,吃不下睡不着,最后受不了了,抠了块墙皮,把眼珠子划开了,玻璃体都流出来了,只好保外。”“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孩子,他戴了一个眼罩,由母亲搀扶着,麻木地走着。老项知道,慢慢地,那孩子的半边脸会开始皱缩,他年轻的面孔会失去对称……”不论是自残方式的猎奇程度,还是画面上的冲击感,这个场面都相当生猛。但作者却把它置于背景中,以转述而非直写的方式去交代,实际上是削弱了(或说浪费了)表现力。这个人物如果放在其他小说里,即便不作主角,也足以担当重要人物,但在《站台》中,他没有前史,没有后续,作者甚至没有给他取一个名字。

  作者单方面破坏了与读者的交易,似乎意在展开一套新的话语,不能说是不冒险的。但担心之余,也让人想起当年王朔评价梁左的话:“放着明摆的痒痒肉不挠,这就是不庸俗。”如此处理,自然会提高了作品本身的写作难度,这不足为外人道;另一方面,似乎也显露出了作者的志趣所在,即“去戏剧化的写作”。这种倾向在《316》中则更为明显。

  巧合地,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也将故事的一部分放在了澳大利亚。对中文受众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较为空白陌生的叙事空间,它在文学上的意象远不如美英等典型西方国家鲜明,也不如韩日这样的东亚近邻熟悉,其广阔天地有待新一批创作者来填充。在《316》中,对于随女儿移民来澳的老常,墨尔本是他的流放之地。他要孤独地对前半生做一个对答,讲述者和听众都是他自己。

  读者会留意到,老常在小说中的行为,好像是退行到了幼年期。显而易见的是沟通上的问题,老常和外国亲家公无法以语言交流,只能以手指地图来示意,状似学会说话前的幼儿。遇到“楼凤”问题后,他全然没有解决的能力,只能向闺女告状,长辈与儿女的角色在此倒错。另外,他买菜用的布制小车,也与婴儿车形似。作者似乎在暗示,老常将在异乡从头审视自己的人生。果然,楼凤的问题牵扯出了与性有关的难言之隐,而性正是成人的关键。

  欢愉的性未必造就健全的人,但屈辱的性一定会留下某种扭曲。在妻子面前,性最初是需要科学执行的任务,后来又变成背叛和否定的方式。老常在妻子面前无法人道,妻子死后,他潜藏的情绪也永久失去表达的机会。压抑下的情欲没有演变成一股恶狠狠的劲头,而是继续隐忍下去,郁结于心,让老常无法舒展,这也许才是最不幸的状态。于是在小说结尾,他走进了楼凤的房间。他要做什么?也许楼凤之于老常,正如田小娥之于白孝文,他将找回自己的男性尊严;又或者如潘金莲之于武松,他必须诛灭这具罪恶的躯体。但作者选择在这里作结,他的走向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按章法,从故事的结构上说,《316》只有起承,没有转合,看似是不完整的。作者何止不与读者共谋,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写作规律做出了反叛。作者为何选择这样处理,他的意图是什么?关键的答案,似乎该在人物身上寻找。

  作者作为1990年生人,为何会频繁地将目光投射在中老年男性身上?不必说《316》中的老常,在双视角叙事的《车站》中,老项的刻画也多于刘贺。读者可知老项独身,有一个疼爱的孙辈,资助着贫困大学生,似乎还有一段未点破的浪漫关系。刘贺则单薄得多,身上并没有这些枝蔓,仅仅完成了迷途青年及被拯救者的戏剧任务。老常和老项,他们身上的什么特质,让作者更愿施以关怀?

  “现在老常觉得他的任务就是等,等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被送到养老院里去。”小说中说明了老常的处境。老常从国内转至澳洲,地理上的间隔为他的人生强行做下分隔符,上半场尘埃落定,下半场则空空如也。老项的处境也相差不远,即将到来的退休预示旧生活徐徐落幕,却没有人许诺新生活会到来。这是一段从结束之后到开始之前的狭间,男人站立其中,背后是弃我去者,面前不知是路还是墙。事已至此,真的还有什么在未来等着自己吗?也许作者将诸多因素淡化,正是为了让真意明显:这是我们的普遍处境。老项如此,刘贺不也如此吗?老项尚有一个去挽救的对象,可以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以对外界做功来替代对自己做功。但老常的拯救对象就是他自己,他逃避不得,也无法面对。他并不是没有结局,他的结局是永处狭间,既不得解脱,也不敢沉沦,更不能爆发,只能一如既往地停滞,这才是最坏的状态。上校是等不到来信的,老常倒是叩开了316的大门,但又能怎么样呢?无力的人物,担当不起一个有力的结尾,叩响大门就花光了他所有力气,作者已不必多言了。

  相似地,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山鲁佐德》也讲述了一个应有后续但生生截断的故事。文中的男主人公没有来历,没有去向,不知为何被软禁在房间。“山鲁佐德”则仿佛在执行某种任务,定期来和男主人公温存并讲一段故事。“山鲁佐德”讲到年少时略带扭曲、无疾而终的暗恋,并约定下次来时,会讲述多年后再次遇到暗恋对象的经历。但作者没有给出下文。小说本身是不完整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是不完整的,“山鲁佐德”以及她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但这些不完整放在一起,反而完成了某种统一。

  这也许是相通的。好的作品总会揭示人的处境,从内容上,也在形式上。

(编辑:郝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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