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的“写什么”与“怎么写”
——“谁才是鲁迅——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学术论坛举办
鲁迅传记一直是国内传记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品种之一，不同时期的鲁迅传记也呈现出所处时代的鲜明印迹，目前诸多版本的鲁迅传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传记的写作水平，其中所折射的问题也较有代表性。为总结鲁迅传记写作经验、为包括鲁迅传记在内的当代传记创作和研究提供有益经验，11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题为“谁才是鲁迅——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学术论坛。论坛上，王锡荣、廖久明、刘永春、朱旭、张元珂、黄海飞等专家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
斯日首先从汉娜·阿伦特的传记观中的“他是谁/他是什么”“不能被制造”“言行的事后追溯”“创作并流传下的作品”等观点出发，引出“鲁迅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是不是自传”的问题。其次，她从设置人物以及为之虚构别具意义的名字的角度提出，鲁迅在《父亲的病》 《琐记》中虚构衍太太和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虚构赵良，二者是否有叙事艺术上的继承关系，由此引出了论坛主题。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从“我为什么写《鲁迅画传》”“我怎样写鲁迅传记”“鲁迅传记应该怎样写”三方面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和观点。他指出，“传记是一般地了解传主的途径，而不是研究的途径，特别是开展专题研究的途径”“传记的任务是总体上介绍传主，综合地、恰当地评价传主”。他认为，史实是写作传记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史实研究是一直在进步的，写作者都会受到当代研究的限制。对于鲁迅传记的创作，作者需要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至于应该怎样写，则不需要作出规范、不需要一律。
四川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廖久明以《藤野先生》为论题，从“研究藤野先生的缘起、成果及评价”“《藤野先生》中的细节问题”“如何认定《藤野先生》的体裁”三部分分享了学术心得。他结合大量的历史照片、鲁迅日记、著作版本等文献资料，对一些日本学者质疑鲁迅的说法予以辩证分析并纠正其不合理处。他说，“日本学者围绕《藤野先生》的五次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指出的史实问题是应该承认的，他们这种认真的态度更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但是，日本学者因为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便认为《藤野先生》是小说，这种观点并不可取，偏听偏信或无视某些基本事实的做法更不可取。”他对日本学者渡边襄对《藤野先生》所作评注中的“误解”或误注进行了逐一校正。廖久明对回忆录、自传的文类概念及其本质属性予以了界定，认为“自传是一种特殊的回忆录，旨在通过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内容，反映作者个人生活、人格的历史”。所以《藤野先生》在文体上应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
鲁东大学教授刘永春以“周氏兄弟失和事件”为论题，把失和事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在当代学术史上的进程作了梳理，把鲁迅传记中对失和事件的记载作了汇总。他结合各个时期的典型文本，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鲁迅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一事件时的观念形态和话语效果，从而将实然存在的失和事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失和事件和作为传记写作对象的失和事件作了跨领域、跨文体的综合阐释。在他看来，失和事件的直接原因已没有办法找到，但该事件对鲁迅一生的意义重大，包括生活史的意义、精神史的意义、写作史的意义。
湖北大学青年教师朱旭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的传记写作作了梳理，着重从写作史意义上探讨鲁迅传记在写法上的变迁以及发生这种变迁的内在动因。她把“鲁迅的传记写作与知识分子的感觉结构的变迁”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提出并予以阐述，她认为，鲁迅的传记写作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面对现实的不同选择，所折射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的脉动，当落实到具体问题则可能是学术史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鲁迅传记的写作参与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建构，尤其是自我的建构。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以“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文体问题”为论题，从传记文体角度对七十多年鲁迅传记写作史作了整体考察，以对重点传记作家及其文本的考察为中心，以期从中吸收有利于当下创作的有益经验。他认为，鲁迅传记向来注重“写什么”，而忽略或弱化“怎么写”。这使得鲁迅传记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一直难有突破；新时期以前，传记中存在动辄大段征引原文，叙述干巴、枯索、滞涩，学术话语与审美创造的不兼容等等问题，致使鲁迅传记的可读性差，难以流传于后世。在创作实践中，作者普遍忽视鲁迅传记的文体问题。新时期以后，钱理群、王晓明、吴俊、张梦阳等几位学者的鲁迅传记陆续出现，标志着我国鲁迅传记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有了不小突破。当下以及未来的鲁迅传记写作，若要有大突破，必以文体创造为先。“怎么写”或者说文体问题已经被提高到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衡量一部鲁迅传记是否成功的第一标志。
据了解，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四期论坛，旨在对传记领域前沿学术问题予以及时跟踪、阐释，以服务于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本期论坛为今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