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个话题，有人说与文艺界无关，这是对各级官员说的。其实，这完全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文艺界来说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其表现是对有的明星大腕和所谓的文艺家来说，有些人贪图享乐和追求奢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他们正在一步步成为当代的新贵族。其表现形式是作为人民培养的艺术家，不再为人民服务，而只顾贪欲享乐和追求奢靡。长期与现实火热的生活格格不入。他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特权和腐败。这种现象，同样为人民所痛恨和不满。

　　提到深入生活，这本来是一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七十年前在延安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如今已经讲了七十年。七十年来，作为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文艺观，我们年年讲、常常讲。然而，讲到今天，这句本该常讲常新的老话，却似乎与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的实践渐行渐远；对它的深刻内涵，有些人却显得越来越陌生。所以，我们就不能不老话重提。我们重提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往事追忆，更是为唤起作家艺术家的紧迫责任。

　　谈深入生活，就不能不说历史。仿佛就在眼前，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深入生活文艺观的指导下，作为作家艺术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曾把“深入生活”当做一面旗帜。那个年代，一名作家，如果老蹲在城市，呆在机关，被看做是一种很丢人的事；一名歌唱家，如果没有足够时间下基层为官兵服务，同样就会被认为失职。那时候，毋庸说一般作家，即使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那样名声显赫的军旅前辈大家，也必须完成下基层深入生活的硬指标。著名歌唱演员马玉涛曾亲口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若完不成一年200天下基层的任务，年度工作就被看作不达标，评功评奖沾不上边。所以，下海岛、上边防，与连队战士一起站岗值勤，成为那个年代作家艺术家们的习惯和家常便饭。那是作家艺术家的光荣。正因如此，一大批在全国叫好反映士兵生活的好作品，诸如小说《开顶风船的角色》《五十大关》，话剧《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歌曲《马儿你慢些走》《老房东查铺》等应运而生，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

　　毋庸置疑，在文化市场呈多元走向的背景下，今天，有些人的观念确实在发生动摇和变化，由毛泽东同志倡导、由老一代作家艺术家践行的“生活是艺术源泉”的文艺观，被另外一种观念所冲击，这种言论的代表，就是蔑视和藐视深入生活。一位颇具影响的军旅作家曾在公开场合宣扬：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种分泌，如果我没去过被我写的那个地方，没见过我塑造的作品的主人公，或许我的作品会更加感人。还有人说，什么叫创作，创作全凭个人的感觉，傻瓜才会到生活中浪费时光。这些言论，无疑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更不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对创作的基本要求。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几近荒谬的言论，一个时期曾散见于报刊和各种名目的研讨座谈，它不仅扭曲了少数作家艺术家的文艺观，也影响着当下文艺作品质量的高下。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置火热的生活于不顾，喜欢守在大城市，躲进大机关去编造一些远离生活的神奇“故事”，热衷于写那些于社会无补的凡人琐事。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穿着军装却在日复一日地去追逐那些盗墓、谍战、穿越、婚恋恩怨、杯水风波等纯粹的市场化作品。还有，这些年我们的有些歌唱家们，已经很久不习惯下基层为士兵歌唱了，热衷的是在大都市跑场子、赚票子。舞台上，十几年都是那几个熟悉的明星脸晃来晃去，永远都是几个被群众听腻了的老“作品”。对此，社会各界多有批评，称这些人穿着令人艳羡的军装、享受高职衔的荣誉的“星”们，他们养尊处优，受着追捧，就是不肯为最基层的士兵服务，这些人，似乎永远都在为自己走穴捞外快，这实际上是文艺界一种新的特权和腐败。

　　正是受这种蔑视生活的不良风气的影响，我们有些所谓的明星们，顶着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却在那儿干着与头顶桂冠格格不入的营生。斤斤计较出场费多少，讲排场，比阔气，有的拍一场电视剧要张口天价。以去年统计，拍一场电视剧，有的当红大腕开价已经过百万的不止一人，一部投资四千万的30集电视剧，有三千万就要拱手送给明星大腕们，剩下微乎其微的资金，只有粗制滥造。还有，那些靠一首歌，一支曲走红的明星们，几十年在那里唱一首歌，变成了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有了钱，便拼豪车，比别墅，讲排场，甚至干一些低级庸俗的肮脏勾当，人民对这些人的批评和议论已经十分普遍。他们台上唱人民，实际眼睛在盯着百姓的腰包，用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不断的骗钱。对这些人，中国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实际上这是一批新生的贵族，他们与那些贪官们一样，都是在侵吞人民的纳税钱，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纠正和关注，那么中国文艺的真正繁荣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对这种脱离生活的所谓明星大腕的烂追烂捧，首先来源于一些官员。有的政府官员为了打知名度，追求政绩，利用公款搞什么晚会，不惜花巨资请一些打着“人民”旗号的艺术家，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无限提高明星身价以外，对人民毫无意义。这种情况，虽已经遭到舆论批评，但并未得到真正扼制。当然，社会同样也有责任。这些新生的文化贵族，对全社会的投机心理是一种错误引导。社会上的家长们认为，只有让孩子当明星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发大财。于是当明星成了百万孩子的追求，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一年，北京流浪的作“明星梦”的“北漂”最多时达三十万人。这还不算，今年三月，仅江苏一个省，为当明星报考文艺院校专业的高中生多达五万人，大大高于几百或千把个的招生数量，这对国家未来非常不妙。如果一代孩子都去做明星梦，不做科学梦，都抱有投机心理，那我们的明天会让人担忧。原因在哪里？在于这些所谓的“星”们他们所受到的匪夷所思的追捧，他们所具有的贵族样的社会享受。这已经在制约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目前，只靠脸蛋挣钱，不创作，躲在城市贪恋享受的所谓明星大腕们，已经制约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时期以来，人民对有些作品的胡编滥造已经深恶痛绝。因为这些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人，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与社会大众的高尚健康的审美需求格格不入。

　　这样的“小瘪三”类型的作品，书刊舞台荧屏银幕已不鲜见。有些作品，包括有些军旅作品，打着“现实题材”旗号，却少见鲜活的内容，永远都是内容雷同的穿军装的少男少女们在扭捏作态，永远都是几张老百姓看腻了的“明星脸”在做作表演，永远都是几个毫无思想的“奶油小生”在演绎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所以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这根本不叫现实题材，这叫“伪现实主义”作品。

　　有些历史题材作品，问题就更加严重。因其创作者严重脱离生活，只会胡编滥造。群众直言不讳地批评，称有些胡编滥造的作品几近荒唐。打开电视，永远都是婆婆妈妈的琐碎小事，永远都是杯水风波，永远都是离奇的战场故事。比如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就是重灾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宣传人民抗战，主题“兵民是胜利之本”；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展示全民族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成为表现对象。而有些人因此便认为越新越奇越好，到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人民抗战的历史主题突然不见了，有人公开宣扬，原来抗战国民党功劳最大。于是，一大批土匪抗战、地主抗战、帮会抗战的作品扎堆儿出现。还有，如那部被广泛批评的《抗战奇侠》类的作品，就更加离谱，民间的抗日英雄被写成满口脏话的痞子豪杰，他们或铜头铁臂，或一掌断石，或精通缩骨功、易容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把抗战人物写成满身匪气、黑白通吃，一根绣花针可力战强敌，一包迷幻药可打败日军精锐。这些东西看起来热闹，却把英雄超人化、把帮会传奇化，把日军愚弄化，为一个票房和挣钱，拿我们民族的血泪历史来取乐，游戏我们中华民族如火如荼，牺牲了数千万人的伟大战争。种种现象，根本原因是有些人立场发生了问题，屁股坐偏了，立场站错了，如此，就会藐视历史，蔑视生活，就只能热衷于胡编乱编。

　　作为当代艺术家，我们不能允许你既然拿着国家优厚的俸禄，享受着多种荣誉，却在那里四处走穴，拼命捞钱。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比如，对于军队来说，我们不能允许那些军衔很高的人，住着军队给的高级别的住房，享受令人羡慕的工资，却整天满脑子在盘算走穴挣钱。如果如此，那你就不该享受军人荣耀。每每看到那些身穿新军装的明星大腕全国跑场挣钱，广大群众多有怨言却又无奈。这些只会给自己挣钱却置人民于不顾的星们，还是到市场上去，不要让人民花钱养这样的精神贵族。

　　有人说，现在生活没啥写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创造者，劳动者，应该有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应该具备听人民召唤的强烈的队列意识，有一种随时出征的状态和准备。我们的出征，就是运用手中之笔，记录我们的伟大时代。置身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理由躲在都市的书斋里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和表现崭新的生活，没有理由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却整天在算计个人的一己私利。更没有理由因一己私利，而走偏了创作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