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在延安，吕骥（左）与同在抗大和陕公从事音乐工作的魏克多（中）、张益珊合影

　　吕骥，湖南湘潭人。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及音乐教育家。中国革命音乐先驱者之一、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群众歌曲。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吕骥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荒》《参加八路军》等歌曲曾在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连续三届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不顾工作繁忙，坚持创作,并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理论著述。他重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主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工作。2001年在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中被授予“终身荣誉勋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二排右一背手站者为吕骥） 1942延安 吴印咸 摄

　　父亲曾这样回忆：“它表现的是抗大同学教师们一股抗日的热情，大家唱着这个歌需要上前线，所以我就想既然他的词用了黄河这样一个主题，我就应当把黄河这个形象写在我的音乐当中，把当时这个抗日的激情表现出来。”

　　父亲吕骥在75年前的延安时期谱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简称《抗大校歌》）一经问世，这首充满抗日使命感的优秀革命歌曲很快就成为鼓舞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充满革命朝气的战士们的号角，就成为凝聚全国各地进步青年追求光明、奔向革命的召唤。在已经过去的75年里，《抗大校歌》长盛不衰、传唱至今。即使在今天，《抗大校歌》仍然被确定为全军的《军校之歌》。

　　原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同志曾这样评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雄壮豪迈的歌声中透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一种崇高，一种责任”，“歌曲有着强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傅庚辰《吕骥——革命音乐的人生》）。

　　父亲成功完成为《抗大校歌》谱曲的任务，既是他到延安前就已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延续，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早在1931年冬，父亲在上海就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参与创建左翼剧联武汉分盟，1933年参加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和聂耳、张曙、安娥、任光、王为一等同志共同开展、组织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的创作、传播工作。1935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上海、北平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实现走上抗日第一线的愿望，父亲又参加了代表上海民众支持、慰问绥远抗战部队的活动，并在绥远、山西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最后转而在1937年10月下旬抵达延安。父亲是从国统区走进延安的第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父亲到延安后，由中组部分配至抗大担任音乐工作。

　　开始工作时间不长，即受中宣部凯丰副部长的委托，谱曲《抗大校歌》。用了两天时间，于当年11月9日完成创作。父亲曾这样回忆：“看到中宣部朱光同志交给他的凯部长创作的《抗大校歌》歌词后非常高兴，词写得很精美，内容很精深，立足点很高，看得很远，且有鲜明的形象；文字很精练，形式也很完整，很符合谱曲的要求”，“它表现的是抗大同学教师们一股抗日的热情，大家唱着这个歌需要上前线，所以我就想既然他的词用了黄河这样一个主题，我就应当把黄河这个形象写在我的音乐当中，把当时这个抗日的激情表现出来”。

　　成曲后，父亲唱给凯丰副部长，他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立即让父亲把歌谱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在给罗瑞卿同志唱了一遍后，他也什么都没说就把原稿接了过去，也没说以后什么时候教同学们试唱。不料两天后，父亲就听见同学们在唱这首歌，这时父亲心想，这个工作是完满顺利地完成了。

　　从中央决定创办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父亲就参加了筹建工作，从此和鲁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种抗日救国的大环境和氛围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鲁艺创办前后陆续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其中突出的音乐作品有1937年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1938年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1939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诗）等。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对革命文艺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方针。从而澄清了许多模糊观念。使得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已经选择革命、进步的方向后，更明确了实现理想时要遵循的必由之路和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无疑这一具有重大启发作用的《讲话》，对于解放革命文艺的生产力、培养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革命文艺干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从此开创了革命文艺工作的历史新篇章。在鲁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群众实现革命动员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和以新歌剧《白毛女》为代表的成功作品大量涌现。《讲话》精神逐渐成为革命文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延安走向各个根据地，走向东北等新解放区，并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走向全中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今天已经发表整整70周年。今天的时代和当年《讲话》所在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革新的总目标，到社会分工机制、社会运行机制、群众动员机制，乃至物质条件、时间条件，都远非当年战争时期可比。总的来讲整个社会已经从战争时期的非常态进入到今天和平建设的常态中。今天，我们又一次隆重纪念《讲话》，实际是又一次提醒人们，文艺工作如何实现从“革命战争方式”向“和平建设方式”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历史的辩证法，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目标。

　　（吕英亮，吕骥之女，《中国体育报》原摄影美术部副主任，主任记者，已退休。吕朴，吕骥之子，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生产体制司处长，已退休。他们生于延安，1945年在父母的带领下跟随延安鲁艺迁校队伍前往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