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春夏之月，疫疠肆虐，宅于家，四方疫情传闻盈耳，心中焦忧，因读《岳阳楼记》 ，思范文正公“忧患天下”之言，不禁思绪翻腾。想到自己从少年时期到现在，几十年过去，读过的古代诗文，大部分淡忘了，唯独《岳阳楼记》的文字，依然记忆清晰，且不时辗转于脑际。尤其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沉淀心底，历久弥新，有时觉得恍惚一道霓虹，又像一面镜子，便返躬省察，复放眼八荒，不免久久沉思。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这句话，既表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也留在了他的大量的诗文中，成为了一份宝贵的历史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不以为苦，立志“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 ”读书，穷理，任事，都是“为天下之用” ，而非为己谋私。这是范仲淹“忧患天下”的思想基础。后来他举进士，做了官，在官场三十多年，清正廉明，奉公无私，为了国家的兴盛，推行“庆历新政” ，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范仲淹所处的北宋时期，一度面临着西夏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形势十分严峻。范仲淹在朝中，力主对内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对外抗击西夏，捍卫国家安全。为此，他在奏答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从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是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因为政治制度的改革，从来就是一切改革的核心。范仲淹重视“吏治” ，他说，若腐败成风，“官乱于上，风坏于下” ，必然毒化社会环境，埋下政治隐患，造成社会灾难。

　　范仲淹认为，治国之道的政治与军事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他提出了文经武纬，“文武参用” （ 《范文正公集·上吕相公书》 ）的主张。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坚决反对某些官员对西夏的妥协，坚持反击西夏的军事讹诈与威胁。他说：“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 （ 《范文正公集·奏上时务书》 ） 。范仲淹担任经略安抚使,镇守边关,西夏不敢犯我,称其为“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范仲淹当时的威重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风云变幻，物换星移，山河几度炎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名言历经千年沧桑，一直响在人们的耳畔，激励着多少仁人义士、知识精英，为国家，为人民，不惜摩顶放踵，舍己为公，以利天下。这是何等宏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境界！

　　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生命，衣食住行，繁衍生息，不能无“私” ，此理至明。然则，天地者，生我之载所；国家者，养我之邦家。所谓“父母之邦” ，便是把祖国视作自己的父母。若无天地，我何以生？若无国家，我何以归？故尔，对于生我的天地，若没有敬畏之心，那是迷失天性；对于养我的国家，若没有护爱之心，那是丧失天良。天性与天良，皆人人所应有，倘若失之，是为“癫狂” ，癫狂之人，往往难以善终。

　　或曰：如若天地自然，变异不祥，你还敬畏它吗？国家社稷，昏暗无光，你还护爱它吗？回答是：倘若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需要“忧患”的时候了。

　　何谓“忧患” ？患者，病患；忧者，关切也。大自然的灾变，国家的患难，人们最需要做的，是关切它并救治它，而不是贬损它或戕害它。 《岳阳楼记》所说的“古仁人之心” ，就是这样的“忧患之心” 。这样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可以称之为“仁人” 。

　　“忧患之心”首先是“公”字当头。天下之公，国家之公，都是“大公” ，所谓“大公无私” ，应当是人类社会最为高尚的道德追求。

　　《岳阳楼记》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文章中的回答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十四个字，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思想襟怀，是“古仁人”即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值得学习与追求的！范仲淹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地劝告仁宗皇帝：要“尊崇贤良，裁抑侥幸” （ 《范文正公集卷十八·遗表》 ） 。他认为，知识阶层中的优秀者所谓“贤良” ，无论是否做官从事公务，都应当加以尊崇；而对于那些投机取巧、异心叛道的侥幸者，两面人，则需严加裁抑。显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先有天下之忧，后有天下之乐，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 ，便是创造“后天之乐”的必要举措。重要的是，人人将“忧乐天下”落到实处，身体力行，而不是空喊口号，徒逞姿态。我想，这就是范仲淹的社会担当与高尚情操，也是《岳阳楼记》传诵千古、垂世不朽的原因吧。正是：

　　莫忘洞庭岳阳楼，范公英气贯千秋。

　　胸怀忧乐天下事，江水滔滔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