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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阵痛与融合——读俞胜《城里的月亮》

时间:2013年01月30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钟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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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的月亮》

  俞胜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读俞胜的文章也就在近一两年的时间,那时大约被他“把小说写得好看,把书评写成散文”的话所吸引,想究竟他的小说“好看”在了哪里,而书评又是如何与散文挂上钩的?以后就陆续在他的“指引”下看了一些文章,知道了他竟是个小说、散文、评论和报告文学的多面手。俞胜的散文文字优美,字里行间常常氤氲着一股山林雨雾般的气息,清新、俊逸却不脱智性的锋芒;而书评却并非真如我们印象中的“散文”,而是他向着“散文”的好读看齐,力避文字的干涩枯燥之意。小说却是好看的,印象最深的是何以他有这么彻骨的“肌肤”之痛,让他处处把下层社会低微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困苦展现出来,表达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向乡间隐退”的过程中,城市正与乡村社会一起错位,人们在迷茫、困顿、浮躁与焦灼中,阵痛并融合着。俞胜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城里的月亮》多数篇什突出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拆迁问题是城市叙事中常见的题材,《水乳交融》讲述了这么一个拆迁故事:小市民樊慧娜与丈夫甘四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房屋出租款成为一家的经济支柱。但偏偏遭遇城市规划必须拆迁,在拆与不拆的对峙与焦灼中,作为“小我”的樊慧娜在稍作挣扎后很快便与“大我”的权力机构妥协;不过,另一种精神层面的抗衡却远没拆迁问题解决得快,那就是深深扎根在樊慧娜心中的城市人身份地位的优越感和生来自有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洁癖。当发现租住在自己房屋的“外来农民工”李胖子在财富(钱比自己宽裕)、地位(丈夫成为他的打工仔)上胜过自己,甚至也和自己一样拥有房产入住高档小区之时,那一切看似固若金汤的优越感便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肉体的无所适从与精神的无所归依在《水乳交融》中表现得十分到位。

  与一般拆迁题材不同,俞胜没有把重点放在“拆迁”题材通常表现官与民的对抗与妥协上,而是借助这个“象”把触角伸向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的冲突与文化的和谐之上,表达一代人两个群体之间微妙的心理纠葛与心灵感触,这是一种时代的症候,也是当前乡村题材小说城市意象书写的又一重要表现手法。可贵的是,俞胜对现实存在问题的揭示和追问,对卑微生命的描摹与刻画,从来都不是带着仇恨或鄙视的心态去控诉或诅咒,而是带着深沉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去表现这些生命并呈现这个时代,让我们在温柔的触痛中去看透生命的形态与时代的病象。事实上,俞胜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生活于底层的小人物,无论《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的研究生“我”,还是《城里的月亮》的男主人公文生,抑或《老乡》中的副处级干部姚小帅,他们本质上无一不以“外乡人”的身份生活于这个“城市”之中。但就是他们这样的小人物,有责任感、同情心,讲究亲情友谊,与通常的城市钢筋水泥型的冷漠与疏离构成了强大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我们赋予乡村宁静、质朴、敦厚的精神想象,是一种神性的“世外桃源”。只不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日益占据中心,而“人”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载体不断边缘化的当下,这种“世外桃源”究竟残存几何呢?

  此外,俞胜《城里的月亮》还收录有一些寓言体小说《人、狗、狼》《失落在街头的小鱼》《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等,颇有特色。与前述关注社会现实当下的小说相比,这些寓言体小说借助动物界的“它”眼光、“它”语气,表达对幸福的真谛、个性自由、人尽其才等等社会哲理问题的反诘和思考。有意思的是,俞胜这组文章的主人公也是“它”界的弱者卑微形象,但它们却不屈从命运,于是狗仗人势竟也敢对狼怒吠,小蚂蚁借人势也敢在蚊王面前耀武扬威,但无一例外,它们在“人”面前又不得不奴颜婢膝处处小心地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一个身体两副面孔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下社会的极度畸形状态。

  俞胜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他说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以写实的笔法直书社会,二要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现实。应该说,这“两条腿”如今都已迈出十分坚实的步伐,也愿他在今后的小说道路上,越走越好,期待着他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编辑: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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