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内监敲诈陷害书画家，手腕狠毒且多，谓之“刀不见血”。
譬如初以误讹本授之，命书画唐人某诗。待作毕书画后，苟无贿金贿画“滋润”，内监则将其书画与正刊本一并呈皇上，又在一旁指出谬误，添油加醋一番，让皇上见忤不快，或即令处置，问罪撤职；或赐下小鞋，令其余生受用不尽。
又如清内府命书画家题唐代李商隐七律，诗中有“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清风”句，内监故意以“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湖风”授之，布下黑套。若恰逢书画家对李商隐此诗详熟于心，又知道能与“白日”工对者非“清风”不可（即以“清”的同音字“青”与“白”字相对，此谓借对；“清风”亦有颂扬大清之意），遂辨出“湖”字乃一陷阱，于是急索原本鉴核，笔下小心，可避其误讹，或者能暂时免罹文祸。否则，删去原本的“清”字误书作“湖”（与“胡人”之“胡”同音），断你一个“好大胆子”，仅凭借诗反清的罪名，那就死定了。
若书画家平素腹无酝酿，唯练手技，一旦召入内府，通常须得“仙人指路”，管你愿不愿意，必然先贿金贿画，破财免灾，方可预售平安。
有鬼拦道，护前难以顾后，纵名重当时的书画大家也防不胜防。清代“虞山画派”的传人、大书画家戴熙（1801－1860）就曾为内监所构陷，落了个撤职丢官，画名从此难以大振的下场，即是一例。
戴熙，字鹿床，号醇士，钱塘（今杭州）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戴在南书房时，从不奉迎内监，内监不满，欲伺机陷害之。一日，偶见其题画误书一字，便上呈宣宗（道光帝）。幸亏宣宗很赏识戴熙书画，只是“令内监持令（持圣旨，让戴熙）改之”。这事眼看就能侥幸避祸了，然而，内监阴险，故意不告诉戴熙题画所误之处，命戴熙用另纸又书一过。戴熙遵命不疑，随即“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为有意怫忤”，将戴熙撤职，逐出闲置。后来，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下杭州，戴熙以为国祸无救，赋绝命词，投池自尽，谥文节。
对戴熙书画，清蒋宝龄《墨林今话》有评，曰：“（戴）醇士诗书画并臻绝诣，著有《（习苦斋）画絮》，其《粤雅集》尤巉削雄健。”评价不低。不过，龙颜大怒一如天过雷霆，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戴熙有为官从艺两重身份，欲葆官艺两全，当然洵非易事。与前朝的大书画家戴进（1388-1463，钱塘人，明代书画家）相比，戴熙的乌纱帽是换不到戴进那种朝野来去的自由的。寄身皇宫檐下，作再大的官也是听差的奴才，受调遣，看眼色，小心伺候着不说，还得由皇上的奴才内监说了算；即使当好了官，能搞好艺术吗？
其实，逐出闲置，对戴熙来说，并不是坏事，事情本有可为可不为者，后来他主讲书院，或许正是天意成全其诗书画，可惜好景不长，最后刚刚花甲的戴熙以“殉清”退场，用毕生所爱的诗书画陪葬了宦情，太不应该也太不值得。
内监下套，只是一时伤害，戴熙昂然出京，依旧一条好汉，如果专骛诗书画，大有可能成为“虞山画派”的新一代师祖。然而，戴熙忽地全部放弃，“忠是报恩情是网”，一头砸进，以自杀了结，呜呼——
下课、下海、下野，都可以，千万不能给自己下套。给自己下套，是自毙。
（1996年12月12日）
●戴熙以书画受遇清宣宗事，朝野俱知。
当时戴熙在南书房，常以书画供奉，被内监下套之前一向颇得宣宗厚重。然而，宣宗认为戴熙书画缺乏生气，想给他一个饱览湖山胜概的机会。于是在道光戊戌（1838）年，敕命戴熙视察广东。
辞行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见《清稗类钞》）这番话讲得入情在理，又颇有见地，难得帝胄之尊有此法眼。至此，知戴熙者莫如宣宗也。
南下路上，戴熙奉旨游山逛水，好不惬意。“遇名胜，辄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岭南，一壑一丘咸为写照。”到广东一年后，即将画稿装池成卷，“进呈御览，上奇赏之”。这时诸家评论戴熙作品，皆“谓粤游后（其）笔墨超特，若有神助”。
神助当然未必，得帝王之助，又得江山之助，宠遇和机遇使原本勤奋的戴熙画艺日进，确是事实。
如果单从书画艺术上观之，宣宗非帝，戴熙非臣，本属一对艺术知己。然而，宣宗毕竟是帝，戴熙毕竟是臣，戴熙永远读不懂的是“帝”之为“帝”，所以假令没有小人离间构害，戴熙会不会继续受知宣宗，孰可预料？宠重罹忧，千秋昭然；如此长期厚遇，对戴熙的书艺画艺是福是祸，孰可预料？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州时，宣宗已经驾崩十年，岁值花甲的戴熙赋绝命词朝北拜后投池自尽，明是恩报大清，其实还是遥报宣宗的知遇之情。戴熙以此等竭诚尽忠死而后已，不知耿耿于“误书一字”就认定是“有意怫忤”的宣宗在那边解否然否？
君臣之间，不一定都各怀鬼胎地互相利用，亦有知遇情谊，千秋各代皆不乏名例。或许戴熙太在意宣宗的知遇器重，故奸小构害，逐出闲置，也念念不忘报恩，而丝毫无怨皇上。在宣宗那里，或许太看重“敕命戴熙视察广东”和平素的恩戴了，所以稍有怠慢，便横竖以为戴熙不够意思，遂龙颜大怒，将戴熙逼入仄径。戴熙以为太平军攻下杭州，大清毕矣，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但能以死相报，真格地实践了一次死而后已，也不简单。
就戴熙事言，“士为知己者死”，或许冒点傻气，但不管怎么看，尚可归属忠义勇爱之为。其动人感人之处，正在于戴熙以生命和艺术的同归于尽还报了那段未了之情。
（1996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