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艺术之间诸多审美范畴同生共享——魏曹丕“文气”说、唐司空图“风格”说等，都对书法审美产生深刻而重大影响。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在文学上提出著名“童心说”，他在《童心说》中阐释其内涵：“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里的童心，指未被世俗熏染、未被功名利禄诱惑，没有私心杂念最初本质之心。此“童心说”，对明后期文学艺术公安派、竟陵派等沾溉甚大，浸润巨丰，但却意外地与书法审美“擦肩而过”，或者说对书法审美有触动但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没有跳出“道法自然”审美架构

　　李贽“童心说”钟情于文学自然表现，认为童心是人与生俱来自然之本质——“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李贽将心灵自然流露作为文学之首要，这对破除明代文学以传统偶像为标准，打碎封建礼教定式而铸造之艺术牢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艺术审美来看，李贽之追求，仍是对“道之无法、取法自然”传统审美的传承和延续，没有绕过也无法超越这一整体架构。先秦诸子最早见著思微，由玄入道，思宇宙而感悟人生，从茫茫时空中总结出超现实、超功利之“道”，并把它作为世界本源和人间万物运行之规律，“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将万事万物统揽于麾下，将思想与情怀尽囊其中。这种“道”，不是神灵，也不是宗教图腾，更不是纯粹哲学术语，而是实实在在可耳闻可目睹之“自然”。“自然”是世间万物之终极和艺术追求之最高境界，而“道法自然”，就是宇宙秩序各臻其妙，万物各得其宜，在艺术形态上，就是强调天地大美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同时艺术大美来源、存在于自然物象意象之中。缘此，李贽“童心说”不会比先秦诸子之论更为透辟和周赡，也只能是局部或余绪的依附和顺沿。

　　《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老庄哲学核心就是“复归”，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质，因循而至虚极，守静而笃于天道。这一雄略至理，始终被书法审美奉为圭臬，作为神脉贯穿书法艺术发展之漫长过程。书法以抽象符号赋予生命以及意象情趣，尤需“道法自然”，唐孙过庭《书谱》中说，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特别强调书法创作一切当顺其自然，取法自然，不强求既定目标，不突出预设布置，运笔铺毫随心随意而行。所以，“童心说”在书法家“道法自然”大纛下，终难调起书家胃口，更难走进书法审美之畛域与法眼。

　　与书论“真情率性”有本质不同

　　李贽秉持“童心”就是真情率性，但他为了突出“真”，而反对“情”与“境”介入，倡导人们须与世绝缘，不染漫漫红尘，保持最纯洁最虔诚最原始之状态。他在《答自信》中虽也强调景之作用，但他说：“清净本原，即所谓本地风光也。视不见，听不闻，欲闻无声，欲嗅无臭，此所谓龟毛兔角，原无有也。原无有，是以谓之清净也。清净者，本原清净，是以谓之清净本原也，岂待人清净之而后清净耶？”他认为景物已融入最初本心本原之中，后期所接触之景境则是“邪见烦恼，遇痴迷妄”。而事实上，时代风云板荡，思潮此起彼伏，人生悲欢散合、爱恨情愁，复杂的境遇、感怀的景致，为书家激发情感提供契机和诱导之因缘，作为书家们成就艺术不竭之源头活水。

　　传统书法一直强调化景为情，情景交融，与境和谐，情境合一，情、景、境结合愈深，艺术韵味愈悠远。唐一代名僧怀素，性情豪放疏朗，他狂草运笔迅捷，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笔笔各尽其妙，字字风韵荡漾，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其“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其实，这里在夸大他情性超脱同时，更隐含地表明晚唐时代风云际会成就了他。他所生活的晚唐，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藩镇跋扈，朝政溃败不可收拾。在这黑暗动乱时事里，此种境遇与怀素之情性交融，便催生出了他恣放不羁之狂草，在艺术领域绽开出无比奇异绚丽之花朵。

　　趣味之诠释没有形成大气候

　　李贽在《焚书》中说：“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明思想家袁宏道对此诠释，此“童心”强调童心天性可爱，无忧无虑，但并非指向艺术构成与本质，而接近审美鉴赏活动结束后让人回味之余响、余韵，与“趣味”大体相当。

　　“趣味”，较早运用在审美观照上的是司空图，他在《与王驾评诗书》评王维、韦应物诗云：“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宋叶适《跋刘克逊诗》云：“克逊继出，与克庄相上下，然其闲淡寂寞，独自成家，怪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语之外；两谢、二陆不足多也。”“趣味”审美范畴诞生后，一直受到书家们追捧和欢迎，因为书法是书法家将点画、技法等与人格思想、精神意趣紧密结合的艺术，书法家的素养、性情、功力等都折射出书法家特有之趣味。凡趣味之书法，一定是儿童般纯净烂漫，如人们常说之“仿童体”，表面上歪歪斜斜，体态稚气十足，但细观则笔力内道，鹤发冉冉，妙出天成，童趣盎然。

　　但可惜的是，“童心说”之趣味论，只代表着袁宏道作为明代反对复古文化运动主将一家之言，并没有广而扩之。加上他又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性灵说”，“童心说”之趣味论只能淹没在其滔滔学海成为死水之一波微澜。

　　审美指向是对“伪道伪理”学术的反叛

　　“童心说”是李贽文学思想组成部分，但并不代表其思想核心。“童心说”之构建，更大程度上出于对此时明代伪道学的批判，在文学创作上是对当时拟古文风之纠正。李贽生活的时代，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思想。“道学”把“天理”解释为封建等级秩序“三纲五常”，把一切违反纲常的行为统统斥之为“人欲”，进而“存天理、灭人欲”。对这种冷酷禁欲主义，李贽在《赞刘谐》中将其贬得一文不名：“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指责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不求创新进取，而是以虚情伪态谈论经书中的仁义道德与伦理规范，使经学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以偏激而独特的目光揭穿他们面目，这种不盲从于道学思想，不与时下同流合污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促进社会进步可圈可点，对思想文明推进功不可没。但是，李贽自身思想又十分庞杂——他同时还尊信佛学、王学，以佛学反儒学，以王学反朱学，表现出极大佛教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特别是李贽认为读书越多，懂的虚伪道理愈多，功利之心就愈甚，于是人们为求美名，就不耻多做违心之事，因而失去最初童心之真诚，这使得他的“童心论”难以健全而客观。这也正是明清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直到近代章太炎、林琴南都一直反对李贽学术思想之动因，也正是在书法审美中不会崭露头角获取擅场之根源。

　　“童心说”精华和糟粕各有其半，如果说对书法艺术有至厚深交，那也只能在个别书家身上找到其影踪。同时代书法家傅山就对其感怀佩服，这一方面与傅山本人倡导书法艺术“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主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傅山渴望南明王朝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的政治抱负相通，当然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讨论之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