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氏相声”：艺术上的与时俱进和思想上的担当引领

　　——兼悼常宝华先生

2008年，常宝华在北京丰台区周末相声乐苑表演单口相声 新华社发 汝 涛 摄

　　9月7日，北京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先生以88岁高龄驾鹤西行。在送别和悼念常宝华先生的日子里，关切并思考相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便成为热爱相声艺术的人们必然会触及的一个情结及话题。

　　常宝华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常连安（1899-1966）是北京相声史上的重要人物，幼习京剧，曾变戏法，后说相声，并被相声名家张寿臣代师收徒认作师弟。常连安对于相声的贡献，在同行之中比较特殊：不仅自身艺术造诣高，捧逗兼擅，“活路”较宽；而且对相声的演出传播经营有方、魅力独具。在大多数同行或平地抠饼或游击搭班而艰难度日的时候，他于1940年在北京西单商场内与人协作，创办了主要演出相声的正规场所“启明茶社”，后来演变为专演相声的“相声大会”，并且坚持了将近10年，为北京相声在当时的集中传播与提升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条件。

　　同时，常连安的儿孙们，包括长子常宝堃、次子常宝霖、三子常宝霆、四子常宝华、五子常宝庆、六子常宝丰及孙子常贵田（常宝堃之子）等都从业相声，为北京相声的壮大与发展贡献出一门三代的优秀传人。正因如此，常连安及他的儿孙们，被称为“常氏相声世家”。1961年冬，在常连安加入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并担任团长的第10个年头，天津市文化局为他们家一门三代相声演员举办了意义非凡的“常氏相声专场”演出。“常氏相声”的概念，由此正式形成。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荟萃他们祖孙三代创演的优秀相声脚本并由茅盾题签的《常氏相声选》。

　　在北京相声乃至整个曲艺史及文艺史上，以家族姓氏指称风格或流派的现象，并不鲜见。但“常氏相声”的出现和存在，并非风格或流派意义上的一个概念。而是有着自身独特“世家传统”及其品格的一道风景。

　　如果要给“常氏相声”的真正内涵作一个较为独特的界定，站在历史的角度，依照他们几代人对相声艺术发展所作贡献的主要特点去看，窃以为艺术上的与时俱进和思想上的担当引领，是其核心的内容。

　　如前所述，常连安当年牵头创办“启明茶社”，固然是为着扩大演出经营、改善生存条件，但其客观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朴素的初衷，那就是为北京相声的集约化发展和整体性提升创造条件、营造氛围。本质上与侯宝林当年“要将相声搞进艺术圈”的努力及追求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事实上，“启明茶社”的经营理念之一，就是号召相声界同行要演出内容及结构都较为完整的节目，并倡导说演“文明相声”。这就在实际上切实推进了北京相声的传播与提升，有力契合了北京相声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正确回应了社会和时代对于北京相声的审美期待。其经营的理念与艺术的追求，符合时代进步的大势与走向，非常难能可贵。

　　这种敢于作为、勇于担当的精神气质，到了“常氏相声”的第二代，也有着十分耀眼的体现。

　　在这里，必须首先提及的，是第二代中影响最大、艺名“小蘑菇”的常宝堃（1922－1951）。作为常连安的长子，常宝堃的贡献中最为重要且人所共知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上世纪40年代，他在天津因编演相声《牙粉袋》等节目，遭到了日伪当局的追索和迫害。而《牙粉袋》对日本占领时期欺凌压榨同胞的暴行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艰难时世的辛辣讽刺和愤怒控诉，无疑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展现出民族的气节；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常宝堃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为志愿军战士演出相声节目，代表祖国人民给拼杀在异国的子弟兵送上关切与欢笑。不幸的是，1951年4月23日，他正在朝鲜前线慰问演出时，遭遇敌机的轰炸及扫射而壮烈牺牲，用生命为相声艺术家的爱国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天津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并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青年相声才俊，藉此而用一种别样的担当与牺牲，树立了“常氏相声”的时代英名。

　　“常氏相声”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品格与担当精神，到了第二代其他的代表性人物乃至第三代的传人身上，同样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那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即在客观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在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特殊日子里，北京相声这种在极“左”岁月里被诬为“耍贫嘴”的传统曲艺形式，同时也得到了“解放”，重又回到大众的视野。从事相声艺术的人们，包括早年在大哥常宝堃牺牲之后，与其子即自己的侄子常贵田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的常宝华，更是迸发出艺术创演的空前激情。由他和侄子常贵田合作创演的《“帽子”工厂》等节目，由于集中讽刺和批判了“四人帮”为推行极“左”路线，到处给人无限上纲地“扣帽子”和“打棍子”，从而给许多人乃至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令人发指的可耻行为，发出了战斗的呐喊，道出了时代的心声，与姜昆和李文华创演的相声节目《如此照相》一道，被称为文艺界清算极“左”思潮、呼唤思想解放的“时代先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帽子”工厂》的创演成功，还有着更为多样的意义，那就是在为他们叔侄赢取艺术声名的同时，也为北京相声艺术赢得了特别的社会尊重。

　　而常宝华对于新中国相声发展的重大贡献，当然不止于此。早在1959年，他就与人编演了被公认为“歌颂型相声”重要代表性节目的《昨天》，从而使他与马季和夏雨田等人一样，成为因开拓出“歌颂型相声”的节目类型而载入北京相声发展史册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该节目通过新旧社会的善恶对比，抒发了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热诚礼赞。这同时表明，常宝华相声创演的“活路”也很宽，不仅善于讽刺，而且长于歌颂，艺术上的修养和贡献因而比较全面。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作为北京相声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人物和“常氏相声”的杰出代表，常宝华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北京相声包括“常氏相声”的诸多优良传统，而且还收徒培养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相声人才。其中，众所熟知的牛群、曾任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的杨鲁平，以及在多个领域均有表演建树的侯耀华等较为著名。

　　现在，常宝华先生已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挂冠归去。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北京相声艺术，需要后继者不断地发展和持续地繁荣。他及他所代表的“常氏相声”及其艺术上的与时俱进品格和思想上的担当引领精神，正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珍贵鉴镜。而当今北京相声创作表演相对低迷的堪忧局面，也亟待并呼唤相声界同仁能从常宝华及其“常氏相声”的时代品格中，找到振兴的钥匙和勃发的门径。这是笔者在深切悼念常宝华先生时的所思所想，也期望成为业界同行缅怀常宝华先生的切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