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人间都是笑

　　人物小传：

　　马三立，男，1914年9月生人，回族，祖籍甘肃永昌，2003年2月逝世。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第五、六、七、九届天津市政协委员。1986年、1991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1917年，民国六年，3岁的马三立和母亲、哥哥随着父亲马德禄和他的师兄万人迷李德钖从北京迁居到天津。那时候，他的母亲体弱多病，已经不唱大鼓了，父亲和万人迷搭伴在天津杂耍园子说相声。马三立在婶母跟前寄养了3年多，跟父亲一直也没有见面。马三立7岁那年上小学，由初小而高小，又考入了天津汇文中学，成为汇文中学第21期的学生。以当时的家境，父亲想供他上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大可能，所以马三立从12岁开始，一边上着学，一边跟父兄学艺。他们教给他几个段子如《拴娃娃》《家堂令》等，让他练着说。父兄对他学艺要求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这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就够难的了，可他们还总要问马三立，这句词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这里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让他去反复琢磨、理解。一段“贯口活”的“趟子”，他起早贪黑地记住了，能说下来了，自己以为满可以了，谁知父亲、哥哥一听，说：“不行！”什么“气口不行”“动作配合不好”。再练，再琢磨。相声同行们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瓷实”，可是个中艰苦，实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学活练功，实在叫人受不了。而最使他受不了的是挨打，尤其是哥哥教活，学不好，动辄就打，藤条打，戒尺打，抄不着家什，左右开弓打嘴巴。那种狠打，马三立多年以后想起来，心里还犯哆嗦。话说回来，旧社会学艺，有几个不是皮鞭子底下讨生活的呢？　

　　父亲失去万人迷这个搭伴被燕乐辞退的那年，马三立尚在汇文中学念书，没有熬到高中毕业就退学帮父亲去挣钱了。那年头，卖艺的规矩很多，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同时必须加入班社，才算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因此，父亲让马三立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加入他们的一伙，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这时候，南市联兴茶社是相声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马三立和父亲，还有哥哥马桂元、周德山，结为一伙。在联兴说相声的还有高桂清、郭荣起、赵佩茹、刘宝瑞、李德林等人。

　　周德山是“相声八德”中的一员，“活儿好”，“路子宽”。拜他为师以后，因为他和马三立父亲是师兄弟，对马三立很照顾，不像他父兄那么严厉。跟周德山学艺的还有刘桂田、李桐文等，他们算是马三立的师弟。　

　　九河下梢的天津，是北方的大商埠，消费娱乐行业很发达，各地作艺的人们都到天津“赶码头”，特别是干曲艺的。唱戏、唱大鼓、说书、说相声，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东北的、唐山的、通州的相声艺人汇集天津，展开了业务上的竞争。当时，马三立技艺上进展不大，拿不出高超的东西去争强斗胜，观众不能老看他“一道汤”似的演出。他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自己想来想去，想到“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古训，便下定决心，要奋发图强。既然把说相声当作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凡是技巧高难的段子，马三立都下苦功夫去学，去练，要求自己必须练得掌握自如，得心应口；对于相声的“包袱”尺寸反复找准，钻研相声这个行当的特色和规律。就这样，他苦学苦练了好几年。　

　　1933年19岁时，马三立娶妻成家了。穷作艺的人家，遇到婚丧嫁娶，经济上的困难是很大的。为娶妻，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亲为了早日还清这笔高利贷，和周蛤蟆搭伴到外地去跑码头，简食省用，每月都能寄回一些钱。父亲在外地辛苦了一年多，回到天津一看，不但债没有还，而且家也不像个家，连气带累，一病不起。1935年，马三立22岁，父亲马德禄去世，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到他的身上。不久，丁氏“演出”了一场“夜奔”，大家找遍天津而不知其下落。无奈，马三立夫妻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租赁了一间房子住下，他就在南市、鸟市、谦德庄、地道外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地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跑码头，闯关东，饱尝辛酸。马三立带着妻儿搬进南市三不管，以撂地为主，有时也到东兴市小书场去说一段，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名气。别看没有名气，那些地痞流氓、把头恶霸“飞帖打网”却总忘不了他。帖子飞来，就得掏一块钱，少了不行，不出更不行，你不买他的账，等于自找苦吃，轻则挨顿打，弄不好“帽子”一扣，押进大牢也不新鲜。马三立当时胆小怕事，帖子飞来，一家人勒紧肚皮，也要凑上块钱送上去。“杂霸地”的喜庆事还格外多，老太爷的“寿辰”，少爷小姐“满月”，外带老太太做“阴寿”，帖子满天飞，平均一月得花个十块八块的。为了多挣几个，只有豁出命去说。上午说，下午说，晚上说。生活的重压，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妻儿等着他拿钱回家买棒子面，债主等着他的利息，“飞帖打网”的还得应付，肉体凡胎的人，没有钢筋铁骨，如何肩得起这样的重压。在三不管撂地，混了不多日子马三立就一病不起。撂地卖艺人的收入，刮风减半，下雨全无，卧病不起，那就分文无有。　

　　马三立一病就是3个月，多亏他的师兄弟、伙伴刘桂田、高桂清、赵佩茹、刘宝瑞、焦少海等人的接济。3个月，差不多100天，无论刮风下雨，他们几位天天往马家送煤、送粮，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送到他家，以保他的妻儿不致饿死。大病不死，还得挣钱养家还债。为了想多挣点钱，马三立决定和刘桂田搭伴，出去跑跑码头。他们是飞不远的家雀，离天津太远的码头去不了，没有那么多盘缠钱。所以头趟外出，也就是搭小船去到咸水沽、葛沽、塘沽一带。这些地方虽然码头不大，但来来往往的过客不少。他们在行人比较熙攘的街上“划锅”，或在小酒馆里借地，说一场相声，还很受欢迎，新鲜嘛！敛钱的时候，不掏钱白听的人也比天津卫里少，他们觉得有点甜头。接着，马三立又带着徒弟阎笑儒，走得远一点，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去到了秦皇岛。

　　1937年春节前，马三立回到天津，仍然在东兴市场撂地。这一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艺人们各奔前程。说相声的伙伴们，刘桂田搭戏班，改唱京戏，离开了天津，赵佩茹和常宝堃搭伴去了北京。刘宝瑞是个单身汉，住到他师傅张寿臣家去了。剩下马三立临时调班加场，每天固定工资4角钱，暂度燃眉。1949年1月31日这天，北平解放了，古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马三立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被空前的喜悦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大街，走进了欢庆解放的游行队伍之中，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扭了秧歌。解放军入城的当晚就取消了宵禁，平津铁路正常通车了，朋友们从天津来到北京，带来了妻儿的口信，他们平安无恙。马三立没有急于返回天津。虽然戏院剧场还没有开锣，而电台广播恢复了，他仍到东城华声电台，广播单口、笑话。上场前后听安民告示和有关共产党政策的讲话，听得很仔细，这是他最初的政治学习。

　　马三立的搭伴侯一尘到启明茶社演出去了，正好东北的相声演员张庆森来到北京。张庆森是相声界经验很丰富的老艺人，便由他给马三立“捧哏”。他们拿出来一些老段子，因为新鲜，听众反映不错。他们情绪也格外饱满，解放了嘛，有多大力气，就得使多大力气。这一时期，演出效果很好，听众给电台写信，点他们的节目。京戏界的名演员谭富英及其父亲谭小培很欣赏马三立的相声，马连良、张君秋、叶盛章、周和桐等人也成了他的知音。谭富英谈京戏的表演、表现手法，谈京戏的流派，对马三立启发很大。此时马三立心情舒畅，相声也说得顺当，良师益友也增多。马三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来了，我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工作者，有了尊严，有了地位，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春节，马三立回天津过年，家里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饭、年菜准备得很丰富。这且不说，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噔咯噔”又添了一份热闹。马三立家从来不贴春联，自父亲死后，差不多每年都是。“无柴无米过新年，何有兴味贴春联？”而这一年可大不一样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他说不清心头的激动，半辈子的穷愁困苦、艰难、屈辱，真是不堪回首！

　　1950年，红风曲艺社成立，他参加了。在天津曲艺界有一定名声的演员骆玉笙、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陈亚华、石慧儒、史文秀等都参加了这个曲艺社，这都是这个曲艺社的主要演员，也是主人，他们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工作者。翻身的喜悦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马三立把老相声段子《百家姓》改为《新百家姓》，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相声从来都是以讽刺为主题，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而现实生活却为他提供了进行歌颂的主题，促使他不断创新。《新百家姓》受到听众的欢迎与赞扬。　

　　马三立自觉是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要为新社会演出，为新社会创作。在戏曲电影界里，他有一些朋友，富有喜剧表演、导演才华的谢添同志就是他的老朋友之一，又是相声的内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谢添。谢添同志很以为然，给了他许多素材，都是具有笑料的。他把它加工，写成相声小段，如《送人上火车》《所答非所问》《请客得罪人》等。演出以后，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马三立继常宝堃烈士之后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这是解放初期他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卫国保家，死得光荣。马三立抹干了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继宝堃之后到朝鲜前线作慰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马三立纳入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队长是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刘鹏，他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32人。渡过鸭绿江之后，他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很荣耀。但内心不由得非常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他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炮声隆隆，真比年三十晚上还热闹，他有些点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为他们安排活动，为他们的安全作周密、细致的布置。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美味细点招待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他为最可爱的人演出了150多场。从朝鲜前线演出归来，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曲艺团演出。不久这个广播曲艺团改组为天津市曲艺团，马三立荣任副团长。

　　20世纪50年代值得回忆的往事非常多，而且许多事回忆起来令人神往！1955年，马三立应邀进北京，在政协礼堂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演出。周恩来总理听了他说的相声《买猴儿》《扒马褂》，周总理盛赞“笑的艺术”，给予他很多鼓励。1956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马三立为毛主席演出，并且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二楼与天津戏曲界著名的演员鲜灵霞、韩俊卿等一起拜见毛主席。毛主席平易近人地说：“在广播中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猴》，可是没有见过面。”毛主席问他说了多少年相声？什么文化程度？经常爱看什么书？他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当场为毛主席说了一个小段，毛主席笑了又笑。“文化大革命”期间，马三立先后在东丽军粮城、宝坻、津南北闸口下放劳动。因年老体弱，生产队减少了派他做农活。但他每天早晨坚持锻炼身体并开始小声练功，背“趟子”，闲时常给长子马志明“讲活”，传授技艺。

　　1979年10月，马三立作为天津文艺界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84年3月9日，在老伴甄惠敏病重之际，马三立仍不放弃参加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与王凤山表演了传统相声《夸住宅》及相声小段。坚持圆满完成义演后才急赶回家看望病危的妻子。转天，妻子去世。

　　1987年，74岁高龄的马三立开始参与居民区的治安工作，每月两次义务执勤巡逻。1999年，以其名字命名的“马三立老人园”在东丽新立村落成。至今已经18年历史，累计服务近千名老人，已经成为天津养老服务行业的一面旗帜。

　　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先生去世。临终前，马三立在清醒的时刻，立下遗嘱，上写：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我也曾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人总是要死的，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的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再让各级组织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摘自马三立先生自传《艺海飘萍录》作者：马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