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第二次 “笑的晚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方琯德（左一）在开场白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

最早的“春晚”（上）

◆徐天

　　赵忠祥回顾这台“最早的春晚”时说：“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

　　1962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广播大楼东4楼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一楼的600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茶座式”。二楼导演室里，晚会导演王扶林通过耳麦忙着与摄像师、灯光师等沟通。各部门准备就绪。

　　8点整，王扶林一声令下：开始！

　　一把折扇出现在镜头前，上书四个大字：笑的晚会。

　　负责切换的副导演金成半个世纪后告诉记者，由于当时欠缺特技手段，为了营造满屏的效果，折扇被紧紧贴在镜头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来，露出了一张胖胖的苦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方琯德慢条斯理地开了腔：“大家说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因而找我来报幕。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专演林黛玉型的悲剧角色……”他自嘲说，自己从出娘胎到现在都不会笑。

　　这时相声演员马季从茶座上站了起来，表演了开场节目《笑一笑》。方琯德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他的脸在逐个节目之后发生变化，直至哈哈大笑。

　　坐在观众席上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也乐出了声。让他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会登上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担任男主持人。

　　“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他如此对记者评价这台“最早的春晚”。

　　“让百姓笑”

　　“笑的晚会”肇始于1961年的“新侨会议”。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会议在沉寂已久的文艺界激起了巨大波澜。

　　北京电视台马上行动起来。

　　北京电视台是新中国首家电视台，隶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8年开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节目只覆盖北京地区。1961年时，北京市74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万家庭有了电视机。那时候，买一台天津产的9寸或12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个月的工资。如果哪户人家有了电视，到了晚上，就会搬到屋外，院子里几十人围着一起看。

　　7月初，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副主任（相当于副台长）孟启予主持了编辑组长会，落实“新侨会议”精神。

　　她传达说，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电视应该比广播离人民生活更近一点，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文艺组组长、不到30岁的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召集手下的编导们开会落实。文艺组不到10人，都是年轻人。

　　为此，负责戏曲的杨洁（后来的《西游记》的导演）等人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丑戏集锦”，负责音乐、歌舞的黄一鹤和邓在军（1983年春晚的导演）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搬上了屏幕，并做了颇富创意的电视化处理。

　　但笪远怀觉得，种类还不够丰富。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他告诉记者。

　　“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当时的中国相声界，最有名的是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北京有侯宝林，天津有马三立，“相当于相声界的两个码头”。这两个码头的演员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合作过，这不就是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吗？

　　文艺组一个早年师从侯宝林的年轻人宋洪负责联系天津曲艺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同在北京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就更好沟通了。

　　笪远怀将节目按照青年在前、资深人士在后的顺序做了编排，京津两地节目穿插进行，唯一的群口相声作为压台节目。

　　1961年8月30日这一天，非年非节，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几个团的相声演员来到了台里。对天津来的演员没有任何接待，甚至没有安排住处。演员们简单地走了一遍场。

　　当晚8点，“笑的晚会”在大播送室（台内人习惯称“大播”）开始直播。台下的几排椅子上，满满挤着参加晚会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

　　观众开怀大笑的情景被在场的摄影师陈铎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多年后因主持《话说长江》而为大家所熟知的陈铎，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工作，身兼演员、摄影师和音乐编辑数职。当时局里一共有两台禄来福莱克斯相机，陈铎持有其中一台，常出入晚会现场拍摄照片。

　　那天，他一边帮着音响师调话筒，一边拍照。“拍这种晚会有要求。为节约经费，不能超过两个胶卷，每个胶卷12张片子，必须上交。”陈铎告诉记者。

　　因为当年尚无录像技术，所有节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会都没有录像带留下，甚至也没有节目单留存，陈铎保留下来的照片，就成为少有的影像记录。

　　晚会播出之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来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如此集中的名家相声。

　　但导演笪远怀却在演出后，找到了孟启予，大哭了一场。

　　当时的导演，远远没有现在晚会导演的威风，联络、接待都是自己做。演出散场之后，所有人都走光了，现场的折叠椅没人收拾。他找不到人帮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拾完，觉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这大概是“笑的晚会”中唯一一个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墙

　　因为晚会在台内外反响热烈，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

　　文艺组办晚会实行轮流制，这一次轮到组里负责曲艺、话剧口的王扶林来办。“外面买票看不到”的创新理念，依然是这次晚会的方针。

　　王扶林和笪远怀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做话剧小品练习。王扶林为了挑选话剧类节目，常去中央戏剧学院看学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将这些小品搬到晚会上，才是百姓真正“买票看不到”的节目。他在戏剧圈内打听，各自单位的联欢晚会上哪些表演最诙谐。

　　节目很快确定了。除了上次的相声演员之外，还敲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等单位的演员。为了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相声和小品穿插编排。

　　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现场。

　　这一创意来源于一部国外的片子。1961年末，孟启予从国外考察回国，带回了东德电视台一部电视贺岁片。这个节目没有固定舞台，演员们边喝咖啡边当众表演。“他们和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做到了参与和互动。”王扶林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