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人导演的培养上，各类电影节展的创投环节提供了直接有效的途径，电影项目《荞麦疯长》就诞生在这样的契机之下。2017年，因导演管虎的欣赏，《荞麦疯长》的剧本获得了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最具创意项目”奖，后来该项目吸引了导演陈正道为其担任监制，继而陈正道为影片引荐了演员黄景瑜和钟楚曦，再加上此前制片人藤井树为项目签订的演员马思纯……多方加持之下，《荞麦疯长》作为新人导演徐展雄的处女作，入围了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近日在大银幕公映。

　　“唯有爱与理想值得疯狂”是影片在预告片中打出的口号，但这个情感饱满、指向明确的口号却没能换来观众的荡气回肠和热泪盈眶，电影在首映后不久便遭遇口碑和排片的滑铁卢，票房表现不尽如人意。3个从上世纪90年代走出来的小镇青年，怀抱着各自的梦想和遭遇，想要说清楚欲望和宿命，无奈却在近两个小时的影片中，让观众迷失了方向。

　　人物：塑造与缺失 

　　影片中三个主人公的故事基本独立成线，尽管他们的命运在某一时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关联，但影片给他们的设定是独立且鲜明的。

　　云荞，一个生活在“囚笼”中的女孩。她的“囚笼”是贫困又不健全的家庭，是无法满足憧憬的小镇，更是青春年华里无法忍受的那场遭遇。向往华彩人生的云荞，从小被父亲抛下，终日守着身体孱弱的母亲蜗居在小镇，她对看似从大城市衣锦还乡的姐姐既羡慕又嫉妒，秦声笨拙又真挚的爱没能让她满足，她还是想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人生。促成行动的事件是姐夫对她的强暴，她犹如觉醒般拉着秦声赶到地头蛇的地盘想要反击，又与他一起决然踏上了前往大城市海城的路途，而他们的故事却终结在了进城第一天的一场车祸里。影片在这里对云荞的故事戛然而止，仅在片尾处让云荞在夜班巴士上讲出了自己的感悟：来了大城市才知道姐姐的不容易，自己的人生故事演成了悲剧，而真正的观众只有自己。在她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囚笼” ，却没看到“囚笼”带给人物的压力和苦难，尤其是遭遇强暴后，故事的大量情节聚焦在云荞想要反击地头蛇的情节中，仿佛这场遭遇反而促成了人物觉醒和成长。而实际上，苦难不应该只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物在经历了事件之后的挣扎和痛苦。城市梦幻灭经历的缺失，令人物在最后的感慨也变得轻如鸿毛。此外，影片在塑造云荞时并没有对人物的愿望做出更深层情感动因的挖掘，大城市的梦之下，影片没有展现促使云荞想要过这种人生的情感动因，是亲情的缺失？还是年少的嫉妒？这种缺失让人物失去厚重感。

　　李麦，渴望舞台的追梦女孩。影片对李麦追梦方式的塑造全部变成了为了得到机会而不断妥协。与宏明接触的过程中，李麦动了真情，到头来却换得一个人去楼空的结果，一场真心付流水。在这个逻辑中，观众很难辨别的是，舞蹈梦想和男女情谊对李麦而言孰轻孰重，我们也难以看清李麦的内心挣扎，因为影片在对人物塑造时缺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极致的戏剧空间。李麦那笔钱，如果是已经非常明确地需要用到追梦之路上，那是李麦实现梦想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李麦在纠结挣扎之后选择把钱留给男友，这笔钱才能对塑造人物起到应有的作用，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很鲜活的为情付出的李麦，在理解她的“爱”时，才能心疼她的“理想” 。而影片中，李麦轻飘飘地拿出了这笔钱，影片后面再通过一个父亲的电话，讲出母亲的病需要钱，迫使李麦去“卖身”求机会时，这个物质上的动因便很难说服观众。此外，宏明“卷钱”消失后，影片缺乏李麦的反应，这个反应可以是悔恨，可以是释然，也可以是自欺欺人，总之观众需要靠核心事件后人物的反应和态度去理解人物，进而理解人物的下一步行动，这是人物塑造中不可缺失的东西，可影片中这样的塑造是不足的，这不仅让人物变得悬浮，更导致了叙事上的破碎感。

　　风子的关键词是情，对李麦的爱慕之情和对金子的兄弟之情。然而，风子在与兄弟的故事中缺乏主动性，行动变成虽不情愿但沉默跟随的状态，与兄弟的感情缺乏铺垫就着急地讲述了两人的不同追求和生死拼杀。带有犯罪片意味的复仇故事线索与他和李麦之间的故事完全割裂，影片想用李麦的不知情塑造出风子这一人物的悲悯感，却因执着于通过拼杀、埋尸等事件渲染悲壮情绪而事与愿违，可悲的不是李麦的不知情，而是观众无法感同身受。

　　风格：探索与迷失 

　　围绕3个独立人物展开的不同故事里，观众在云荞的段落中看到了经历残酷伤害和成长的青春片，在李麦的段落中看到了华美浓艳的歌舞片，又在风子的段落中看到了血腥暴力的犯罪片， 3条故事线索看似被捏成了一个圆，却也仅仅是形成了人物上的相交，人物命运的真正改变并没有发生在三人之间的某次偶遇：云荞改变起始于姐夫的强暴，李麦的改变起始于男友导致的车祸，风子的改变则起始于兄弟的死。因此，影片不仅类型上杂糅，风格难以界定，叙事上又没有呈现出人物闭环中的真正联动，三人命运的相交变得生硬，再加上由于人物塑造的缺失，导致3个故事很难形成主题上的统一和贯穿。当形式无法为内容服务时，再花哨的叙事方式也会失去意义。

　　在影像风格上，影片既有富有时代感的暖黄调氛围，又有展示暴力时冷峻的黑色质感，同时影片有意将故事集中到夜晚空间，半明半昧的光线成为一种自觉的美学意识呈现，可影像空间的选择和塑造不应只停留在展示情绪和风格上，还要为其赋予叙事意义和时代症候。影片强调了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背景，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环境，以及人物身在其中的困惑和挣扎，而不是仅仅把所谓时代变成磁带、录音机、 BB机和偶尔穿插其间的年代歌曲。影片在人物塑造、叙事方式及主题追求上都试图做出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多元探索中的迷失。

　　极致化事件推动情节，但却缺乏对人物内心转变和挣扎的外化体现，人物变成事件的木偶，行动变成任务式存在，这些都促使影片关闭了让观众共情的通道，当我们无法看清人物的心理支撑时，意味着观众与角色的“认同”机制开始失效，纵然导演有多深的情怀和自我投射，也终将使影片变成一种自我感动式的强输出。从剧本到制作，影片得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支持和业内前辈的保驾护航，它本来有机会成为一个惊喜，遗憾的是，导演让电影变成了一场含混不清的青春谜语，看似诉说了自我，却是迷惑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