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作为一部在艺术上经得起反复观摩、在影像语言上带有“迷影”气质、在表演上堪当演技示范、在制作上代表华语电影工业化实力的电影，在商业与人性、类型与主旋律、文学改编与跨媒介叙事转换、历史传统与革命叙事结合的电影创作上提供了范本。

电影《风声》剧照

　　7月20日，电影院在史无前例地长久关张后有序重开，除了3部新片上映，其他都是老片重映，其中就有《风声》。这部在2009年国庆档放映的影片，位列当年票房第七（2.24亿元），与票房排名首位、讲述人类在世界末日降临前寻求生机的美国灾难片《2012》（4.66亿元），形成了历史和未来、东方和西方的有趣呼应。

　　每个人都有困境、挣扎和选择

　　《风声》打通艺术和商业、类型和主旋律任督二脉，承袭经典电影语汇和民族文化遗产，打造流行文化“新主流”的良苦用意，印证着中国文娱产业的方向，日后愈发彰显。影片在结构、情节、叙事和类型上有不少看似出格的“怪异”之处，细究并不逾越类型经验，贵在有佳句更有佳章、有姿态并不失真、主题正确尤其方法到位、内涵深邃又不失自然煽情。

　　一是精致工整的“三段论”结构。影片有效时长115分钟，开头14分钟在交代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酷烈的锄奸行动后，仅用90多秒的拟仿长镜头式调度就锁定了即将押入“裘庄”审讯的5人。继而是长达80分钟的封闭空间叙事，展现5天内的监视侦讯。最后以14分钟一气呵成地完成了3个月后的老枪复仇、新中国成立后揭秘、顾晓梦遗言面世。“时间概念”控制下的情节段落设计，强化了影片在不同空间的特殊效果，以异质“空间”定格血染岁月里的信仰人生，而不仅仅是“抓内鬼”的单薄故事。

　　二是一人一刑讯的区别性用刑情节。影片一反影视惯用的“严刑拷打”路数，直逼常人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令观众极度不舒服。尽管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太多罄竹难书也更加惨无人道、匪夷所思的真实酷刑事例，但变态逼供测试手段非人折磨的视觉化呈现为以往少见，也对观众观影体验构成挑战。巧妙的是，暴力影像一面弥补了小说“语言在表现非语言的经验时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又借助人类的通感准确表现了很难被视觉化部分的信息，唤起个体“特有的意识” 。惟其如此，成全了结尾的题眼和极致的情感震撼。

　　三是人物关系交代与背景暗示颇见功力，弥补了电影因缺乏小说和剧集可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不足。相反，以小见大，避免了宏大叙事对角色的遮蔽，在情节推进中交代每个人的“前史” ，人各有貌，最终以各自迥异的命运结局折射出一段宏大历史时代选择的必然性，传递“时间的重量” ，强调故事的“历史含量” 。从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的家族往事和不想以戴罪之身回国而假传军令设骗局、伪军特务处处长王田香苟且狡诈的为虎作伥、伪军总司令张司令对汉奸特务的嫌恶、司令侍从白小年的性别错位、军机处处长金生火寄生裙带的畏事逃避，到正面形象剿匪大队长吴志国、译电组组长李宁玉、译电专员顾晓梦等的塑造，皆有每个人的困境、挣扎和选择，或轻于鸿毛地覆灭，或重于泰山地升华。

　　经典类型元素调制出“迷影”气质

　　若论及中国谍战电影， 《风声》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至今无出其右者。它有战争年代的黑暗残酷和生命意志的考验，有英雄末路荡气回肠的人性光辉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有革命者的视死如归和经得住生死托付的友情，有普通人身在泥潭却保有“枪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良知，因此有人将该片视作情感片。

　　电影对小说原著中真假情报传递的改动，着眼于突出革命人的责任意识，不其然地与当下现实构建了不谋而合的奇效。至于暴力场景的加码，不单单出于主题表达“欲扬先抑”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还叠加着大众传媒、流行文化、产业诉求等社会势力对艺术形式错综复杂的影响。

　　事实上，多次观摩后，笔者对酷刑的注意力明显减弱，而是转移到洞悉改编用意的细节探幽上。 《风声》明显有着经典电影类型元素调制的“迷影”气质，诸如，不仅承续中国文化铁肩担道义的情怀，还有欧洲二战纳粹电影常见的运镜、用光、唱诗班、城堡等镜头画面和时代细节，采用室内灯光照明，大量的顶光和斜侧光摄影，通过光影的明暗展现人物心理和情绪波动，黑色电影的视觉风格强化着一种被法西斯控制下的死亡之地的符号指涉，抑或是借“武田家族的困境”隐喻日本法西斯最后的疯狂，一片风声鹤唳的肃杀之气弥漫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同时，还有类似于《牙买加饭店》 《东方快车谋杀案》 《阳光下的罪恶》等影片的封闭空间叙事和“集体有罪”预设的悬疑与本格推理。神来之笔是增加了原小说中没有的人物“老枪” ，将法国电影《老枪》中为家人复仇的情节，浓缩在吴志国为顾晓梦报仇诛杀武田的短短3分钟里。影片也汲取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题“英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座城市”的经典概念，在刻意模糊“老鬼”“老枪”的代号明确归属为某个人，强调一个代表了人民利益、有生命力政党的精神感召。正因为“老枪”“老鬼”不是一个人，情报才能在鸟飞不出去的城堡里传出。类似理念在后来许多抗日剧、谍战剧的信仰叙事中多起来，将个人代号升级到政党寓言，如《爱国者》中的“颜红光” 、 《局中人》中的“风铃” 。这些地下抵抗组织的故事、经典电影类型元素与中国地下反日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潜伏叙事，结合得毫无违和感。

　　兼顾艺术含量、历史维度、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重诉求

　　业内有个不成文的说法：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然而，两者都是综合艺术，只有编、导、演、摄、美、录没有明显短板，才能成就“中品”乃至“上品”佳作。不能忽视《风声》从原著、编、导、摄到演员无一弱项的强强组合，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麦家谍战小说独特的精工气质、身为台湾“新主流电影运动”开创人的陈国富在编剧和剪辑上的老道、以警匪影视剧著称的高群书一向凌厉彻骨而精准的现场把控、叶锦添在暗黑影调中赋予影片兼具惊悚和情调的层次分明的造型设计及以精致典雅的旗袍既承载情怀又惋惜美丽女性陨灭的助益、日本作曲家大岛满集优美崇高与感伤悲怆于一体的谱曲对殉道者富有感染力的提升，都是明证。再看演员，周迅、王志文、李冰冰、英达、刘威葳演绎角色细腻传神，黄晓明、苏有朋贡献了令人惊喜的陌生感，打酱油的配角都是朱旭、倪大红、吴刚、段奕宏等，戏份虽少，却形象饱满。全片反角不弱强者更强，所有人物典型化、形象高度浓缩、表演全部在线。缺乏“军统人设”是一个明显的遗憾，但一些剧作上的瑕疵基本得到逻辑自洽的影像化，拉一下片子看剪辑，能深切认同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那句著名的话，“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剪辑台上被拯救的” 。

　　需要正视的是，虽然谍战影视剧满足了市场对悬疑推理和信仰之争在类型与价值观上的复合需求，兼顾了艺术含量、历史维度、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重诉求，但新世纪以来，相对于谍战剧量丰且精品佳作迭出的势头，谍战电影少之又少，掰着手指头数不出几部，如《听风者》 《东风雨》 《明月几时有》 ，它们在类型规范、叙事结构和艺术完整性上都差强人意，或过于文艺气质或侧重偶像化。原因在于题材的体裁适用性，“谍战题材”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类型，其内容取材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对情节紧张刺激、解密快感的追求，决定了有限的时间难以展开长篇叙事，而电影有着类似于短篇小说由于能一次读完堪称“完美的叙事形式” ，谍战故事更适合剧集， 《风声》因此显得弥足可贵。

　　回想起来， 2009年简直是中国谍战影视剧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 《风声》面世，于今影坛再无谍战佳片，同年播出的谍战剧《潜伏》却自此掀开谍战剧创作的黄金十年，且浪奔浪涌，保持着持续创新的高光空间。

　　《风声》作为一部在艺术上经得起反复观摩、在影像语言上带有“迷影”气质、在表演上堪当演技示范、在制作上代表华语电影工业化实力的电影，在商业与人性、类型与主旋律、文学改编与跨媒介叙事转换、历史传统与革命叙事结合的电影创作上提供了范本。顾晓梦将摩斯码缝织在旗袍上的留言，就是共产党前仆后继的形象写照，让人热血沸腾：“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只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 ‘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一职业方式的殉难姿态，回答了暗含观众凝视目光的“李宁玉们”的疑惑：“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

　　这样的人，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告白，观众无法抗拒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