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影协和上海市文联原主席、著名导演吴贻弓先生因病于9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10月25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心系电影 德艺双馨——吴贻弓导演艺术与文化精神纪念座谈会”，回顾他的艺术成就，总结他的文化精神。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从不同方面追思他的艺术生涯，总结了吴贻弓导演的艺术成就及文化贡献。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奉献了一部部佳作。同时，吴贻弓又是一位电影事业家、教育家和活动家。现场，上海文艺界老领导回忆了与吴贻弓共事的时光。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东曾与吴贻弓在文联共事，她说，吴贻弓亲切、平和，没有架子，文联同事们不论官职大小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吴”。陈东说，老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楷模。他拍电影，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他当导演，就成为第一个可以“走出去”为中国国产电影争光的导演；他当主席，就可以把活动搞得很好。有事找到他，只要他有时间，只要他身体吃得消，他一定去“站台”，他不是为某个人“站台”，他是为文联“站台”。所以他要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上海市文广局原艺术总监吴孝明说：“吴贻弓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一座丰碑，几十年来，他就做了一件事——电影，而且把这件事做得那么好，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是我们当下要弘扬和学习的精神。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他的音容笑貌，他所有的精神在我们城市中间、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间是永存的。”
吴贻弓一生为电影事业付出，他的一生，是电影的一生。在会上，从事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研究的学者从艺术上探讨了吴贻弓电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吴贻弓导演的同事和友人回忆了与吴贻弓导演共事的点点滴滴，从中勾勒出吴贻弓导演“德艺双馨”的垂范精神。
他用一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
罗 毅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电影艺术辛勤付出、努力奋斗并获得杰出成就的一生。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执导、创作的大量影片以及音乐剧、话剧等，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吴贻弓同志的作品，实现了幽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的统一，实现了浓郁生活气息与高度文学提炼的统一，实现了精妙艺术构思与鲜活人物刻画的统一，实现了细腻情感表达与抒情诗般唯美风格的统一。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等，将历史与当代、国家与家庭、群体与个人，以艺术形象有机地结为了整体，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先进的创新意识，为几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并享誉海内外。
吴贻弓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电影事业家、教育家和活动家。在他的倡议、主持和参与下，1996年创办了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为享誉世界的A级国际电影节，圆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也成为一张最亮丽的上海文化品牌。吴贻弓同志在担任中国文联及影协、上海文联及影协等群团职务时，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电影的交流与合作，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在京沪众多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电影艺术人才；主持了《上海电影志》的编纂工作，真实详尽地记录了上海电影的百年历程。正是因为在电影导演艺术、事业产业、艺术教育、交流活动等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吴贻弓同志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上海电影节 “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众多荣誉。
吴贻弓同志毕生致力于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发展。他说，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起码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断问世；二是人才持续不断涌现；三是电影市场反应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尤其对好影片的反响非常热烈。这是一位深爱电影艺术、深谙电影创作与审美规律的艺术家和管理者的“金言”。可以告慰吴贻弓同志的是，上海电影、中国电影正在朝他所向往和标示的方向，努力攀登。今年国庆期间，上海出品的《攀登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影片中既表现了国家任务和人类使命，又展示了个人命运和情感，体现出博大而深沉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目前上海电影、中国电影发展势头良好，广大电影人立足新时代，找准新坐标，推动新发展，正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上海电影在全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正紧紧围绕“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目标，早日实现两个“打造”，一方面牢牢抓住创作，把“上海出品”做成品牌，打造上海电影创作高地；一方面牢牢抓住工业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打造上海电影的工业体系“闭环”和人才“闭环”。
吴贻弓同志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向后人树立了一位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电影人的榜样。即使是在病重期间，吴贻弓同志依然心系电影，在病榻上写下“上海电影万岁”六字。让我们望着这座高峰，怀着这份思念，携着这份使命，继续不懈攀登，向世界展示中国电影的风采！
吴导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勇攀高峰的一生
路 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我抱着崇敬而庄肃的心情，来到上海，来到文联，与大家一起纪念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影协原副主席吴贻弓同志，缅怀他的音容笑貌，回溯他的艺术成就，追寻他的文化追求，并以吴贻弓同志的文化精神，激励当代的电影人和广大文艺界人士继续努力，不断前行。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贻弓同志既拥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具有时代社会的鲜明色彩，以其天赋才华、卓越创造，在电影戏剧结构、拍摄手法、镜头语言等各方面形成了独到的风格，实现了丰厚的造诣。吴导的代表作《城南旧事》被公认为将“传统美学和现代电影语言完美结合起来的作品”，节制的情感表达、含蓄的诗化对白、宛如水墨画般的风光人情，成就了这部影片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蕴藉的民族审美特征，深受观众喜爱，在海内外获得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城南旧事》所获得的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不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世界大奖，成为当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端；更使“言尽而意无穷，篇终而神自远”的中国风格，在世界电影界上独树一帜。
我本人也是吴导的影迷。通过欣赏他的作品，阅读他的著述，体会他的言行，我深深感到吴贻弓同志的人格魅力、艺术情怀和文化追求，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永远进取的乐观主义。从真正意义上看，吴贻弓同志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巴山夜雨》。此片摄于1980年，他已四十二岁了。由于政治运动和历史变故等原因，吴导的艺术生涯遭耽搁，创作起步比较晚。然而，就在这十多年的寂寞岁月里，在劳苦、困顿的环境下，他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电影梦。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古典名著，反复精读《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等当代经典，修文化之行，培思想之精，养浩然之气，以待时机。在这段别人似乎看不到前路的时期，他不但充满了理想，甚至还付诸了实践，创作了话剧剧本《文信侯》等。正是凭着对艺术的执著信念、对文化的永恒理想，吴贻弓同志终于迎来了“永远不能算迟到的春天”，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崛起。吴贻弓同志曾说：“我一直相信机会总是对那些有准备的人特别青睐。”我认为，这份“相信”的背后，是对艺术生命的乐观、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值得我们文艺界的后辈好好学习。
二是谦和大气的为人之道。吴贻弓同志曾反复说自己“是一个幸运儿”。他从小热爱电影艺术，考入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进入海燕电影制片厂，跟随沈浮、孙瑜、郑君里等老一辈导演艺术家从事创作。从他们身上，吴导学习到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和执著的人文精神，获益终生。在电影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感念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朋友、家人的鼎力支持、帮助和照料，并心怀感恩之情。吴贻弓同志一生获奖无数，在电影界、文艺界乃至社会上拥有极高的荣誉和声望，但他从没有丝毫骄矜和半点自满，虚怀若谷、大气谦和，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好榜样。
三是不断进取的勇者风范。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一生。他从1984年起开始担任上海电影系统的行政领导职务，为了兼顾行政事务和艺术创作，用他的话说，是“把每一分钟当作两分钟去利用”，拿出双倍的精力学习电影管理、致力电影事业。在他的主导和推动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实现了两项“零的突破”，一是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二是《上海电影志》的编纂出版。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的第一个国际A级电影节，《上海电影志》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地域性电影志，这两项工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过去与成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将来和发展。吴贻弓同志的开拓之功，得益于他在艺术和事业上的勇气，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勇气真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才会有一切。”“一个真正的人，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必须勇往直前。只有克服了怯懦，打起了精神，一切从零开始，才有可能去赢得新的成就”。他的这些真知灼见、金玉良言，带给了我们的经验、智慧和力量，鼓舞我们向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高峰不断攀登。
上海刚刚举办了吴贻弓同志的电影回顾展，再次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他的电影经过时光的淬炼，依然打动人心，这正是因为吴贻弓的敏锐的思想、精湛的艺术、高超的水平，特别是他对电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民的真挚的爱、真心的悟和真情的付出。衷心希望我们的电影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认真领会、忠实继承吴贻弓同志“德艺双馨”的精神，以赤子之心为艺、以人民之情创作，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使命。“电影万岁”！愿以吴贻弓同志晚年的这句题词，与我们广大电影人共勉，与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勉。
吴导的艺术情怀永远和中国电影人同在
闫少非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畅谈吴贻弓先生的导演艺术与文化精神，缅怀他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追思他饱含激情、灿烂辉煌的电影生涯，学习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敢于担当、德艺双馨的高贵品格。
吴贻弓先生是我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在电影艺术道路上，先生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锲而不舍，锐意创新，以顽强的力量和博大的胸襟，挽起坚韧之“弓”，射出求索之“箭”，为中国影坛、为广大电影观众奉献了一部部经典佳作。《巴山夜雨》流露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城南旧事》表达的细腻克制，《姐姐》刻画的真实质朴，《少爷的磨难》表现的人性反讽，《流亡大学》关注的国家命运，《阙里人家》探讨的文化传承，《月随人归》宣扬的人性至善，《海之魂》演绎的海洋深情，无一不印证了先生驾驭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高超的导演艺术，以及先生守正创新的艺术态度和文化精神。
吴贻弓先生是一位睿智干练、眼界开阔的电影事业家。先生曾在上海多个领导岗位任职，2003年，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七届主席。他的后半生，牺牲自己艺术创作的时间，在领导岗位上勤勉工作、倾尽心血，为上海电影、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电影界作出了的杰出示范，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电影理想、践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用自己的作品书写着隽永的艺术追求，书写着真挚的家国情怀；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德艺双馨的内涵，诠释着电影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当前中国电影事业昂首跨入新时代，电影创作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国电影家协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电影界的桥梁和纽带，向吴贻弓先生所代表的电影前辈对电影艺术的挚爱、对电影事业的坚守，致以崇高的尊敬和深切的缅怀，我们将继承先生的家国情怀，发扬先生的艺术精神，坚持方向，坚定信念，坚守初心，为实现“电影强国”的理想不懈努力！
最后我想说，先生已逝，大道尚存。吴贻弓先生的艺术情怀和文化追求，永远和中国影协同在，永远和中国电影人同在。
纪念吴贻弓老师
奚美娟
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
今年6月3日，我去上海瑞金医院看望了吴贻弓老师。那时吴老师虽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很好，我们聊天、开玩笑，还分享了文联买去的蛋糕，他说他最喜欢吃甜的东西。那天分别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恋恋不舍，因为都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一起吃蛋糕，但是吴导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吴贻弓老师深深刻印在我们心目中的不仅是他那温文尔雅的笑容，还有那一系列不可磨灭的影像作品。吴老师是一名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同一道清流在时代的洪流中留有自己清晰的印记。
记得1980年，中国电影事业还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因此揭露“伤痕”的社会悲剧成为时代主流。然而吴贻弓老师独辟蹊径导演了《巴山夜雨》，在山河美、人性美、抒情美的电影叙事中，描写出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真是“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影片的缠绵风格和唯美艺术就像李商隐的诗一样，让人在惆怅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和生活的暖意。
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尖锐性，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影评标准。然而吴贻弓老师又一次别开生面地奉献出怀旧电影《城南旧事》。这部电影跨越海峡两岸，把台湾作家林海音的怀旧之作搬上银幕，通过呈现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细节，推出了“文化电影”的新视野。一年以后，第五代导演拍出了标志性的文化电影《黄土地》，但是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预报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春天的到来。
上世纪90年代，电影开始走向市场，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探索格局。我那时已经从一个话剧演员，慢慢地转向了电影领域。记得1992年参与拍摄了电影《蒋筑英》，有幸获得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的最佳女主角奖，那一年上海获奖的电影是吴贻弓老师导演的《阙里人家》，吴老师获得最佳导演奖，朱旭老师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在那一次颁奖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吴贻弓老师在一起与他分享了艺术创作的荣誉和喜悦。《阙里人家》直面当下社会生活，描写了市场经济发展与古老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影片题材是重大的、尖锐的，但一如既往地寄托了“淡淡哀愁”的叙事风格，显现了文化电影所达到的高标水平。
《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三部影片是吴贻弓老师成熟电影风格的代表作，吴老师用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抒情风格。在电影综合艺术上，整体性地提高了我国的电影创作水平，并且在把重大社会题材与美好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探索实践中，提炼出宝贵的经验。
最后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对吴贻弓老师的感激之情。记得还是在90年代中期，上海妇联牵头为我举办过一次表演艺术研讨会，吴贻弓老师那次也来了，并作了压轴的发言。吴老师在发言中没有一味地夸奖我，而是对我的表演提出了许多希望和将来努力的空间，听得出来他对我的表演优点和不足都做过认真思考，语重心长，让我非常感动。吴老师鼓励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对年轻一辈上海电影人的鞭策，对此我一直牢记在心上。我想我一定会不断地努力，为中国电影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以表对吴贻弓老师永远的思念。
《巴山夜雨》
吴贻弓先生是中国电影代际转折的标志性人物
任仲伦
中国影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贻弓导演是共和国电影代际转折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上影和上海电影的中流砥柱。他影响着整个中国电影史。
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充沛体现出第四代导演的艺术信仰，他们与前辈的电影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激情有了区别；与后来者顽强的表达自己的艺术倾向有了不同。
吴贻弓导演想与理想亲近，与生活亲近，他具有这样的天性。这让我想起舒婷早期的诗歌《童话诗人》有这样一句诗，“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这一代导演是有童话情怀的，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童话诗人。他们是有理想的，有理想就有力量。他的电影总是有一种纯粹，总是喜欢过滤太多的黑暗，去寻找生活的暖色。《巴山夜雨》描写“文革”这段苦难，你期待不到那种戏剧般的剑拔弩张，而是温润的人性复苏和化解。《姐姐》是当年被错过的一部很好的电影，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写的就是《姐姐》。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吴导，他谦和地表示这倒是缘分。吴导从几个女兵的信仰出发，坚强也是一种女性坚韧的坚强。我认为这部影片对中国电影影像与声画的探索具有先驱意义的。
《城南旧事》被誉为最“吴贻弓的电影”，那种用情绪结构起来的情节是吴贻弓导演擅长的。影片用小英子的眼睛，连接起生活中的零零星星。导演用纯粹的电影语言，把中国诗词最擅长表达的别情离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上李叔同《送别》的意境，或是夕阳山外山，或者知交半零落。这是电影的导演的高级，所以它成为经典。但是，“诗意电影”并非他的所有。《少爷的磨难》与《阙里人家》，前者喜剧般的戏谑，后者历史感的凝重，同样是吴贻弓电影。
吴贻弓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不仅仅在电影艺术，还在电影事业的方方面面。因为功勋卓著，所以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山峰，以后人们看到或者没有看到，他都会站在那里。人们要登上去很难，即使你想绕过去，不容易，也很难。
“上海电影万岁！”——这是吴贻弓对整个上海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嘱托和期待。我想所有为之奋斗的奋斗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和体现的精神是不朽的。致敬我们的吴贻弓导演！
《城南旧事》
诗意的温情——吴贻弓先生的艺术追求
汪涌豪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评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自上世纪拍出《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两部电影后，吴贻弓就确立了他在第四代导演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较之活跃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第一、第二代导演，乃至谢铁骊、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这批6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中坚，包括谢飞、黄蜀芹等人，几乎撑起了其时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他们经历过艰苦岁月的洗礼，饱受时代沧桑的煎熬，因此有很强烈的家国意识，并从不讳言自己的职业理想与所身处的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至于艺术上，则诚如学者指出，能注意将西方现代电影语言与中国传统的意境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整体风格。
倘将这种风格说得具体，就是散文化和抒情性。表现为相对于技术，他们更关注故事；相对于叙事的生动与情节的新奇，他们更重视人物情感的诗意演绎和温情浪漫的氛围营造，并在整体基调和风格上，以凸显这种诗意温情的“内转性”而非“外旋性”力量为最高追求。而吴贻弓是将这种追求表现得最完美、完成得最彻底的一位。考虑到那个时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乃至人们共同的心理环境，类似“伤痕文学”及其反思类文艺在全社会的风行，这种在表现现实、回应当下过程中时时不忘向传统回归的诗性努力，就显得特别的不同凡响，因此也特别难能可贵。
现在，对于《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以及《阙里人家》等电影所体现出的诗意的温情，乃或独具个人风格的含蓄的抒情性，包括《巴山夜雨》聚焦人性的表现，而非好人坏人的区分，尤其大到以船为核心意象，含示风雨如晦的大时代中，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流荡与播迁，小到以主人公秋石房间中的杜甫塑像、《陆游集》和鲁迅素描等物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趣味，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总基调，人们大抵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对于《城南旧事》有意调用“艺术上的重复”，包括让《骊歌》音乐不断唱响，伴着井台打水、学生放学等镜头的多次出现，同时长镜头特别多，空镜头的运用特别成熟，都很完满地实现了导演“要留出时间让观众去想”的初衷，适切地不加说明地传达了电影想要表现的主题，更早已使电影成为难得的经典。或许，面对当今工业制作和硬科技特性的狂飙突进，对他能接续老一辈电影人如郑正秋、张石川、吴永刚、沈浮、孙瑜的探索欲创造，走出一条“散文电影”“诗化电影”的新路，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而探究这种成功，不能不说与吴贻弓个人的经历、教养及由此形成的艺术理想与审美趣味有关。自小受到的江南文化的浸染，书香门第中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对以写意为核心的传统艺术的喜爱，都使他选择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表现世界。他曾亲口告诉过我自己是如何痴迷传统文化，喜欢唐诗宋词，年轻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只是后来记忆力衰退，忘了许多。但其实，传统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诸如有无相生、虚实相间、阴阳和谐、以少总多等创造原则，乃至意象与意境的营建，纯净化的格调与风格的凝练等，早已进入他的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对他的创作发挥了真久而深远的影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叙述策略上痴迷一种“长河型”的诗意表达，表现为对长时段和大时代中人物命运的关注，如他后期所拍的《阙里人家》，讲述了阙里街五代同堂的孔德贤家的日常故事，孔令谭、孔德贤、孔维本三代人不同的命运，既关乎个人的选择，又被裹挟进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动不居的时代洪流，无不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息息相关。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不避散文化叙事，在保证故事与人物完整性的同时，让全片慢慢往外渗出一种特别的浪漫、轻烟般的微哀与无处不在又无从著握的凄迷，从而给他所要表达的惨淡人生披上了一层诗意而温情的灵光。法国电影美学家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曾说：“电影语言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吴贻弓的电影真做到了这一点。
《姐姐》
他是一个诗意的现实主义者
石 川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我大概说三个意思：一、对吴贻弓导演和第四代导演整体的历史评价问题。二、吴贻弓导演的电影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对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以及整个中国电影文化发展有何借鉴意义。三、吴贻弓导演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
关于吴贻弓导演和第四代导演的评价问题，我要强调一点，过去对他们的评价，可能是以西方的美学观念为支撑的一种解说，我认为对于这种讲法，今天可能需要反思。从2005年、2006年起，我有很多次机会跟吴贻弓导演做深入交谈，特别是2012年，我们连续做了两三个月的对谈。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支持吴贻弓导演电影创作的最大的文化概念，并不是西方的美学，吴贻弓的美学支撑，主要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诗意的叙事。
吴贻弓导演和谢晋导演都是我们上海电影界的前辈，这两个人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他们的电影风格也差异巨大。风格即人，吴贻弓导演也是这样的。他的个性是什么呢？他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有着非常强烈的共和国情怀，是一个坚守传统儒家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今天重新定义吴贻弓，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一个词：他是一个诗意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他有抒情的传统、诗意的表达，同时他也紧扣时代和社会的主题。比如，他为什么要拍《巴山夜雨》？这是当时拨乱反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他为什么要拍《城南旧事》？是1979年1月1号我们全国人大发《告台湾同胞书》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所决定的。包括《少爷的磨难》，那是因为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经营上陷入某种困境，必须要在市场和商业上有所成就，于是吴贻弓导演自己带头去做，尝试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这才有了《少爷的磨难》。一方面，他的美学观念指向儒家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实提出的任何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这是吴贻弓导演很重要的个性风格。
谈论传统儒家，除了经常说到的家国情怀，比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情怀在吴贻弓导演的影片中或多或少都有彰显——同时，我也要强调儒家的恕道，这在吴贻弓导演的影片中体现得非常鲜明。比如《巴山夜雨》，他不是像谢导那样，以激烈的控诉的方式表达情感，他通过诗人秋石这个经典角色，以他身上的真善美的情怀，一点一点去感化对方，使得那些被极左思想蒙蔽的人转变了立场，转变了他们的情感和观念。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儒家恕道所提倡的。
当然最典型的就是《阙里人家》，我至今认为这是一部被严重被低估、严重被忽略的伟大的作品。因为它生不逢时，出品在90年代，正是我们电影市场最不堪的时候，所以没有得到评论界积极的评价。电影中，吴贻弓导演关心的是如何重建我们传统的家庭、人伦、亲情。我觉得这对当下中国确实非常重要。
吴贻弓导演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上海电影志》最早的主编。某种程度上，这构成了中国电影走出去，或者说中国电影要与世界进行对话，这样一种非常积极的话语形态，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一代电影创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须要学习的。
《阙里人家》
为人民讴歌的艺术大师——吴贻弓
汪天云
上海影协原副主席，上影集团原副总裁
我和吴贻弓导演很早就有交往，我想谈一些感性的认识。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因为鲁韧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吴贻弓，要把我的短篇小说《我的小花猫》改编成电影，他跟我说吴贻弓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你好好跟他交流。当时我完全不懂剧本的写作，吴贻弓很认真、谦和，他的文学功底特别好，这个剧本就是他帮我一点点改出来的，正是因为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才让他对剧本的把握非常准确。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开天辟地》的拍摄。那时我千头万绪，经常跟吴导谈到很晚，后来他提了很有道理的一个观点，还是要尊重历史，用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主义观点统贯全片。我觉得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美学是非常强烈的。
第三个是教育方面。吴贻弓同志在电影教育上是有贡献的。我还在上师大的时候，我们就请吴贻弓来担任硕士生导师。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热烈地学习电影，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能不能培养出研究生，这个专业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专业，但我们尝试了。没想到吴贻弓同志同意了。于是他在上师大招了第一届研究生，收了两个学生，认真备课、讲学。今天，电影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国有600多所学校有电影专业，博士生也培养了一大批。当时吴贻弓同志身体力行，率先担任电影硕士研究生导师，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坚持来上课，我很感动。今天我们纪念吴贻弓的方方面面，他对电影教育的贡献我们也是不能忘怀的。当时他帮助我们年轻人走上电影的道路，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从事电影产业、电影文化、电影事业，我觉得吴贻弓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1983年3月，吴贻弓和石方禹（右）、郑振瑶（左）于马尼拉，《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合影
他说他是那么喜欢电影
江海洋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吴贻弓导演走了，他的电影却留在了人间，不仅仅留在我们观影的记忆里，也将永久留在中国经典电影史的史册里。他与电影同在。
1982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跟随吴贻弓导演拍摄了《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完成了从场记、助理导演，到副导演的过程，为日后成为一名职业导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师从吴贻弓导演，是我此生的幸运。他从未在我面前以师为师，却是我最好的老师。师者释疑解惑，吴师话不多，一旦出口，铭记一生。他曾经对我说：“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那么的喜欢电影。”一个人一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初心。因为喜欢，所以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因为喜欢所以虔诚敬畏，初心不改。
吴贻弓导演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漫长的等待中，他拍了第一部电影。他从未改变为电影而坚守的初心。他看小说，会把章章节节分成电影镜头。他知道电影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为电影去做些什么。这也是吴贻弓导演给我上的，让我受用终生的第一课：热爱电影。
吴贻弓导演是一位从不在现场发火、骂人的导演，这在我所有认识的导演里凤毛麟角。我师从他拍摄了三部电影，仅仅看到他发过一次火。那是在《城南旧事》拍摄现场。影片中小英子和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宋妈的离别，从此天涯，这完全是影片精华之笔。突然吴贻弓扬起手中茶杯，重重摔在地下。原来是为了一根马车的缰绳。拍摄前，吴贻弓导演就嘱咐过，这是富人家准备的马车，缰绳必须考究。可那天在现场，道具准备的恰恰又是那副麻绳编的缰绳。这是应该发火的。但是当我走到他身边，想安慰他的时候，仍在颤抖的他居然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他说：“可以怠慢我，你们不可以怠慢电影。”他为心里神圣的电影而发火，也正是因为这份敬畏与虔诚，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喊出“电影万岁”的电影艺术家。
我也见过他沮丧的时刻，像一个失魂的孩子。那是1984年，他带我去杭州，为《流亡大学》收集材料。那天下着大雪，他突然跟我说，接到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打来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9点必须到上影厂报到。吴贻弓回答说正在杭州收集材料，可能连车票都买不到。丁一书记说，就是站也要站回来。我们两个真的是搭火车一路站着回来的。他抽着烟，沮丧地说，这件事终于来了。他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尽管吴师担任领导，暂别了导演的岗位，但他对上海电影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他创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业已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世界A级电影节，提升了上海电影的声望，利在当下，泽绵后代。
吴贻弓导演有着极其深厚的电影功底，看问题一针见血。他告诉我，一个好的电影导演能把一个一般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反之，一个差的导演则会把本来很优秀的故事说得苍白无力。他告诉我，必须把文学优势打破，用电影建立起全新的电影优势。他告诉我，电影的思维是有别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的独立思维，电影不是文学的亚种，不是绘画，不是摄影和戏剧的延伸，电影就是电影！电影人必须用电影思维。他告诉我，在银幕上凡是有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表演，都是虚假的表演，一如在生活中，凡是有人故意表达自己，引起别人注意，除非特殊需要，一般都是做作的。
正是秉着这份电影思维，他拍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富电影特性的电影——《城南旧事》。他以散文化的形式，把生老病死表现得动人心魄。化大气磅礴为云淡清风，这是吴贻弓先生的人格与风格。
身为大我几辈的尊长，他始终与我以诚相待。拍摄时候，即便我因为经验不足而造成问题，他也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他尊重每一位成员，使我懂得了教养的含义。他此生对我说最后一句话也在文艺会堂，他的新书发布会。当他合上给我签名的书的时候，他说：“海洋，我们在一起拍电影真开心。”对吴贻弓导演来说，加在“电影”之上的量词不是“一部”，而是“一生”。吴导，来世我还给你当助手，我们还一起拍电影！电影万岁！
吴贻弓，我的良师益友
成家骥
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我原来不从事电影导演专业，从1979年4月18日我改行进入由著名导演鲁韧主持的上影第五创作室，开始了与吴贻弓相遇、相识、相处和相知。他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为上影厂导演了九部电影《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和《海之魂》，一部电视剧《十八岁的男子汉》。除了《少爷的磨难》，我先后担任了他的场记、导演助理和副导演。可以说，我是吴贻弓的长期追随者、合作者。这在电影史册上绝无仅有。近二十年的电影情谊，我终生难忘！
我和吴贻弓的情谊始于“泪情”。
1979年5月，《我们的小花猫》摄制组成立，要落实拍摄的景点和吃住的场所。当时外景确定在青岛。打前站，需要人去联系并落实。一开始我因为个人原因没有答应。吴贻弓就与我谈了他的心里话。他说，“小花猫”是我导演的第一部戏，外景地选在青岛，没有人去联系落实，我就拍不成了。我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现在摄制组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去打前站，请你帮帮我。他边说边流泪，真情恳求我。我当即就答应了他。最终，外景拍摄任务如期顺利完成，后来影片还得了奖。在我人生的困难期间，吴贻弓同情我，理解我，多次为我流下热泪。他曾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好好的，我们一起干。”对此，我牢记在心。
吴贻弓，是我的恩师。我学的是表演，改行录音，后来又从事共青团、党支部工作，对电影导演这一行是陌生的。不懂行，在导演部门任场记工作，连一张场景表也制订不出，怎么办？吴贻弓作为导演，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帮我完成了第一张场景表的制订。后来，我制订的场景表十分详细，把群众演员数精确到个位数，连道具的类别和数量都有要求，这都得益于吴贻弓对我的示范和开导。
当时的我连反轴是什么含义，怎么把电影剧本上的文字描述变成可看性的视听作品，都一窍不通。吴贻弓告诉我，拍摄前的准备，现场拍摄的掌控，后期制作的过程，每一步都必须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他希望我成才，于1982年12月9日给我赠送了一本刚出版不久的《电影语言的语法》的精装本，以示“合作留念”。
可以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吴贻弓的帮衬而得来的。
我和吴贻弓有长达二十年的情谊，私交很好。他属虎，我属龙，俗话说“龙虎斗”。但是，我和吴贻弓，从来没有斗过。相处极好，纯情纯真。吴贻弓经常对人说，老婆张文蓉属龙，副导演成家骥也属龙，我和两条龙相处都很好嘛！情似兄弟。几十年来，他叫我“阿骥”，我直呼其名“吴贻弓”。
由于吴贻弓对电影的执着，对电影的真爱，他不仅拍出了中国电影的经典——《城南旧事》，为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获得第一个国际大奖；他导演的九部电影、一部电视剧在国内外获得了四十二个奖项；他主持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他主编了《上海电影志》；今年五月，他第一个喊出了“中国电影万岁！”可以说，吴贻弓，在中国电影界是个顶天立地的精英！
吴贻弓，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去他家探望他时，他还关照我，“年龄大了，人老了，首先要保重身体；有可能时，还是要参与电影活动。我们要做一个电影人！”吴贻弓的话促使我又参与了一次电影的拍摄工作——八十岁的我在由徐峥导演的《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篇中，担任了“石库门老头”的演员角色。这部电影在七十周年国庆的七天假期里赢得了二十多亿的票房收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厚爱。
“做一个电影人！”吴贻弓说得对！做一个电影人，就是要为上海电影，为中国电影做贡献。吴贻弓，做到了。吴贻弓为上海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贻弓，永远在我心中。
2012年，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授予吴贻弓导演“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心灵的共振
李志舆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演员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两个陌生人的相遇，都说是一种缘分。吴贻弓导演和我，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年人，在1980年的春天相遇，那就不仅仅是种缘分了，而是一种心灵的碰撞。我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老师，是被借到《巴山夜雨》剧组来的。对这部影片的前期筹备工作完全不了解，只听说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乘着长江客轮在三峡走了多个来回。当编剧叶楠完成剧本的时候，导演为首的主创也完成了采景工作，剧组很快转入了拍摄前的准备阶段。
导演召集全体演员集中的那天，我的印象已经模糊，因为毕竟已经过了快40年。只记得中间休息的时候，吴永刚老前辈跟我说，这部戏就像一杯碧螺春，淡淡的，喝完了会有些回味。我立刻就想起了正在细细阅读的吴贻弓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他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影片风格。
一杯碧螺春，这种形象比喻，谁听了都能懂。可吴贻弓导演要把这样一部影片拍出来，却是一副千斤重担。中国电影的编导演创作，都有戏剧化的明显倾向，因此要拍这样一种风格的影片，无疑是对中国电影创作的一种挑战。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演员离不开台词这根拐杖，大段没有台词的戏不知道该怎么演，而秋石这个角色，在影片的前半部没有一句台词。不难想象，当时可供吴导选择的演员真的不多，因此他才把目光转向我这个只拍过一部戏的新手。定下我之后，我相信他心里是不踏实的。因为虽然我第一部戏演的是知识分子，但是著名诗人秋石的份量，远非一般的知识分子可比。
当时的拍摄设备、工艺还很落后，导演在现场没有监视器可看。记得上船开拍之初，要拍秋石的一个近景，用的是边角镜头。机器架好之后，吴导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悄悄地出现了，他眼睛近视，不断走近我，一直到我面前6、7米处，用他典型的表情，紧皱着眉头盯着我看。我无法进戏了，只好请他做了一个请走开的手势。他苦笑了一下，立刻走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对吴导出现这种反常的举动，我这个当了20年教师的人完全可以理解。在我们俩整个合作过程中，话一直不多，默契却很快多了起来。吴导在看过几批样片之后，对我演的秋石放下心来。当时拍摄用的是进口胶片，我绝大多数镜头都是一条过的。
吴导运用镜头语言十分细腻严谨，分镜头剧本中，每个镜头的长度都有严格的把控。影片末尾秋石父女相认，最后脸贴脸拥抱的那场戏，吴导发现长度不够，坚决要求补拍。然而不可能上船补拍了，摄制组赶快把那个小姑娘找来，最后在厂里的某个角落补拍完成特写。后来看，这个镜头的补拍很有必要。
影片公映以后，观众好评如潮。吴导在接受采访时有一段话说到我，大意是正当我追求那样一种影片风格的时候，我很幸运遇上了李志舆这样的演员。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其实该庆幸的首先是我，我遇上了吴贻弓这样性情相投的导演。秋石的内心十分强大，他用诗人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不准乱说乱动，可他心里炽热的活动，是谁也禁止不了的。作为演员，只要我准确找到秋石在各个场景的内心体验，吴导就能用他的镜头语言，把秋石的思想情感极度放大后，推到观众的面前，其震撼人心的力量远比台词更为强大。
总而言之，我与吴贻弓导演在《巴山夜雨》中的相逢，可以说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是两个人的思想、情感、电影美学观的交融和共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面几年，一批有良知，有担当的中国电影艺术家，凭良心、动真情地拍出了一批能够反映中国民心、民意的好电影，一批感人的良心之作、骨气之作，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无疑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那几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期，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章。
重新感受吴贻弓导演
郑大圣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这次我们在上海电影博物馆重温了吴贻弓导演的九部电影，从这些胶片里头我们再一次体会吴贻弓导演当时的心思。
如实地说我非常惊讶，诚然电影技术一直在进步，电影语言风格变化也是极其热闹。但是作为电影的作者，导演的心思未必都是与时俱进的，却往往是与时代互相裹挟一同沉沦了。
这九部片子在当年并不都是时鲜的。但是今天看来，我惊讶于非但是 “新”的，而且“先”，先锋的“先”，超强的“先”，从中体会到吴贻弓导演的心思，先于世代的发声和洞见，体会他虽然饱经磨难却依然温存的自律和哀而不伤的自持，体会他忧世伤生的读书人本色……凡此种种，不仅是《巴山夜雨》，还包括《阙里人家》这样太被忽略的电影，《阙里人家》家国同构，而且完全不回避社会转型期的矛盾，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预言，早于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口头禅，在今天我们说“文化自信”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叫《阙里人家》谈到了这个。以及《姐姐》对电影语言实验的程度，恐怕是九部影片里更极端的。
我们上大学第一学期的第一课，是吴贻弓导演给我们讲的。他给我们讲王国维论治学的三重境界，下课前的结语他语重心长，用他一贯的很平和、很缓和的声音，但是用心用意很深远地说：“能否有一点成就？望诸位好自为之。”这是他给我们上课结语的原话。吴贻弓导演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位先生，像这样先生式的导演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所以对我们这一辈而言，我们永远的光荣，也是永远的警醒和鞭策，是吴贻弓导演给我们上的电影的第一课。
上海电影博物馆“光影初心·时间胶囊“装置里吴贻弓的感言
吴贻弓与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
厉震林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评协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在中国电影史上，作为一个运动和思潮，俗称的“第四代”导演是存在时间最短的。当年，他们集体发表《北海宣言》，宣告一个代际开始，并以《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小花》《城南旧事》等影片证实。五年之后，在“幽灵”一般呼啸闯入中国银幕的“第五代”冲击之下，“第四代”便迅速瓦解，而转化为个人行为。“第四代”是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但是，最终却自觉后卫了。
五年之痒，吴贻弓却已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形象塑造，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或婉约或浓烈或悲壮的一页，并最早为世界所接受，也为中国社会所熟知。
吴贻弓的幸运何在？因为在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中，他始终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儒雅、睿智和诗情的先行者形象，长长地投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背影上。吴贻弓提出，现实主义发展必须与现代化相提并论，没有超前便没有进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学目标，充满前卫意识与理性自觉，既有可能是“现存审美范式”的舍弃，也有可能向“经典审美范式”致敬，或者开创“新的审美范式”。
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传统的完善，他在创新与经典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十分艰难的。
他的电影，有极大成功的，也有票房庸常的；有成熟圆润的，也有跨度生涩的；有吸收广元的，也有坚守传统的。他是“第四代”的一个标本，蕴含有丰富的“第四代”人文内涵，反映了“第四代”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他们是改良派，而非“第五代”的革命，他们的电影如同春风徐来，比“第五代”意韵更加深远和隽永。吴贻弓是“第四代”的一个美学存在。
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所涉及的形式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美学三个阶段，吴贻弓均以适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态，或引领或深化或加魅，将个人的美学理想深深镶嵌其中。
他的第一部短片《我们的小花猫》，当时的主体文化格局是“伤痕文学”，表现一种政治控诉和政治翻身，他却是“小写”，写了老人、小孩与一只小花猫之间的关系，回避了“文革”场景的“正写”，以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折射了时代的风云，飘荡着淡约的人性人情。与同时期其他导演比较，无疑棋高一筹，且流露了一种个人风格。
与吴永刚联合导演的《巴山夜雨》，则是进一步深化，一是将容易产生煽清效果的戏剧性桥段“虚写”，而聚焦于内心的变化，或者灵魂的撞击，将人作为电影表现的中心，有着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二是不像其他影片一样“主题清晰”，政治斗争或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该影片主题是含蓄深沉，他自己说“真正好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并不那么容易用几句话来概括”；三是散文化风格渐趋圆熟，已然可以发现《城南旧事》的端倪；四是吸收了若干形式美学的修辞手法。在当时的历史坐标中，《巴山夜雨》是一座美学的高峰，有创新有个性有发展。
纪实美学阶段，巴赞、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在与中国导演的遇合、掩体和误读的关系中，已经产生了《沙鸥》《邻居》《见习律师》等较为典范的影片文本，但是，吴贻弓惊为天作的《城南旧事》，在纪实美学初级阶段的基础之上，将纪实美学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无缝融和，以离别作为情绪和情节的勾联中心，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童年远去了远去了，比青涩含混的纪实美学大大推进一步，是一部标准的中国气派、风格和特色的模范影片。如果中国电影学派能够确认，《城南旧事》就是经典样本。
在张军钊、张艺谋、陈凯歌掀起的影像美学思潮之前，吴贻弓的《姐姐》已有最早的实践。应该说，吴贻弓是影像美学的肇始者。《姐姐》轻叙事，重影像，希望能够实现“象外之象”的美学效果。他自己说,“从时间上来说是1983年，还在《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这些影片的前面，当时，我就想在对待电影的看法，对待怎样拍摄电影这些方面要创新、要探索，所以就采取了一个走得较远的做法”，“摒弃了情节性，摒弃了人物性格，人物都变成了符号，而着重地把如何叙述摆到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该片在发行上虽然失利，在学术上却是弥足珍贵。
新时期文化史经历了从人到心理又到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吴贻弓的《阙里人家》已将触角探入中国文化深处，它是深邃的，也是微妙的，更是悖论的，这是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家族与近代、现代中国历史的纠缠和博弈。吴贻弓把它比喻成一个“打开的结”，启示观众如何驾驭历史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平衡关系。
由此，也就确立了吴贻弓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和方位。他是一个先行者，是中国散文电影的“国标者”，也是践行中国电影综合功能的实践者。
这里，有个人的充沛天分，也有开放时代的环境、教育背景的熏染和中国文化的滋润。吴贻弓是幸运的，能将自己对艺术的爱和感情播撒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温暖土地上。
吴贻弓的电影历史，对于现今中国电影也有意味的启示，一是电影应是创新与传统的平衡把握，必须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浅薄的现实主义，电影不能回避社会属性和矛盾；三是工业化过程不是同质化过程，要闪烁着个性美学的光芒。
像父亲那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吴天戈
吴贻弓之子，导演
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享一些我父亲的艺术人生。
李白有一首五言诗，其中前两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很适合在今天这个会上的气氛和感情。其中“月随人归”也是我父亲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月随人归》是一部很私人的电影，取材自来自我母亲的叔叔的真实故事。电影许多时候与个人情怀情感有关。我想可能《月随人归》他还不过瘾，所以他又拍了《阙里人家》，仍然以我曾外祖父一家为蓝本，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
父亲的文化精神和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他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中学就读教会学校，英语很好，大学学的是俄语，所以他也懂一点点俄语。他喜欢西方文化，但不能改变他的国学根基，走进他的书房，能看到更多的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之所以后来也从事同样的职业，和家庭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很荣幸能和父亲从事相同的职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延续了父亲的荣幸，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父亲的作品都是非常温存的、没有特别激烈的东西，这跟他的为人处世有关。他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万事都往好的一面去想，再遭罪、再苦，他都会苦中作乐。这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所以他才能熬过苦难，继续坚持、保持豁达。
我想我用最好的方式纪念他，就是健康快乐地生活下去，好好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