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网_时代印记中的特别履痕——记“窗口效应——深圳美术馆建馆初期的经营与收藏·专题研究展”

时代印记中的特别履痕——记“窗口效应——深圳美术馆建馆初期的经营与收藏·专题研究展”

时间：2020年08月0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亚萌

　　 1977年1月，书画家邵宇创作了一幅水墨速写《深圳展览馆外景》。他站在河对岸的山顶上，以黑色彩笔勾勒出展览馆、水闸、河边堤岸等建筑。画面中，展览馆上红旗迎风飘扬，门口观众如潮；水库大闸上的仿古建筑有着碧绿的琉璃瓦；山、树、水则用大面积色彩来表现，云淡风轻，碧波荡漾，远山苍翠，近树葱茏。

　　8月1日至8月31日，由深圳美术馆主办的“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窗口效应——深圳美术馆建馆初期的经营与收藏·专题研究展”在深圳美术馆举办，这幅《深圳展览馆外景》就是参展作品之一。展览聚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所发生的关于艺术市场萌芽时期的历史故事，通过展示馆藏美术作品及丰富的老照片、书信、账本等文献资料，全面地还原了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展览馆蓬勃开展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全国画家密切联系、交往的情况，一如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本展学术主持陈履生所言，能够让人们回头来审视这一特殊时期的发展过程，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市场勃兴的历史过程，还让人们看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在这里留下的身影。而这些作品与文献，更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自由、热情、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氛围，也透射出改革开放给画家、市民、城市和国家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同时回顾了40年来深圳文艺的拓荒历程。

　　联络画家，留下藏品

　　邵宇画下的深圳展览馆，于1976年12月开馆， 1987年就成为了深圳美术馆；因为毗邻港澳，展馆建成不久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虽然这个展馆占地面积只有5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却在一个时期之内成为中国美术的热点所在。

　　在香港画家、评论家莫一点的记忆中，展览馆是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位于深圳东湖公园风景区内，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景色怡人。1977年9月，他跟随香港“丽的电视”深圳观光团到深圳，前往深圳展览馆参观了“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原作展” ，“除了看到荣宝斋精美的木板水印作品外，还看到很多近代名家的新作，琳琅满目，令我心情非常雀跃。特别是见到我一向崇敬的画家，如关良、宋文治、亚明、朱屺瞻、程十发、黄胄和黎雄才等的杰作，使我大开眼界，留下深刻印象” 。

　　展馆在此时就成为了一个窗口，它充分利用位于中国南大门的有利地理位置，适应国外人士急切了解打倒“四人帮”后我国美术现状的形势，先后组织了“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原作展” “人民美术出版社书画原作展览”“江苏省、上海市中国画、版画联展”等一些重要展览，并设法为经历10年苦难后的画家们解决生活困难、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画家们南下深圳展览成为一股热潮。一批饱受“文革”之苦的老画家在劫后余生中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窗前风景，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春光；他们相继在深圳展览馆举办展览，有的甚至定居深圳创作作品，留下了他们暮年的艺术旅痕，成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术发展和成就的重要史料。陈履生说，画家们在深圳办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展览本身，而是面向港澳和海外进行展示，同时经由深圳继续到香港展览，并通过成熟的香港艺术市场卖画，填补了这一时期国内艺术市场尚未起步的空间。在展览活动及与画家的交往过程中，馆方也开始积累馆藏作品，为日后开展业务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80年代，深圳展览馆作为文化的窗口与交流的桥梁，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中国画发展的意义重大——香港澳门和海外通过深圳的窗口看中国，而内地则通过深圳的桥梁沟通港澳和海外。 ”陈履生说。

　　展销结合，以文养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深圳，做出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大胆改革，而当时的深圳美术馆作为深圳重要的文化机构，在特区早期的文化体制创新上就担当了重要角色。1977年，深圳美术馆就在馆内设立小卖部经营明信片等旅游纪念品。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把经济工作搞活”的精神，在深圳营造了对外文化与经济交流迅速发展、提倡开展旅游的大好形势，深圳展览馆于1979年至1980年间，在做好艺术展览的同时，针对海外游客参观展馆之后对于纪念品的大量需求和艺术市场对名家书画的期待，正式成立书画展销部来拓展展销业务，更明确“展销结合”“以文养文”的经营理念，壮大与发展业务筹集资金，为日后的进一步经营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它“让参观画展的人士既可欣赏名家的精湛画艺，又可买到心仪画家的墨宝收藏，一举两得” ，莫一点回忆。从展览展示的展品目录、作品清单及稿费单中可以发现， 1980年举办的“北京百花书画会”“北京画店书画展”等展览从策划到实施都是明确以展销经营为目的，并且运作方式灵活多样，“北京百花书画会”是在展览前即支付稿费买下全部展品；“北京画店书画展”则是以合作分成的方式，单这次展览就售出包括傅抱石、溥儒、吴昌硕、蒋兆和、陆俨少、陈半丁、李可染、黄胄、吴冠中、范曾等书画名家的173件作品，销售金额90164元。而其中详细的展品清单、稿费情况、卖出价格都为人们了解当时的艺术市场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结合展览举办国内艺术名家书画展销活动的同时，展销部还销售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泥塑、汕头彩塑、广东凉帽等较有特色的全国各地工艺品，拉动和扶持了一批经营困难的工艺品厂，带动了区域经济及艺术产业链发展，逐渐形成了展览、经营、收藏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办馆体系。

　　在“窗口效应”展览中，特别展出了1979年至1980年深圳展览馆美术作品征购与销售账本图片、馆方与艺术家的往来书信，从中亦可以看到1979年蒋兆和、李苦禅、吴冠中、石齐、刘国辉、范曾、崔如琢等画家当时的稿费情况。而吴青霞绘于1983年的《钟馗》，更记录了深圳展览馆组织钟馗专题画展赴香港举办展销会的情况，馆方同期也向唐云、程十发、朱屺瞻、谢稚柳、应野平、陈佩秋等海派名家约稿，他们都按期交来了作品。在所有作品中，这幅《钟馗》是最开心的，钟馗骑着毛驴，在长着野草的荒坡上欢乐地奔跑，五只似蝴蝶一般的蝙蝠从天而降，正如其题款所云“福从天降乐无涯” 。

　　小小几张账本图片、一些信札、几件书画作品，亦是“窗口” ，从中可以窥见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要“把美术经济搞活”的热切希望，以及美术界名家的市场状况与生活水平。而这些征购与展销业务，不仅将中国民族艺术向世界宣传和推广，而且为展馆的发展壮大筹集了资金，进一步密切了与全国艺术名家的往来联系，还为深圳市民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馆藏艺术珍品。

　　在陈履生看来，深圳美术馆是特殊的：“它并不是先有收藏而有了美术馆，而是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经济特区，深圳作为国家的对外窗口，才有了‘展览馆’这样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半商半文的单位。 ”当时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窗口” ，通过“以文养文”“展销结合”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特区以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发展的道路，并通过这个窗口服务于中国的美术界，激活中国艺术市场。“可以说，这是21世纪的中国所兴起的展览经济的前奏，也是带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发展的一种尝试。这正应合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 ”他说。

　　岁月与发展、步履与成就

　　“深港一体化” ，不仅是今天的热词，在上世纪80年代也为国人所瞩目。提及那个时代的深港美术，深圳博雅画廊是绕不开的话题。乘着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春风，在深圳展览馆书画展销部良好运营的基础上，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的倡议和具体指导，深圳展览馆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深港合作文化企业——1981年7月正式开幕的深圳博雅画廊，开创了内地与香港文化合作的先河。

　　“画廊开幕之后，不仅港澳台及星马等地人士，甚至全国各地的同胞都争相造访，热闹非常。 ”莫一点回忆，“深圳博雅画廊规模颇大，既有宽敞的展览场地展出古今名家作品，又售卖各类文艺书籍、文房四宝、音响器材等等，如同现今的超级市场，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

　　莫一点此言非虚——深圳博雅画廊开业不到3个月时间，除大量接待国内群众和港澳同胞外，还接待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印度、挪威、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几十个国家的游客9300多人次，为中外游客提供选购旅游纪念品服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秉持“以文养文”方针的深圳博雅画廊经营“战果”丰硕：展览中展示1981年画廊开业3个月的经营情况表，显示销售总额为93150元，折算为32万多港元，其中直接创汇超过15 . 5万港元，画廊纯获利21311元，折算为71040港元，纯利为销售总额的22 . 8 %，按协议所获纯利深港对半分，各得人民币10655元。1982年，博雅画廊全年销售总额达70多万元，与港方分成后所得展销收入不仅负担了展馆的全年经费以及画廊基建费用，还扩充和维修了设备，增加了库存备货金和藏画。至1982年底，展馆藏画已逾600多件，拥有固定、流动资产、资金约值近60万元，为开馆6年来国家对展馆的经费拨款（共11 . 8万元）的5倍。

　　1984年，博雅画廊开业逾3年就已全部收回投资，并开始拓展业务，“画廊变公司” ：双方商定将3年盈余的250万港元再次投资合作，并接纳深圳市文化服务公司联合组建成博雅艺术公司，将画廊装修一新，营业面积也由原来的一层楼面扩充为五层楼面，经营范围涵盖大美术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工艺品，古旧陶瓷、金木竹石、书法绘画等文物，进口图书和录音带、文化用品，中国现代书画与文房四宝，五楼的展览大厅还能承办各种艺术展览活动。1985年，博雅在香港举办规模盛大的书画展，一次销售金额就达250多万港元；至1986年，博雅纯获利280万元，向国家交税66万元；港方除收回投资外，还获利润外汇券68万元，深方获纯利86.8万元——继续用于“以文养文” 。

　　在经营博雅的同时， 1983年，馆方联合举办“深圳书市” ，开创深圳图书向全国供应先河； 1984年组织“中国书画大展”赴纽约展销； 1985年创立翡翠动画公司，推动中国动漫事业迈向国际，策划承办深圳美术节，加强多地美术人才的联系……40年来，深圳展览馆（美术馆）不断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文化建设上拓荒性地开展艺术品的展览展示与经营实践。

　　回望深圳特区成立40年来的历程，除了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之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以及与之关联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这座新兴城市中的发展，它们标志了城市文化发展的高度。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美术馆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美术事业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从中，公众既能看到曾经的过往艰辛、几代美术人为之努力的不易，也能见证岁月与发展、步履与成就，因而，深圳美术馆将“窗口效应”展览做成了一个既有历史又有艺术的展览，在这其中，更有时代印记中的特别“履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