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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一个时代的文化理想——漫谈电影中的教师形象

时间:2019年09月0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隽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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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叮咚》剧照

《美丽的大脚》剧照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

《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老师好》剧照

  9月10日是教师节。影视作品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师形象,更能够将整个社会对教师的想象和认知折射出来。不同时期影视作品中的教师形象之间,呈现出颇有意味的差异。

  民国时期的教师形象:社会良知的一抹微光

  民国时期的电影以都市消费文化为底色,其中的教师形象并不引人注目。哪怕是《不了情》(1947)、《哀乐中年》(1949)这样以教师为主角的电影,关注的重心依然是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并通过种种巧合和转折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下制造聚散悲欢,传递人情冷暖。相比之下,在《桃李劫》(1934)和《神女》(1934)这样的影片中,教师虽然不是主要角色,个性塑造也不够鲜明丰满,却更让我们难忘一些。《桃李劫》以严肃而慈爱的校长为穿针引线的叙述人,以他的回忆和聆听,串联起师生在毕业会上的慷慨激昂,和学生踏入社会之后处处碰壁、壮志不酬的悲惨遭遇。当校长最心爱的学生将恩师的教诲化为行动,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和不公。而《神女》中的校长则顶着舆论压力,让风尘女子的儿子入学读书。当他最后败下阵来,满怀歉疚地开除了这个无辜的孩子时,观众更难免为女主角的绝望处境掬一捧同情泪。这样的教师形象与其说是一个鲜活的角色,不如说是一种象征,超脱于昏昏默默的众人,坚守着社会良知,成为黑暗中的一抹微光。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师形象:如父如母的文化载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教师的影片逐渐增多,《泉水叮咚》(1982)、《孩子王》(1987)、《凤凰琴》(1993)、《烛光里的微笑》(1991)、《一个都不能少》(1999)……其中不乏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这些教师,无论教的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往往都是以无私奉献的形象出现,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而正是在他们的感化下,学生们从混沌中找到了理想,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轨。

  此类电影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涌现出来,或许和时代环境不无关系。当时整个社会对文化知识都表现出如饥似渴的状态,加之高考放开,“读书改变命运”成为年轻人自我救赎、自我提升的希望,教师作为文化的拥有者、知识的传播者,得到了人们不遗余力的讴歌。1985年9月10日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这些崇高无私的教师形象也在此前后在银幕上出现,应该不仅仅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新世纪以后的教师形象:丰富而复杂

  进入新世纪,教师形象告别了完美无瑕的状态,变得丰富、复杂。如《美丽的大脚》(2002)中的乡村教师张美丽,只是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不仅上课的时候会念错别字,思想观念在前来支教的城市教师看来也是过于保守。她因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而认为自己“不完整”,而对彼此爱慕的电影放映员也迟迟不敢吐露心声。《我的教师生涯》(2007)以平淡写意的方式,勾画了一位教师的半生漂泊。他扎根乡村,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们付出全部的心血,但与此同时,他本人却被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所裹挟,无论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偏远贫穷的乡村,还是看着自己的儿子放弃学业远走大城市打工,他只能以一种淡然的态度任由命运摆布。虽然看似豁达,也不由让人心酸。《老师·好》(2019)则以怀旧的色调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高中生活。主人公苗宛秋十分看重自己“荣誉教师”的身份,为此不惜以挖苦、羞辱和体罚的方式对待学生,并简单粗暴地压制了学生爱美的追求。种种作风做法,招来了学生的怨恨,今天看来更是不够“科学”,显然会对学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同时,无论是身患疾病还是对未来迷茫,学生都能从他那里获得真切的帮助和指导,他也因此逐渐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与喜爱。这些电影中的老师,也许能力和见识有限,却更加真实。他们面对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看不惯却不得不费力地理解;面对物质的诱惑,清高拒绝的同时也难免心中五味杂陈——这样的心态,也更接近于普通人的心理写照。

  千变万化与始终如一:各国电影中教师形象之比较

  通过梳理可以看得出来,百年中国电影史中的教师形象,总是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理想,因此高大伟岸者有之,渺小卑微者亦有之,但一直不变的是他们对学生的悉心关怀,和对教育职责的贫贱不移的痴心坚守。如果放眼世界影坛,我们可能会觉得,中国电影中的教师形象,或许还算不上足够多样化。但是,如果将国产电影中的教师形象与《黑板》《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心灵捕手》《蒙娜丽莎的微笑》《嗝嗝老师》等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所有影片中高尚的教师形象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很多影片中,他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才华,因此能够让学生由惊讶至钦佩,心悦诚服地追随学习。但更重要的,恐怕则是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乃至信仰。正是因为将教书育人当作了“天职”,他们才能够细心观察学生,耐心了解学生,鼓励学生释放天性、追求梦想。在学生感到迷茫和孤独的时候,成为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为此甚至不惜成为流俗、成见或者官僚作风的牺牲品。可以说,无论影片摄于何时何地,对于教师一职的想象和期许,往往集中在人格的培养和灵魂的锻造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中西教育者的最初原型来看,这样的教师形象可以说是由来有自。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将教育视为一种德性的修养,针对不同学生的天赋秉性言传身教,培养兼具仁义礼智信的谦谦君子;被雅典青年景仰的苏格拉底,虽然谦虚地认为自己一无所知,却如同助产士一般,引领学生思辨每一个看似天经地义的观点,发现真理和美德的根本要义。可以说,古往今来,教师不仅仅是知识和技巧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一名理想的教师,需要以超拔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受到感染、熏陶,以高远的洞见卓识启发学生拨云见日,获得新的人生通途。

  而这样的教师,在知识爆炸、资讯发达的信息社会,更是为人们所渴求。即便“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无论在各个技能和操作领域的表现都十分优秀、迅速,甚至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创造能力,但迄今为止,它们依然缺乏教育所需的最核心要素,即人的意志和情感。因此,它们并不能让学生体会到独立个体之间多层面的交流和碰撞,当然就更无法获得心智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另一方面,影片中那些“不合格”、不完美的教师形象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一些教师也和普通人一样,遭受着职业倦怠、家庭危机或自我怀疑带来的痛苦和迷茫。如果说,“母亲”角色的祛魅,能让很多女性从“本能”的神话中获得解脱,而对“教师”生涯的还原,也能够让人在认清“教师”这一职业基本素养的同时,看到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并包容个体的独特处境。

  这些,或许就是透过影视中形形色色的教师形象及其流变,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教育和传承应有的重新思考。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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