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左）和老作家马识途在《李致文存》首发式上
《李致文存》李致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
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
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但是，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
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
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
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领导、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人之道的生动体现。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
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巴金和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
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关心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
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
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