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绿皮书》剧照

　　电影《罗马》剧照

　　刚刚落幕的第91届奥斯卡，《绿皮书》斩获最佳影片，导演阿方索·卡隆凭借《罗马》继《地心引力》（2014）后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批评和质疑声随之而起，有好莱坞影评人甚至称《绿皮书》是“近十五年来最差的最佳影片”，实际上自入选影片名单公布以来，本届的热门影片就被认为过于有“奥斯卡品相”的嫌疑。然则，这些影片体现出了某种不约而同的创作趋势，即面对历史和个人记忆的书写时，这些影片都倾向于将关注点放在了后者，并模糊化了两者的二元对立，影片最终的解决策略也趋向暧昧化的方式。

　　《绿皮书》以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为背景，一位白人给一位黑人钢琴家做司机，最终他们成为了一生挚友。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同样获得了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为黛西小姐开车》。两部影片都将涉及种族问题的事件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并将关注点放在两人的关系的冲突和发展之上。《绿皮书》从一开始就着力建构了托尼·立普一家对黑人的警惕和排斥态度，两名黑人工人上门维修惹得妻子家大动干戈全体出动过来保护她，托尼醒来之后更是将工人喝过水的玻璃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不过有趣的是，托尼对黑人的态度在影片中的作用是为了塑造他灵活多变的人物性格和面临的生活困境，这些举动后来被他形容成了和黑人的友善相处。而与《逃离绝命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钢琴家唐·谢利则被塑造成了一个“黑皮肤白人心”的形象，双重身份带来的困境在他身上呈现出分裂的态势：台上拥有颇高的名望和财富，却在生活中处处遭受不公平的黑人待遇，住在音乐厅楼上却不能在音乐厅弹奏他“一生都在训练”的古典音乐，放弃高报酬自愿去往危险的南方巡回演出，其目的是证明黑人，却抗拒和包括亲人在内的黑人交往。在面试托尼的时候，谢利一身国王般的打扮，端坐在位于台阶之上的、装饰华贵的椅子上，外在的夸张试图掩盖的正是他身份的困扰。

　　对于种族问题的思考，《绿皮书》没有局限在黑人的遭遇上，或者说影片从托尼这个“半”白人的暧昧视角出发——两人雨夜经过某个小镇时，盘查的警官讥讽他的意大利名字是“半个黑鬼”——提出了另外角度的思考，谢利将托尼的刻板印象视之为歧视，而这种敏感是种族歧视所引发的反向歧视。

　　《罗马》开篇以一个近5分钟的长镜头跟随女主角克里奥的劳作，展现了她的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紧接着的镜头又跟随她前往主人居住的地方，其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克里奥进入到她的住所时，镜头安静地置于门外等待她出来，之后则是以一组镜头展现。这里是对主仆身份以及关系的建构，不同视听方式的处理是在暗示两个空间的区隔。之后的影片中，看上去无论是孩子们、女主人还是女主人的母亲都对克里奥照顾有加，尤其是海报里展现的所有人一起抱住她的温情场面，更是制造出了他们如同家人的外在观感。而开篇的这组劳作的镜头实际上是在悄悄戳破这一假象，他们本质上是分属独立的阶层和生活的，相似的意外（被懦弱的男人抛弃）逐渐将他们的这种貌合神离展露无遗。

　　影片中飞机的意象出现了三次，除了开篇和结尾，另一场戏是在鼎鼎大名的教官展现他所谓的奇迹，飞机一而再地从他身后的天空飞过，看似是穿帮的飞机在这里构成了某种奇妙的隐喻，克里奥轻易地完成了这一奇迹动作，颇有嘲讽的意味，戳穿了这群即将实施暴力的男人们的自以为是。某种意义上，飞机在影片中起到了提示的作用，戳破影片展现出的种种表象上的平和。

　　讲述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始末的影片《登月第一人》获最佳视觉效果奖，所要展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宇宙探索中国家目标与个人牺牲之间的冲突，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影片中甚至没有出现广为人知的在月球表面插下星条旗的一幕，冷战的时代背景亦少有笔墨，而是将镜头聚焦在阿姆斯特朗个人以及他与家人的情感波动。影片结尾定格在阿姆斯特朗和妻子隔着玻璃对视的画面，手持镜头上下的起伏隐含的是两人情感和家庭关系的危机，从而消解了英雄归来的神话，回归到个人叙事之中。

　　关于《绿皮书》另一方面的质疑则集中在托尼和谢利之间的拯救关系，实质上，托尼的工作动机来自生活压力，而谢利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独自一人的孤独，托尼解决酒吧和游泳池两次危机的初始动机都是和工作相关，包括影片最后谢利敲开托尼家的门并受到欢迎融入到他们的圣诞聚会之中，源于的是彼此间情感的滋生和相互认同，而非相互改变。

　　《罗马》结尾是和开头类似的用克里奥的劳作贯穿起来的段落，她两次和女佣同伴说起“我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你”，显然她此时已经完全清楚了她和这个家庭、这里的主人之间的实质关系，以及阶层间的隔阂。影片并没有直白地讲述她想说的内容，看上去和开篇并无二致的劳作动作里，她和主人孩子之间少了之前的交流而有了距离感。当她抱着衣篓去到天台时，飞机再次从空中划过，这次不再是泡沫中的幻影，克里奥完成了对自我角色认知的转变，同时劳作的动作又让她的意识觉醒变得暧昧。

　　同样，《绿皮书》中谢利最后也并没有和自己的黑人身份和解，他拒绝了白人高级餐厅的演出计划而在黑人酒吧演奏钢琴，将影片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但在弹琴之前影片用特写变焦的镜头展现了他将钢琴上的威士忌放到一边——这一动作暴露出，他对黑人的诸多举动仍然是持有否定和抗拒的态度。谢利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而是指向了暧昧化的和解，此处处理巧妙的是导演紧接着就将镜头给到吧台看热闹的托尼的反应，通过指向两人的默契淡化了观众对此的注意力，偷换产生了喜剧效果。

　　事实上，即使是正面展现对抗的《第一归正会》和《黑色党徒》，也同样如此。获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奖的《第一归正会》在形式上特意用4：3的制式去强化空间的逼仄和人物内心冲突的强度，伊桑·霍克饰演的牧师托勒决定以极端的方式对抗人们肆意破坏环境的罪恶，因为女主角玛丽的突然出现他发生了动摇，于是他用耶稣受难式的自虐而有了殉道的色彩，重获内心的合法性，但这份毅然决然最终还是消解在他和玛丽的拥吻之中——感情的羁绊融合了身心双重创伤和宗教信仰极端化后所产生的激进情绪，托勒会坚持“上帝会原谅我们吗”的质问，同时也会放弃自毁式的暴力行为。

　　无独有偶，获最佳改编剧本奖的《黑色党徒》在黑人学生联合会的演讲、3K党和黑人组织各自集会等段落中，大量运用了大卫·格里菲斯标志性的特写镜头、景深镜头、蒙太奇剪辑、最后一分钟营救等视听策略去解构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本身所传达出来的创作态度就是复杂而暧昧的，既是在电影艺术上对格里菲斯的致敬，又是从社会和历史层面对格里菲斯及其影片的驳斥。同样复杂而暧昧的是，整部影片叙事的基础是黑人和白人双男主合作唱双簧的人物关系设定，因而影片中所探讨的种族问题并不是肤色的二元对立，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共同所要抓捕的凶犯，即具体到了个人和团体。

　　因而纵观本届奥斯卡热门以及获奖的影片，不难看出，无论是尖锐的种族问题，或者是暗涌的阶级矛盾，抑或是个人情感与国家任务的冲突，本届奥斯卡的这些影片展现出了创作上的某种自觉，在叙事上从二元对立转向了复杂化的、暧昧化的认知过程，最终的解决方案则都是指向了跨文化、跨种族和跨阶层的融合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