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戏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探索之旅是从历史剧开始的。改革开放40年戏曲的整体跃动中，历史剧始终表现着自身强大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魅力。它取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借历史的故事叙事立意，用唱念做打的表现形式抒情审美，使历史剧具备了鲜活的时代感和厚重的传统韵味，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戏曲”的新的思想表达方式和艺术风范。

新时代新理念领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文艺思潮和海外艺术之风在国内汹涌而起，对中断了多年的传统戏曲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局面下，历史剧运用自身具备的成熟艺术表现力，继承传统，探索求变，把握创新，寻求新的思想意蕴和审美表达，开辟了戏曲创作的崭新局面。

　　改革开放后，在多元的文艺形势面前，戏曲艺术尝试用新理念、新视角，进行新的艺术实践。领风气之先的是湘剧《山鬼》，作品以历史人物屈原为描写对象，将时间、地点虚化，剧作不局限于原有的屈原，使人们从思想的高度、在戏曲艺术审美中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历史剧创作观念、思想、方法的一次历史性革命。川剧《夕照祁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使诸葛亮晚年复杂、多变、疑心以及对家乡、家人的思念和生命垂危时的无奈得到了生动表现。京剧《曹操与杨修》刻画了曹操的宏图大志、爱才用才，又揭示了其褊狭、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刻画了杨修的气节，又揭示了其为实现报国之志不得不逢迎、依附权力的无奈，作品从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上为戏曲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领了历史剧创作的新风气。淮剧《金龙与蜉蝣》讲述了祖孙三代因皇权而起的生死恩怨，这是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故事，赋予人们对权力、对人性以新的思考。京剧《凤氏彝兰》反映了民族之间在伦理道德、理想信念和生存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京剧《大面》运用“神兽大面”道具，展示了北齐兰陵王的两面人生，“兰陵王”一角横跨四个行当，将花旦、文生、武生、花脸四个行当的表演融于一身。京剧《赵武灵王》在史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虚构，书写了赵雍的传奇身世和悲壮命运，构成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戏剧冲突，传达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40年来，剧作家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传统，从现实感受来写历史剧，把深邃的历史感和对现实的感知、观照与反思交织在一起。

　　京剧《司马迁》再现了司马迁著史过程中经历的身体和精神磨难及其百折不挠的性格特征，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部历史剧，剧作家有感于此前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而作。京剧《王安石》再现了王安石历经多年实行变法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呼唤革故鼎新。莆仙戏《新亭泪》通过“王敦之乱”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放荡不羁、形骸散淡，骨子里却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人物在特定历史氛围中主体精神与个体形式的建构。汉剧《王昭君》写王昭君自请远嫁，面对无奈的人生做出积极选择，是历史剧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入思考。

　　不仅新编历史剧，多部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历史剧也体现了现代意识。如昆曲《景阳钟》是在昆曲传统戏《铁冠图》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作品保留《乱箭》《撞钟》《分宫》《杀监》等经典传统折子戏，并赋予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对原作在思想性、价值观、史学观方面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进行了删减。豫剧《程婴救孤》根据传统戏改编，内容上保留并强化了程婴在危急时刻表现出来的“忠义”，又赋予这种“忠义”正义的内涵。龙江剧《木兰传奇》将一个演绎了多年的“替父从军”的故事，升华为一个保家卫国、精忠报国的故事。京剧《廉吏于成龙》中主人公既具有真实的历史感，又具备了鲜明的现实意味。

　　总之，历史剧创作在领风气之先的同时，还出现了大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作品。如京剧《三关明月》、京剧《大明魂》、京剧《画龙点睛》、京剧《贞观盛世》、高甲戏《大河谣》、婺剧《梦断婺江》、秦腔《千古一帝》、湘剧《马陵道》、闽剧《天鹅宴》、评剧《凤阳情》、曲剧《刘秀还乡》等。

多向度的思想意蕴和精湛的艺术呈现

　　历史剧以多向度的思想意蕴和艺术表达对历史进行观照，依据各种历史题材创作了被当下讲述的不同视角的历史。

　　晋剧《傅山进京》为文人戏开拓了新的思维视角，艺术而又巧妙地展现了傅山的深厚文人情怀和玄烨揽英才以安天下的胸襟之间的冲突，塑造了一个具有风骨和品格的全新古代文人形象。越剧《陆游与唐婉》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一波三折地表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和爱妻唐婉的人生经历和不幸婚姻。川剧《巴山秀才》塑造了思想慢慢觉醒、精神境界步步升华的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初期问世，对于推动思想解放、重整和鼓舞知识分子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闽剧《丹青魂》以一代画圣吴道子为表现对象，揭示了艺术创作与生活、民众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京剧《北风紧》通过宋金两国对峙之际，仕金宋人施宜生的两难选择，刻画了仁爱、知恩图报、勇于担当的儒家士大夫形象。越剧《班昭》塑造了孜孜不倦、甘守寂寞的古代女知识分子形象，弘扬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和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莆仙戏《秋风辞》以汉武帝的晚年生活为题材，揭示了普遍的人性弱点和封建社会对人的扼杀，把历史的批判与哲理的思考在艺术的层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桂剧《大儒还乡》讲述还乡士大夫发现曾受皇帝嘉奖的秦桑政策是坑农害农的假政绩后的自我拷问，警示后人以民为本。昆曲《南唐遗事》表现了李煜、赵匡胤的不同胸襟、意志和历史演进的必然。京剧《范仲淹》描写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仕途，塑造了“先忧后乐”的古代士大夫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越剧《藏书人家》讲述了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主人用生命的代价守护民族文化的历程。

　　除正史之外，各地都流传有丰富的民间故事、传说、寓言和典故，将这些题材引进作品是中国戏曲的重要传统。以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促进了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样化。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创作演出的一部作品，根据传统单口相声《姚家井》改编，首开京剧文丑当主角，唱、念并重的先河，大段的唱腔和诙谐、幽默的人物性格成为其突出特点。越剧《五女拜寿》以父亲的宦海生涯为背景，通过父母与五个女儿之间亲疏远近的描写，给人以道德、人伦、情与义等多方面的教诲，风格清新、结构紧凑、庄中有谐，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创造精神及独特的审美表达方式。花鼓戏《喜脉案》讲述了玉叶公主未婚先孕，众太医入宫应诊，巧言其“风邪入内”，太医胡植出于正义之心，毅然面帝直言，后帮助公主出逃，自己却问斩法场，在真情的感动下，全剧以喜剧收场，这是一出具有很好观赏性的作品，在遵循花鼓戏艺术特点的同时，大胆地对音乐进行改革，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精神，达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有机融合。楚剧《狱卒平冤》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寒门书生杀人冤案的判决，揭示了官府的昏庸、狡诈，表现了狱卒不怕风险、舍身救人、伸张正义的无畏精神，作品多有精彩之处，为此后的传统戏改编树立了范本。梨园戏《节妇吟》描写封建社会妇女的辛酸命运和悲惨人生，以此提炼出对于整个中国妇女命运的认识。高甲戏《凤冠梦》《玉珠串》皆为讽刺喜剧，前者讽刺与歌颂交替展开，获得了生动的喜剧效果；后者围绕中心道具“玉珠串”的失而复得展开，使各色人物的行为、心态在一系列喜剧情节中得到展露。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展现了人物勇敢的爱情意识、生命意识和对封建主义的反叛意识。豫剧《七品芝麻官》以喜剧的形式塑造了七品芝麻官唐成的正直不阿、不畏权势、敢同恶势力作斗争的形象。还有根据明传奇《焚香记》改编的蒲剧《青丝恨》，根据明朝周朝俊同名传奇改编的豫剧《红梅记》等，皆体现了传统戏情节曲折、人物命运跌宕、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审美价值的特点，这些作品娴熟地驾驭和运用传统戏曲艺术的形式技巧，是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001年，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在政府有关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局面。新世纪以来，一大批经过加工改编的传统经典名剧上演，如《牡丹亭》《玉簪记》《白兔记》《钗钏记》《琵琶记》《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长生殿》《绿牡丹》《西厢记》《紫钗记》《荆钗记》《比目鱼》《风筝误》《1699桃花扇》《红泥关》《西园记》《怜香伴》《关汉卿》《续琵琶》等。一批优秀新创剧目上演，如《公孙子都》《班超》《少年游》《红楼梦》《景阳钟》《贵妃东渡》《汤显祖与四梦》《司马相如》《十面埋伏》《椅子》等。

　　少数民族剧种和题材的创作以民族化、地域化、风格化、多样化的表现内容和艺术手法丰富了历史剧创作。注重对本民族传统戏剧的继承是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创作的一大亮点。如八大藏戏《智美更登》《苏吉尼玛》《诺桑法王》《卓娃桑姆》《朗萨雯蚌》《文成公主》《顿月顿珠》《白玛文巴》，在一个个佛经故事演绎中，使观众领会佛教的神圣和虔诚，得到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此外，傣剧《南西拉》、壮剧《和睦皈朝》、侗戏《吴勉》《丁郎龙女》、藏剧《汤东杰布》、白剧《白洁圣妃》《苍山会盟》《望夫云》、蒙古剧《满都海斯琴》《别力古台》，根据蒙古族民歌、长调民歌、蒙古族民俗创作的《黑缎子坎肩》《乌日苏勒图》《巴图查干情缘》《阿拉腾鸿达嘎》等一批新创剧目涌现。这些剧目采用各自民族的语言、音乐和表现形式，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式讲述了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情节新颖，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

　　在少数民族历史题材戏曲创作中，一批汉族的地方戏剧种如评剧《契丹魂》、歌仔戏《羯鼓汉箫》、桂剧《瑶妃传奇》、婺剧《昆仑女》、高甲戏《金刀记》、晋剧《边城罢剑》、京剧与藏剧合作的《文成公主》等，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景象。

　　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现代戏为中国戏曲的继承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戏曲现代戏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

用戏曲艺术的形式

书写变革中的时代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借思想解放之风，剧作家们书写变革中的时代生活首先选择了喜剧形式。莱芜梆子《红柳绿柳》既有喜剧性又极具讽刺意味。花鼓戏《牛多喜坐轿》通过对特殊时期人们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客观揭示，让人们对错误路线带来的灾难有了深刻认识。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塑造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得很好的六斤县长的喜剧形象。宜春采茶戏《木乡长》在轻松、活泼的氛围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塑造了品行高尚、敢于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乡长形象。花鼓戏《八品官》塑造了一个敢于牺牲自我、勇挑生产队长重担的喜剧人物。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讲述“倒霉大叔”常有福与“文革”中被批斗游乡时偷偷递给他一个馍的魏淑兰在“文革”结束后终成眷属的故事。莆仙戏《鸭子丑小传》、花鼓戏《嘻队长》等，以喜剧手法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干部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故事。还有川剧《丑公公》、京剧《一包蜜》、花鼓戏《镇长吃的农村粮》、阿宫腔《三姑娘》、汉剧《马大怪传奇》、吕剧《魂归故里》等，都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作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书写变革中时代生活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有深度，题材视角更加多样。评剧《风流寡妇》描写了山村中一个先踏进致富之门的女性在生活发生变化时，其情感的蜕变和精神的升华，塑造了具有变革精神、追求理想和幸福的新女性。川剧《山杠爷》表现偏僻山村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新生活的矛盾，倡导法治意识。豫剧《老子儿子弦子》运用喜剧手法，通过“科学养老子”等情节，揭示了两代人不同的生活观和对精神、物质的不同价值观。豫剧《香魂女》写在生活富裕起来之后，人们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矛盾。这些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表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故事，赋予现代戏鲜活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戏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内容和形式结合较好的作品。萍乡采茶戏《榨油坊风情》表现榨油坊从破败、废弃，到改革开放后成为新兴企业，反映了边远山区社会的跃动和嬗变，将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语言表达与重大的时代主题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淮剧《鸡毛蒜皮》描写大包干背景下农村的秩序、道德、权利等生活内容。豫剧《路边店》颂扬农村妇女自主自立、自强不息。莱芜梆子《儿行千里》以反腐倡廉为主题。评剧《男妇女主任》表达了对男妇女主任的同情，突出了做好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荆门花鼓戏《十二月等郎》以散文化的手法展现了社会变革中女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此外，豫剧《红果，红了》《蚂蜂庄的姑爷》《丑嫂》《天职》《丹水情深》，粤剧《土缘》，淮剧《十品村官》，蒲剧《山村母亲》，沪剧《挑山女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和奋力追寻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文本改编和多样化的题材视角

　　现代戏创作继承了改编文学作品的戏曲传统，成功地从文学作品中获取有价值的叙事对象，并将其转换成优秀的现代戏曲作品。

　　其中一批优秀作品根据“五四”时期文学作品改编而成。如根据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改编的甬剧《典妻》，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京剧《骆驼祥子》，根据曹禺话剧《原野》改编的川剧《金子》，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曲剧《阿Q与孔乙己》，根据李劼人同名小说改编的川剧《死水微澜》。改编后的戏曲作品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指向，有些作品对原作的思想内容做了新的升华和创造。还有一些优秀作品根据世界名著改编而成。根据马克·吐温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改编的淮剧《小镇》，实现了国外文学经典的民族化转换。秦腔《项链》从莫泊桑同名短篇小说中汲取创作灵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多个剧种改编莎士比亚剧作也获得成功。

　　现代戏中不仅有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还有知识分子题材和工人题材等等。沪剧《明月照母心》、越剧《巧凤》、黄梅戏《未了情》以女教师为主人公，书写人间大爱。京剧《高高的炼塔》展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情操。评剧《黑头与四大名旦》反映了青年工人的生活。赣剧《詹天佑》展现詹天佑和广大中国铁路工程人员一起自行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历史。吕剧《补天》写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援疆女兵与兵团人一起建设新疆，并从中获得亲情、爱情的故事。吕剧《回家》根据台湾老兵高秉涵的故事改编，讲述主人公将百余位老兵骨灰抱回故乡，帮助他们完成叶落归根遗愿的故事。

　　近年来，评剧《母亲》、秦腔《狗儿爷涅槃》、商洛花鼓戏《带灯》、湖南花鼓戏《我叫马翠花》、扬剧《花旦当家》、川剧《尘埃落定》、湘剧《月亮粑粑》等都较好地运用了戏曲的表现手段，拓宽了戏曲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为现代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革命历史题材是现代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实践之后，呈现出自觉的、理性的发展趋势。在形式的运用、内容的把握、题材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采茶戏《山歌情》书写了战争中三个革命同志在危难时刻将一场“儿女私情”升华为对同志、对革命、对民族解放事业真诚奉献的高贵之情，作品在情感处理上大胆、真实、生动，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巧妙地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新视野。吕剧《苦菜花》演绎了革命母亲和孩子们用生命和热血保卫家园、抗击侵略的故事，作品结构流畅、风格朴实、情节真实感人，是一部描写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史诗性作品。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歌颂了少年英雄刘胡兰，在表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方面都有许多出新。京剧《华子良》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华子良的人格魅力、心中的酸甜苦辣和他为革命而装疯的人生经历，创造性地运用戏曲程式，是近年来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较有影响力的作品。秦腔《柳河湾的新娘》讲述了主人公为掩护丈夫的共产党身份，不肯说出自己腹中孩子的父亲是谁，最终被活活打死在柳河边的故事。此外，楚剧《虎将军》、吕剧《石龙湾》、评剧《红岩诗魂》、京剧《江姐》、豫剧《魂系太阳河》、桂剧《漓江燕》、粤剧《驼哥的旗》、评剧《林觉民》、绍剧《秋瑾》、湘剧高腔《李贞回乡》、淮剧《太阳花》、粤剧《刑场上的婚礼》、闽剧《别妻书》、柳琴戏《沂蒙情》、淮剧《送你过江》、京剧《红军故事》、章哈剧《西双版纳的黎明》、皮影戏《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是中国戏曲现代戏中的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后，戏曲现代戏将领袖人物作为艺术形象进行塑造，为此后戏曲现代戏表现领袖人物开拓了崭新的表现空间，如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报童之歌》、评剧《东进，东进》、京剧《南天柱》《蝶恋花》等。

生活真实与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

　　现代戏创作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戏曲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在解决生活的“实”与艺术的“虚”之间的矛盾时，川剧《四姑娘》中自由时空的运用，“三叩门”等虚拟化的舞台处理；淮剧《奇婚记》中的闩门、擂门、开门、关门、门里门外等虚拟手法；花鼓戏《八品官》中刘二与桂英假离婚时，到镇上去办离婚手续，过河时刘二背着桂英而表演的“驮妻”身段；汉剧《弹吉它的姑娘》中表演的电话舞等，均使得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特征在现代戏中得到很好的运用。

　　彩调剧《哪嗬咿嗬嗨》书写彩调艺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寻找精神家园、生命归宿的生命史，充分运用载歌载舞的戏曲形式，吸收了丰富的民间歌舞和说唱艺术，采用了虚拟、自由的时空转换和象征性的意境表达。京剧《膏药章》主要演员以丑角应工，在惟妙惟肖的表演中塑造了一个诚实、善良、医德高尚而又有点迂腐、窝囊的人物，为现代戏增添了独特的艺术形象。漫瀚剧《契丹女》创造了一个婴儿在张弛有度的音乐和锣鼓点伴奏下长成大人的虚拟表演。川剧《变脸》中自觉、娴熟的舞台展现，以及对戏曲艺术形式的理解和把握，都达到了较高境界。此外，滑稽剧《一二三，起步走》《快活的黄帽子》《小城故事多》《青春跑道》《顾家姆妈》《探亲公寓》、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眉户剧《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秦腔《西京故事》等都很好地将生活真实与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相结合，使生活真实进入到审美层次。

　　现代戏中还涌现了一批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比较好的以真实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豫剧《焦裕禄》以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为原型，没有拔高人物，没有豪言壮语，既突出了党性也表现了人性，并很好地运用戏曲艺术写意、虚拟和身段等表现手段，为戏曲现代戏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豫剧《村官李天成》以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形象，剧作结构紧凑，情节感人至深，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戏曲现代戏。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的戏曲作品还有京剧《孔繁森》、越剧《马寅初》、晋剧《丁果仙》、越调《申凤梅》、苏剧《国鼎魂》等。这些现代戏都比较好地解决了生活的真与艺术的虚、写实与写意、真人真事与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与传统戏曲相比较，现代戏仍然需要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解决“戏曲化”的问题，使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在现代戏中得到稳固体现，使现代戏运行在戏曲艺术的轨道上，按照戏曲艺术的规律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