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红帆》剧照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剧照

话剧《我在天堂等你》剧照

话剧《黄土谣》剧照

　　在中国话剧百余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军旅话剧”特指人民军队作家创作的，以战争生活、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塑造战斗英雄、革命领袖形象或表现和平时期军人境遇的话剧作品。作为中国话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和部队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它始终与革命战争历史进程、部队建设发展紧密结合，一方面实现着书写时代主题、弘扬正面价值、凝聚战斗力等重要功能，一方面不断在人物塑造方法、历史叙事视角、舞台实践方法等方面进行着艺术探寻。

　　化装宣传

　　八一南昌起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军旅话剧主要发挥的是战斗中的宣传和教育功能。早期军旅话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红色戏剧”总体是“政治戏剧”，其创作与演出方式更接近化装宣传。

　　早在1927年8月，南昌起义胜利后第二天，庆祝革委会成立的军民联合会上就有戏剧表演。随后，部队撤离南昌远征广东的途中，小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的演出即在战斗和行军间隙，活跃了部队生活。1928年5月，两场话剧《打土豪》、独幕剧《收谷》、大型话剧《彭素娥》、四幕话剧《年关斗争》等在红四军宣传队的推广演出中起到了有力的凝聚人心作用。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里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文艺宣传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专门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要求在部队广泛开展演剧活动。从这时开始，红军戏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但有胡底、钱壮飞等文学艺术造诣颇深的人才致力于红色戏剧创作，更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李伯钊、沙可夫等人加盟。他们先后编创《明天》《骑兵歌》《最后的晚餐》《农奴》《为谁牺牲》等作品，将自己积累的观剧、演剧经验应用于部队“文娱活动”中，演出反响非常好，极大地推动了话剧编创，让戏剧在政治宣传教育中的力量也越发为人们所认识。这些“政治戏剧”的成功，将中央红军的戏剧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专业剧社相继成立，推出了《庐山之雪》《战斗的夏天》《南昌暴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亡国恨》《血汗为谁流》等一批作品。从反映现实斗争与戏剧结构布局、戏剧冲突设置角度看，李伯钊的《战斗的夏天》可谓红色戏剧的佳作。一场成功的演出就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课。即便艰苦的长征岁月里，分散到各部队中的文艺骨干也因时、因地、因势进行红色戏剧创演，产生了《一双草鞋》《我当红军去》等作品。在我军戏剧史上，大概没有另外一个历史时期，戏剧与政治结合得这样紧密，且如此有效。

　　文艺救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旅话剧面临了严峻形势。尤其抗战初期，根据地多位置偏僻，部队又转战频繁，加之文艺骨干不足，军旅话剧的创演陷入困境。能够演出的，多是“七七事变”前的救亡戏和一些来自大后方的剧目，紧扣时势和“接地气”的新作品几乎没有。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为繁荣部队文艺创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从组织领导到机构设置保障文艺活动的持续稳定发展。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5月晋察冀军区《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决定》等，都将戏剧活动摆在重要位置，由此产生了《流寇队长》《警号》《到山那边去》《丰收》《一个打十个》《粮食》等表现敌我斗争、表达抗战决心的戏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作家的思想改造等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群众中，到火热斗争生活中去，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富于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形式。《讲话》引领了我军文艺包括话剧创作的新方向。延安根据地战斗剧社的文艺工作者率先改变了为展示自己“水平”而演大戏、演名戏的计划，转排自己创作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各根据地剧社也纷纷转向现实题材剧作的创排演出，涌现了成荫的《敌我之间》，杜烽的《党的孩子》《李国瑞》，胡可的《戎冠秀》，丁里的《子弟兵与老百姓》，刘桢原作、崔嵬改编的《十六条枪》，姚仲明、陈波儿合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作品。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话剧创作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流脉，除了继续演出抗战题材作品外，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各部队新组建文工团的戏剧工作者们一面随军转战，一面创作了一些新作品，如胡可的《喜相逢》，李之华的《反“翻把”斗争》，林扬、严寄洲、刘莲池的《九股山的英雄》，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等。整体看，在军事行动与战争环境影响下，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的话剧多为配合形势任务的急就章，合时合势，能激发斗志、鼓舞士气，但艺术上精良之作有限。

　　重述历史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强调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正确方向。借助历史语境的特定需要与正面价值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话剧不但居于文艺格局的潜在中心位置，而且形成了以“神圣化”为核心追求的稳定的思想艺术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战争的记忆并不遥远，革命英雄的事迹还在眼前，出于说明革命之必然性、合法性与确立精神高标、珍惜现世生活的需要，重述革命历史与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成为时代选择。一时间，军旅话剧创作呈现出雨后春笋般勃勃生机。这种现象的发生自然与许多剧作家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有情感表达的需要有关，但更与他们确证政治选择正确、补充历史书写空白等意愿相关。因为，革命战争的历史，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这是一段文学艺术叙事的空白，剧作家们有责任补足这段空白，建立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此时期，作为对革命历史的一种经典化表述，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陈其通的《万水千山》、黄悌的《钢铁运输兵》、宋之的的《保卫和平》等作品，具有一定的典范价值。在胡可、傅铎、陈其通、黄悌、宋之的等人的创作示范下，百炼成钢的人物、险峻危急的环境、冲突集中的场景、雄浑刚健的气势，成为当时军旅话剧必不可少的叙事要素，并使之具有了独立的审美品格。此后，军旅话剧的创作保持了繁荣局面，又产生了《无名英雄》《把一切献给党》《东进序曲》《英雄万岁》《兵临城下》《豹子湾战斗》等影响一时的作品。除了通过革命历史故事确立正面价值，军旅话剧也没有放弃在现实警示中弘扬主旋律的努力。随着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量取材现实、具有警示意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剧涌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这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剧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将军事题材话剧的着眼点由战场、军营转移到城市生活中，并触及了军队内部思想的分歧和英雄人物思想情感的动荡，开拓了当代军事题材话剧的表现领域。

　　今天看来，无论重述革命历史还是进行现实警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旅话剧在艺术经营上都煞费苦心。就写实主义手法的艺术运用而言，胡可、傅铎、陈其通、沈西蒙等人都相当精准、纯熟，无论剧情结构设计、叙事节奏把握、人物心理刻画，还是戏剧动作安排，都见得剧作家的努力与实效。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但革命战争、军营生活的特殊性，自然使军旅话剧与日常生活相疏离，而且在配合意识形态导向，高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与铁血、奉献精神等要求下，“神圣化”几乎成为军旅话剧唯一的思想标准与艺术方法。这一方面使军旅话剧成为超凡入圣理想的尘世表达，另一方面又使之具有浓重的高台教化色彩。

　　受限于价值目标与艺术表现的超稳定性，在思想解放与艺术变革呼声四起的上世纪80年代，在戏剧观大讨论、实验话剧等潮流冲击下，曾居于话语中心位置的军旅话剧因缺乏创新而走向边缘。

　　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大多军旅剧作家锁定革命历史题材，接续自身固有的神圣化传统，续写关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神话。除了《这里通向云端》《宋指导员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蓝天，飘来一朵白云》等几部略有影响的与军营现实生活相关的作品外，“重述革命历史”之作构成了80年代上半期军旅话剧的主体。《曙光》《东进！东进》《西安事变》《秋收霹雳》《陈毅出山》《故都春晓》《彭大将军》《少帅传奇》《朱德军长》等作品，都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剧叙事风格，或钟情于英雄主义、铁血精神的书写，或着力于临危受命、足智多谋的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尤其白桦的《曙光》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在新时期之初影响深远。

　　现实关切

　　从1985年开始，“重述革命历史”的余热终于退去，《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天边有群男子汉》《我想跟你说句话》《天神》《天堂里来的士兵》《大趋势》《归去来》（又名《血染的风采》）、《雪峰恋》等一批观照现实的军旅话剧接踵问世。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军人们爱与痛交织的情感世界。此外，孟冰、李冬青合作的《她们没有墓志铭》虽然取材于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但格外关注的并非人物背后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经历了一场无声但却有力的变革，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等新的时代语境中，军旅话剧开始尝试由圣入凡，转向对军人日常人生的亲近、对他们情感与欲望的理解。这种致力“人化”、疏离宏大、回归日常的转向的直接结果是：90年代军旅话剧异军突起，不但数量众多，而且不断有质量上乘之作问世。这些作品包括：《天边有一簇圣火》《海军世家》《海边有个男儿国》《特殊军营》《绿色营地的女儿们》《战地玉人魂》《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虎踞钟山》《冲出强气流》《炮震》《“厄尔尼诺”报告》《绿荫里的红塑料桶》等。这些剧作将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导向性、教育性主题内化于生活细节与心灵活动中，既增加了主旋律话剧的艺术魅力，又拓展了其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剧作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将以往同类题材剧作中的英雄还原为凡人，开始呈现军人的世俗欲求、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的苦恼。在不放弃弘扬主旋律的任务的同时，以前所未有的还原生活、深入人性的姿态，从具有特殊意义的战场、军营、礼堂走向日常生活空间，从对功勋、荣誉、纪律的宣扬转向对情感的描述，并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进一步加大自己的人性化、世俗化步伐，并着力于叙事角度、叙事方法的革新。剧作家们创作了一批既能有效弘扬正面价值，又能走进大众审美视野的军旅话剧作品：如绍武与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王俭的《爱你不容易》，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同名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姚远根据江奇涛同名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孟冰的《黄土谣》《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唐栋、蒲逊的《红帆》《天籁》《支部建在连上》《共产党宣言》，王宝社的《让你离不成》《独生子当兵》与《独生女——让你任性》，孟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生命档案》，王宏、李宝群、肖力的《兵者，国之大事》，李宝群、王宏、肖力合作的《从湘江到遵义》等。在放弃提纯、还原真实，发现问题、确认价值，丰富手法、拓展风格等方面，这些剧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同时，剧作家们也格外注重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从话剧本体性、而非工具性价值出发，寻求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去碰撞、去打开接受者的心灵。

　　一般而言，一部文艺作品一经诞生，便会担负某种特定的教化功能。“启发”“警示”“感染”“陶冶”等使命，似乎总难以与文艺作品摆脱干系。即便那些宣称为自娱而艺术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也不可能完全服务于自娱的需要，而总是会在接受者的视野被赋予上述某种使命。尤其军旅话剧，由于与政治宣传的先天关系，在教化与审美之间，难免会更注重教化功能的实现。不过，在时间的淘洗中，留下来的总是那些艺术上更为严谨或更有创新的作品，它们在历史途经之地，为部队文化艺术创作打上了一个又一个记忆的结。